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产生，但是它的运用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由自发到自觉，该方针得到充分运用，并臻于成熟。
[关键词]敌进我进；军事方针；形成发展；历史过程
一、抗战爆发前，红军对“敌进我进”军事方针的运用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针对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主义”，刘伯承提出了事实上的“敌进我进”的战术。他谈到：“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碉堡封锁线的间隙，而入其后方交通线上，实行穿插。有些地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的深远后方，特别是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2]然而，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刘伯承“敌进我进”的思想未能付诸实践。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也向中央提出类似的建议，同样未被采纳。
1935年初，粟裕将“敌进我进”的理论付诸了实践。为了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的转移，粟裕奉命带领只有四五百人的挺进师，进军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那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他们远离红军主力，孤军深入国民党军腹地，面对的是几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攻，挺进师运用事实上的“敌进我进”的战术，避免与敌正面交锋，生存并坚持了下来。
二、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对“敌进我进”军事方针的运用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侵华初期攻城掠地，进展迅速，广袤的华北沦为敌后。但日军的占领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并不巩固。孙子曰：“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我党逐渐认识到华北敌后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挺进，从战略上“敌进我进”。
面对严峻的形势，八路军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破敌之策。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往往是同时产生的。在晋察冀，聂荣臻经反复考虑，认识到只有向“敌后的敌后”发展，文章才能做活，敌后抗战才有出路。罗荣桓，在山东实行“翻边战术”，即“你打到我这边来，我翻到你那边去”。晋绥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了“向敌人挤地盘”的口号。这些都与刘伯承早在1940年就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