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喜爱编棋题，这是他在欧洲流亡期间养成的嗜好。为了构思一道特别的棋题，他甚至会一连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煞费苦心地设计各种精巧的骗着和虽然简单却最出人意料的正解。纳博科夫后来曾感叹，在他精力最充沛也最多产的岁月里，这一美丽、复杂而又刻板的艺术吞噬了他太多本该用于写作的时间。编棋题让他体验到一种精神愉悦的刺痛，得以暂时忘却流亡的艰辛和苦痛。他也从中悟到了写作的奥秘，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就类似于棋题编制者和解题者之间的竞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纳博科夫的小说――甚至包括自传在内，都是一道道精心编制的棋题，复杂而精妙，充斥着各种难解的谜团。作为读者，我们总能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看见他那略带嘲弄意味的狡黠目光。
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就是一部解谜之作，她想解开的谜藏在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曾与一位英国同学过从甚密，两人有着相近的文学趣味，但政治见解却大不相同。这位绰号叫奈斯比特的英国同学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坚决地捍卫列宁和俄国革命，还冷酷地为革命中所发生的野蛮的恐怖行为辩护，这让身为俄国贵胄却因革命爆发而被迫流亡从而失去了家园和初恋的纳博科夫颇为恼火，两人常常因此激辩，不欢而散。奈斯比特是否实有其人？他究竟是谁？这正是刘禾要解开的谜。
纳博科夫笔下的奈斯比特身材瘦长，烟斗不离手，他喜爱诗歌，而且还参加过一战。在《六个字母的解法》里，叙述者正是抓住这些线索来一步步解谜的，其间虽也遇到类似于棋题中的骗着的各种交叉小径，但每一次误入歧途又都会带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这些散佚的历史断章不仅令人兴味盎然，而且也发人深思。我们因而得知在一战后的剑桥竟还有一个人数不少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不仅有思想激进的作家文人，还有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这样的杰出科学家；我们还吃惊地发现奥威尔这位头上一向罩着反专制、反极权的光环的文化英雄，竟然也干过向英国情报部门告密这等令人齿寒之事，而他的传世名作《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竟是全靠英国情报调查局（IRD）和美国中情局出资力推才得以流传开来，没有文化冷战的需要，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奥威尔。这些事实都足以颠覆一些既有的历史叙述，促使我们去思考是否存在着被遮蔽的另一种历史，而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一些知识和观念却可能是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建构。在冷战的阴影并没有彻底消失的“后冷战”时代，这种提醒恐怕仍然是必要的，它也许能把我们从历史终结论的迷梦中唤醒。
究竟谁是奈斯比特？这个问题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明确的答案。在《说吧，记忆》里，纳博科夫曾谈到这本自传的写作方式：“我承认我不相信时间。我喜欢在使用过后把我的魔毯折叠起来，使图案的一部分重叠在另一部分之上。就让造访者旅行去吧。”尽管这主要是就整本书的结构原则而言，但未尝不可以说也是他刻画人物的方法。奈斯比特这个人物很可能是杂取了两三个人的形象重叠而成，那么他就不只是这一个或那一个了，而可以代表包括普里斯特利、金斯利・马丁等作家文人以及李约瑟、伯尔纳等红色科学家在内的整整一代英伦知识分子。纳博科夫希望他的读者把阅读当作一次旅行，尽情享受沿途的风景和奇遇，而不必追问究竟去向何方。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就把解开奈斯比特是谁这个谜也看作是一次旅行吧。
作为著名文学研究专家，刘禾对纳博科夫的写作策略自然不陌生，她知道重要的不是谜底本身，而是解谜的过程。只要能引领人们一路饱赏平时看不见的奇景，启发他们去反思那些早已被当作常识而接受下来的固化观念，那么，谜底到底是什么实在已无关紧要，或者可以说解谜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出于这种考虑，刘禾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跨文类的写作方式，将学术探究与佚闻掌故以及亲身经历编织在一起，以便尽可能地包容各种貌似松散的材料，使一波三折的解谜过程渐渐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本书读起来的确很愉悦，它没有学术著作艰涩高深的内容，却不乏优秀学术著作通常拥有的严谨以及巨大的思想容量；它也不能算是一本小说，因为里面很少有虚构性的内容，也没有充满叙事张力的完整故事，但它又的确是一部叙事作品，有着出色的小说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和趣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禾谈到自己这种开放式的写作，认为这是在尝试着“重新发明文学”，让文学重新获得厚重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含量。在此书后记中她还提到，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既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也和我对二十世纪蹉跎岁月的整体思考有关，其中包含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纠结”。虽然她没有明说这些内心的困惑和纠结是什么，但细心的读者大概也不难从书中有所领会吧。
刘禾反复强调这本书是写给中国的普通读者看的，她显然是希望与更多的同胞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她讲述的虽然主要是“剑桥帮”的故事，但其中也不乏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片段委实都大有深意。
为何同在剑桥，徐志摩们与他们的英国同学们思想差距就这么大呢？莫非这也与阶级出身有关？社会底层的苦难和不公大概很难进入贵介公子们的浪漫唯美之眼，或者即使看到了，也还是不会有切肤之痛吧。作为“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们对政治倒未必真的漠不关心，至少徐志摩就曾对国内掀起的共产风潮很是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革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唯一理想的政治方案当然是点滴的改良，慢慢来，人人各安其分，各尽其力，如此便天下安稳、风月常在了。只可惜他们的这等理想连同为此付出的些许努力都打了水漂。天下偏有那么多不安分而且粗暴的人们，这也难怪，毕竟不是谁都能过上他们那种既优渥又风雅的好日子的。及至后来风暴骤起、天地变色，名士风流连带着“独立见解”就全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尘封了许多年。然而属于他们的时代终究会来临，在大潮退落后，他们依旧是世人眼中被遗落在沙滩上的珠贝，会有许多双手将它们捡起，抚摸，把玩，啧啧称赞。耐人寻味的是，徐志摩们的英国同学，红色的“剑桥帮”，他们的命运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轨迹。在“太平成象盈秋门”的盛世，还有谁会记得他们的名字？在很多人眼里，他们戛然不群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大概都是悖谬、迂阔、不可理喻的，他们对理想社会的热烈想象、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恐怕也只能用知识分子的幼稚和天真来解释吧。
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但历史却并不会终结。纳博科夫说，螺旋就是一个精神化的圆，它以螺旋的形式解散开来，不再是恶性的循环，它的每一次盘旋又都可以看作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螺旋还在上升，被暂时遗忘的记忆会苏醒，正如泛起的沉渣最终还是会落下。时间仍然值得相信，只是我们需要不时地提醒自己，别被那些在历史中瞬息变幻、不断交叠的繁复花样耀花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