【摘要】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开始到如今，短短3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无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两重天地。市场经济何以有如此魔力，能让岌岌可危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并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何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为坚持改革方向找到理论基础;必须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构建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出发，这种一致可以使我们通过总结历史，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逻辑;必然
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社会
毛泽东时代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有人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话：“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来据此认为社会主义必须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由于这种简单教条式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生存资料全部公有制，使得在传统社会主义发展中，政府取消了商品经济，施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制的理论就会将“生产社会化”错误的理解为简单的生产规模无限扩大，以至于社会成为一个大工厂。这导致了当时的社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不良风气：
(一)社会思想僵化，缺乏自由民主，官僚主义盛行
社会思想的僵化，缺乏自由民主。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化，个体必然没有选择地被狭隘集体化。在这样的体制下，所产生的就是绝对的人身依附――个人是集体的附属物。经济上的绝对依附使得个体没有私有财产权，这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权。财产权是生存权、自由权的基础，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正如洛克在天赋人权论中强调的：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权和话语权，也不会有政治民主权。因为经济的绝对依附，个体所做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不是民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更谈不上创新。社会思想文化单一化，统一集体化，社会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倒退。
官僚主义盛行。当个人在政治与经济上完全依附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集体用行政的高压手段控制个人，就会产生高于一切的集体利益。而这个“集体利益”不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是“某一个人的利益”。集体利益成为特权者的代名词，最终得到发展壮大的是官僚主义，强化的是行政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思想被禁锢，个人的自由个性被压抑，社会衡量标准一切以权威之是非为是非，将长官的意志奉为真理。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盛行，官僚主义也愈演愈烈。
(二)生产效率低下，社会全面退步
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一旦个体被迫的进入“集体主义”下，就表现为“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这种形式上平均主义实质上并不公平。当大家做好做坏所得到的结果都一样时，实际上是勤劳多干者的劳动果实被懒惰少干者“公平的平分”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是懒惰的人越来越多，而劳动成果却越来越少。经济效率低下的不可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认，向贫穷的、粗鲁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我们说所有的资源都平均的归大家公有，那么实际上人们将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不难理解这种物主权虚拟化所造成的后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公有资源的不负责任。如果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在河里捕鱼，只要能到手，那么他们就会尽可能的多捕。因为是公有的，谁都可以去捕，哪怕是竭泽而渔也心安理得。那么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严重，这将对资源是巨大的浪费，最终结果准确地讲，就是共穷。
这种物质的严重匮乏导致的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情况，必然会出现马克思所言的那样：如果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那么“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生产力发展缓慢，是一切社会病状浮现的根源。在这样的体制和状况下，政府官员又必然会以集体的名义直接操纵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资料名义上虽然人人都是所有者，但这实践上普通老百姓却一律“平等”的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社会主义越搞越穷，初衷和最终结果渐行渐远。
二、理论的重新认识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本指针，主要在于中国的内在需求“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问题写成的。这些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应用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对理论理解断章取义，那么实践的结果将是南辕北辙，再多的努力也是“反作用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经过漫长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在仰望“共产主义”星空时，更应该脚踏实地了解中国的实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现实问题不是消灭商品经济，更不是超越商品经济，而是连最起码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都没完成。我们要做的不是建空中楼阁，而是补基础，不能不顾客观规律，人为的去创造“集体”，建立了一种富有空想色彩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所谓“集体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是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创造的，其实质就是将自给自足的权力控制的自然经济形态强行推广并普及到整个社会。正如顾乃忠所言：“如果说一个民族处在群本位阶段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它处在历史的‘幼年时期’，那么，如果一个民族不意识到自己处于‘幼年时期’，反而为幼年时期的无知辩护，那可能比‘幼年时期’还要小三岁。中国文化转型的最大障碍不在于自己处在群本位的发展阶段，而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不自觉”以幼年期的意识去反对成年时期的意识，这样的民族是不会有历史的。 人为创造的集体里的个体是没有活力的。这样的个体是被迫的，没有自由和个性的。没有个性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切创造性都是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如果社会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无足轻重，不负责任，那么这样的集体是没有生机的，这样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当共性过于对个性的制约时，这会摧残创造力，阻碍社会前进的，是专制主义社会。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集体主义。真正的集体是以每个人充分自由发展为前提，个人与集体是内在和谐一致的，为的是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某个人”的发展。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是统一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唯一标准。共产主义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社会为个性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个性尽善尽美的展现出社会的共性。
中国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国的客观实际，不切实际地违背了历史发展否认规律，注定是失败的。人类如果没有实现商品经济而不顾客观规律，仅凭主观愿望跳跃到产品经济，这只能是历史的倒退，本质上是全面退回到亚细亚社会。
三、市场经济是必然选择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是要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人类活动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还是要落到人的解放这一核心上来。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自由，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关键在于打破人身依附关系，打破被束缚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死板的集体主义的大锅饭。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生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体制，关键就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去掉个体束缚，让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之所在，只有依附而没有独立性人格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是没有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个体因为约束而失去活力，这个群体的生命力也必然衰竭。只有个体的自由作为集体的基础，让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高效率的统一。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体只是狭隘群体的附属物而存在，自由的空气匮乏得令人窒息。一个本来属于集体的有机部分个体被硬生生地从其统一体中分割出来被孤立对待，这使集体变成了抽象物同个体对立起来，最终造成自我的不断丧失成为发展集体主义的唯一途径。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性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主选择并自我负责，在自由与责任同在的价值理念上，享受主体权利并勇于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负责的义务。当个人价值得到尊重时将有利于个体增加对社会的感情和自我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提升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社会的凝聚力。而由这样千百万自由个体所组成的社会能够释放出的能量是巨大的，潜力更是是无穷的。它必然会激发出更大的民族活力，最终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共赢。
(二)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让每一个人的潜在能量都最大的释放出来，其核心就是要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秩序，而平等与自由是商品经济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形式的基础。”交换的前提是每一方必须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方可，此即自由，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商品交换中与身份无关，彼此平等。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冲突与利益的协调需要法制的规范。只有自由的个人才会承认别人的自由，主体思维价值在商品的交换中“自然”而“默契”地形成平等自由法制的社会共识，最大限度的符合人们意愿并且公平正义秩序也逐渐表现出来。自由平等法制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市场经济形成的是一种文化伦理，那么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就是一种制度保障。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所以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解放个体，其关键是打破僵化体制。在传统的“集体主义”下，这种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它作为封闭式经济，不能不具备封闭式经济的最根本、最主要的特征，这就是劳动和物质资源即生产要素的直接分配，它作为社会范围的经济，劳动和物质资源又不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分配，而在全社会的范围是难以进行直接的、非市场的分配，这就是矛盾。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失衡、效率低下，以致产生腐败现象等等，就是这个矛盾的结果”正因为这种不可避免的根源，传统体制必然是没出路的。市场以其巨大的穿透力将束缚个人发展的各种狭隘封闭的群体击得粉碎，从而使个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及精神解放，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分化，经济组织又与政治组织分开。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属性，是解放生产力的最现实最理想选择，所以我们需要变革，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市场经济是孕育政治文明的温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自由、平等、法制的价值理念。中国在实现经济的腾飞时，民主政治建也开启了新时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1-72
[2]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
[3]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4]顾乃忠东方文化的形态学透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
(3)
[6]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7
[7]林子力走向市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