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拨。主张文学文本批评的跨学科性，让文学文本参与到其他文化文本的对话中来打破文学文本受保护的独立状态，使得文学批评从内射性转向外放性。文学和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之一。新历史主义指出文学与历史二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前景“和“背景”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一定就是“事实”，而文学家所写的也不一定就是“虚构”，历史和文学从此等量齐观。小说《囚鸟》将文学创造的想象性和虚构性与历史事件的事实性糅合在一起，使得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同台表演，上演了一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美国历史大戏。
一、文本的历史性――作者笔下的真实历史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与社会背景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种文本是密不可分的，文本则是特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文学文本则是经过作家转化的文本符号，历史文本同样也是经过历史学家的转化后形成的历史文本符号，因而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此外，不断被完善修改的文本自身也成了一种历史文化事件，文本不仅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参与着历史建构。因而，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具有历史性的。
《囚鸟》开篇“是啊――基尔戈・屈鲁特又回来了”，冯内古特明确表示过“屈鲁特其实并不存在。在我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时震》;9）。”科幻小说家屈鲁特已经被公认为是冯内古特本人在其作品中的代言人，无形之中消解了整部作品的历史客观性，建立了主体化的叙述角度。小说情节由主人公，身穿灰绿色囚服的瓦尔特・斯代布克的出狱展开，随后作者缓缓道出了主人公斯代布克的跌宕起伏一生中的三次入狱，这其中作者巧妙的将虚构的主人公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挂上了钩，从而勾勒出美国自20世纪以来七、八十年的历史。通过虚构的“库耶霍加大屠杀”，描绘出美国20世纪以来尖锐的劳资冲突;通过叙述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冤案――萨柯和樊赛蒂事件，表现了作者对只保护资本主义的美国法律的憎恨;通过对美国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的叙述，则无情的揭露了美国政府的虚伪面，讽刺了腐败的美国官僚政治;作者更是通过塑造拉姆杰克公司的老板――玛丽・凯瑟琳・奥朗尼的这一形象挖出了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实质――只能是无止境的剥夺和压迫。在这一系列的虚虚实实的事件里，上到美国的上层建筑，下到经济基础，作者对其无一不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所有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虚构的无迹可寻的小人物，还是响彻历史长河的大人物，都无法逃脱当时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束缚，不得不被历史势力所左右。同时，作者在创作《囚鸟》时并没有将史书上的记载内容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而是在这些记载中进行取舍修改，让虚构的小说人物不经意间闯入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成为历史事实，小说最后作者竟堂而皇之的将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的名字清清楚楚的列出来，告诉读者哪些是历史真实的，哪些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以示清明。作品中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经过作者笔尖的刹那都有了些许的变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作者的主观创作，而是作者在已有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虚构情节，使得历史事件和人物变得更为可信，作者清楚的明白所谓历史人物，也已经是对自身进行过虚构的人物了。
二、历史的文本性――作者笔下的历史
蒙特罗斯所提出的“历史的文本性”，是指批评主体是无法亲自去体验历史。如果没有流传并保存至今的文献，人们是无法对历史进行探索的。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总是无法避开主观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文本从而也具有了文学文本的虚构性。通过小说创作的文本和文化层面更清晰地表现出历史的文本性。
从文本层面来说，文学不是被动的反映历史，而是主动参与历史意义的颠覆和建构。主人公瓦尔特・斯代布克毕业于美国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从而成为了一名“哈佛大学毕业的上等人”，就在斯代布克认为政府里越来越多的职位由哈佛出身的人来担任合情合理时，却又发现原来许多“不入流”的人是来自哈佛的，而在监狱里，“哈佛出身的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稀罕的地方”，甚至是“许多坏事都可以追究哈佛的责任”。作者冯内古特显然将哈佛大学描绘成美国的缩影，改名换姓的去读哈佛的斯代布克则是所有放弃一切来到美国追梦的欧洲人的缩影，他们以为只要来到美国便会拥有一切，却原来不过是进了一所放大了的监狱，一个“屠宰场”。斯代布克不仅仅是那些来美国寻梦的人的缩影，也是美国最普通民众的写照。他同大多数美国民众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和平、富裕、幸福总是能够想办法实现的”，然而最终他知道怀有这样信念的自己只是一个“傻瓜”而已。通过斯代布克这个缩影形象，美国旗帜飘飘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平等和幸福”已经荡然无存了。而人们一直以来所以为的“美国梦”的美好的传统意识也完全被颠覆，建构了一个即便是在美国这么一个众所向往的国家里也会有不平等和压迫的意识。 从文化层面来说，小说的创作离不开作者所处时代文化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出的现实的不确定性、思想的不统一性致使人们产生了新的观念来看待世界。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的冯内古特，更是认为传统的小说模式已经不适用于表现后现代不确定的世界，不能有效地表现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囚鸟》是冯内古特后现代作品之一，小说的创作技巧带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特色。
小说“支离破碎”的情节便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常用的技巧――蒙太奇（montage），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有意识地结合，从而表现出后现代的一种“非连续性”的时间观。《囚鸟》第一章短短三页纸的内容里，读者仿若身处时空隧道里一般，时间和场景都在不断的变化着，从牢房床上的老头儿斯代布克，到欧克里德大街的宅邸里小斯代布克，镜头再一转看到年轻有为的斯代布克在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工作，最后又回到那个坐在床边、击着掌、唱着荒诞不经的歌的老头儿斯代布克。不难发现作品的每个章节似乎都在进行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跳跃，情节似乎是断断续续、凌乱不堪，然而正是这些非连续性让人感到荒诞不羁。
此外，小说《囚鸟》主要取材于“水门事件“等美国历史上诸多真实事件。在小说中冯内古特反复使用大量如“要心平气和”、“天下真小”、日子照样过下去“等短句以及一些夸张、幽默的语句，巧妙地将一幕幕真实的和虚构的荒诞场景串联在一起，从而消解了历史的独立性，赋予历史以文本性。
三、结语
冯内古特作品背景多为别的星球或是异国他邦，谈论的多是后工业社会里机器给人带来的不堪影响。在他以美国社会为背景，以过去的历史反思美国社会发展的、带有新历史主义批评色彩的作品中，《囚鸟》当居其一。小说中作者虽然搬出美国历史上的名人事件，但并没有按史书纪实般的写下去，而是将他们放在虚构的人物情节中来想象他们的反应，对历史进行调侃和戏仿，却又不排斥对大的历史事件的描述。把历史成分引入小说框架内，将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并置，将有案可稽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混为一谈，完全突破了事实与虚构的疆界，将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最终达到文本历史化和历史文本化。由此，《囚鸟》不仅使小说中的瑰宝，其创作融合了冯内古特擅长的各种手法，更是将真实与虚构完美结合的绝佳的新历史主义代表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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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