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从中国民众思想脆弱、容易出现矛盾心理的现实条件出发，分别采取了相应的疏导、安抚的大政方针，有效地平衡了民众的心理，维护了社会大局的稳定。
一、改革前民众的矛盾心理与我党重点解决温饱的方针
（一）对获得解放的喜悦。在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伟大理想的驱使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凌辱的历史，结束了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实现了全中国四亿五千万同胞渴望解放、过上和平安稳日子的期盼，人民群众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
（二）对频繁政治运动的郁闷。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但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首先，因政治运动造成了不该有的经济和民生损失。文革十年，因忙于窝里斗，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拉大了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差距。而在19591961年的苦日子里，全国各地闹饥荒，竟有无数儿童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其次，反右扩大化及文革十年，民众的政治心理受到极大伤害，不仅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就连人们之间的基本信任关系也荡然无存，国人在内心倍感憋屈。
（三）党重点解决温饱的方针
改革开放初期，以发展是硬道理为理念、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真情的邓小平，非常关注人民生活，把解决人们温饱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这一时期，党中央和邓小平根据人民的意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标准。通过一系列新政的实施，不仅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使民众获得了精神解放、言论自由。民众倍感满意和舒心。
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要突出温饱问题的解决，其依据首先是中国民众有刚柔相济的双重性格。中国人温良恭俭让，但为了生存和活得有尊严，有时也敢于铤而走险。其次，中国人为气顺敢于说不。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民众为争取民生权利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事件，是民众借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名，通过大规模集会演说的形式，强烈抗议四人帮暴虐的政治事件，它表达了民众追求民生、捍卫民主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意志。这说明，倘若在精神上被压抑过分、过久，就会引起火山爆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
二、改革后民众的矛盾心理与我党采取德法兼治的方针
（一）端起碗来吃肉的满足。首先，民众在物质上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满足。邓小平在1978年底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把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民众的温饱问题逐歩得到了解决。其次，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一是为错划的右派分子摘帽。二是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三是国家取消反革命罪罪名（1997年），因言获罪的现象不再发生。
（二）放下碗就骂娘的冲动。任何成功的背后均要付出代价，我国的改革也不例外。市场经济是坚持等价交换原则的经济形式，它的正确运行需要以市民的高素质、经济资源充裕和高度的法制化等为基础。但很显然，我国目前在这些方面都还很欠缺。正因为如此，道德滑坡也就搭上了顺风车，民众的情绪也被带到了谷底。首先是民众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极其不满，其次是对人际关系冷漠、失去诚信倍感寒心。
（三）党采取德法兼治的方针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江泽民根据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软硬并施、官民同治、并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重点的治国方略。党对民众的思想安抚，是通过外在的市场经济秩序整治、内在的良心良知唤起而实现的。
党采取德法兼治的方针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在改革之年，民众的思想偏激、爱发无名火、动辄情绪失控。从表面上看，是民众的素质低下。但从实质上看，民众的火气，往往是对政府工作不满的抗议方式。一方面，民众对社会乱象整治不力深感不满，尤其是在维持竞争秩序、保护合法经营，以及对食品、药品、医疗安全监管等方面，对政府的不作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公众对公职人員的工作作风强烈不满。针对公职人员的某些不作为或乱作为，公共媒体实施了扒粪运动，以替民众泄愤。当警察上班炒股、上网打游戏、公车私用等行为发生时，往往被当作出彩的爆料，公众由此感到很解气。面对个别公职人员将公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而被判刑时，公众和媒体都喜形于色、深感惬意。
党采取德法兼治的方针还源于对中国民众接受教育的特点和习惯的理解。首先，中国民众需要法制教育。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是个历史上充满人治传统、不喜欢受法律约束的民族。但市场经济是个法制经济，不论人们喜不喜欢，都要以法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法制观念的养成只能靠慢慢渗透。其次，中国更需要德治。中国有修身养性的优良传统。相对于刚性的法制，中国民众更喜欢柔性的德治。
三、改革深入发展中民众的矛盾心理与我党实施科学发展的方针
（一）对法律法规的热衷
在我国，尽管法制社会还不够完善但法律意识已深入人心，民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首先，随着我国上层社会的出现和中产阶层的扩大，他们为确保既得财产的安全而热衷于法律的研究和求助。其次，社会下层的人群也越来越离不开法律。社会下层的人群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是我国当下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城里处于最边缘的地位，干最重、最脏、最易受伤的活，却得最低、最少的工资、待遇，这需要依法维权
（二）对刚性社会缺少人情味的悲伤
社会法律对人们的保护犹如高层大楼对人们的保护。人安全了，但左邻右舍陌生了、甚至不认识了，彼此间的信息交流和关爱也被混凝土墙和大铁门隔绝了。所以，在法制社会，往往是刚性的东西多，柔性的东西少；硬性规定的东西多，体现人情味的东西少。我国又恰恰是一个极力追求人情味的民族。其次，从犯罪范畴来看，有的犯罪分子穷凶极恶、谋财害命，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荡然无存。
（三）党实施科学发展的方针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胡锦涛根据社会改革中刚性东西多、柔性东西少；见物多，见人少；见浅层次多，见深层次少的现实，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党的抚民思想，是通过满足民众不同层次需要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路径实现的。
党实施科学发展的方针首先是源于对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民众的理解。改革30多年，使中国民众不再满足于一般温饱的解决，而是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需求与日俱增；人们不仅需要法律的保护，而且还追求温馨、温情的氛围和呵护。民众强烈呼吁爱的回归和让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其次是源于人们对公职人员的期望。针对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有的国家公职人员追求奢靡生活作风的现状，党中央和胡锦涛提出了发扬党的两个务必光荣传统。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不仅是人本的表现，还是人本的内容。再次，还源于党对在改革开放中竞争失利者及弱势群体的深切理解。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在改革中获益，可有的人却受损。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核心。针对党内的弱势群体，指明了具体的人本方针，改变了昔日对党员所空洞要求的小车不倒只管推、活着干，死了算的极左态度。
四、改革瓶颈中民众的矛盾心理与我党突出生态环境整治的方针
（一）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欣慰
2012年，黨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上台，就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上升到国策的高度，民众十分感动和感谢。习近平在2013年5月24日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说：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二）对环境日趋恶化的忧心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首先，从天灾来看，我国的自然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危害大。其次，从人祸看，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谓环境污染，是指因人为的活动，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向自然界排放，导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它包括海洋污染、大气污染、陆地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噪音污染等。此外，还有环境破坏。所谓环境破坏，则是指人类对开发利用大自然的不适当行为，致使环境效能降低或失效，以致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危害性。
（三）党突出生态环境整治的方针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习近平根据时代变化、社会需要、民众期盼，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民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突显出来，以此为突破口，实施了一系列顺乎民意的方针。
突出生态环境整治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鲜明的施政特点。习近平非常熟悉中国老百姓倍受不良自然环境折磨的艰辛。他在青少年时期曾去陕西当知青七年，那里是中国名副其实的黄土高坡，群众饮水都很困难。2009年他作为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去内蒙考察，脚下全是尘土飞扬的土路。这些经历，有助于他立志改变中国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一个人民满意的中国梦。所以，他一上任，就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以实现中国梦为基础，帮助民众个体也实现个人梦。但这些都以整治好自然环境为基础。
习近平重视生态环境整治，还源于他宽广的爱国情怀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伟大复兴目标中必然包含自然环境整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