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理论家、革命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尼古拉・布哈林对于克格勃曾有这样的评论：“这个创造奇迹的机关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党员干部干掉。倘若斯大林怀疑一个人，马上会有证据出来证实他的可疑之处。”
近年来，查普曼等俄罗斯间谍的被捕把现代版克格勃―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推至风口浪尖。通常意义上说，这些在纽约被逮捕的间谍被看作是“探子”，其秘密活动并不受外交保护。与普京、梅德韦杰夫低调处理此事相比，俄罗斯民众热情高涨，极力声援这些被捕的“探子”。
在苏联间谍圈子的传统里，很少有人能比“探子”、特工赢得更多的尊敬，在人们眼中，他们拥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智慧和宇航员的坚韧。即便在今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方网站上仍将苏联时代的特工按照名字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挨个列出，视为国家英雄，接受人们瞻仰。而秘密特工斯季尔利茨渗入纳粹头子希特勒核心集团的传奇故事，更是被搬上了电视荧屏，深入民心。连普京也说，斯季尔利茨的形象帮助塑造了整整一代的苏联青年。
苏联解体时，曾经横行俄罗斯的克格勃被“大卸八块”，其往日的跋扈也一并收敛。《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抓捕俄罗斯特工事件足以证明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特工网络不仅存活了下来，甚至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他们的任务也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完成。回顾克格勃走过的74年历史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从昔日的内外安全二合一到现在的对内对外职能分离，俄罗斯间谍机构走过的是一条从权力膨胀到消解的不平常之路。
被推倒的塑像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一个半月之后，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简称“契卡”。捷尔任斯基将其肩负的任务概括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
当人权被秩序所侵犯时，人们开始指责“契卡”，但列宁不为所动。就像他对“契卡”的评价一样：“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比什么都重要。”“契卡”诞生于布尔什维克立足未稳的特殊历史时期，直接诞生于列宁对秩序的坚持，这或许已经奠定了克格勃的历史底色。“契卡”沿着列宁划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并迎来斯大林、亚戈达和贝利亚。在“大清洗”中，没有法庭，没有侦查和预审，克格勃完全沦为了个人独裁的工具。
被列宁誉为“全党最喜爱的理论家”的尼古拉・布哈林在接受审判前写下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当革命思想指导着‘契卡’时，它捍卫国家不受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对敌严酷是有道理的。而现在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迎合着斯大林的狐疑心理。它对内严酷，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
1991年8月19日，已于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这个情报帝国第一次站到了政权的对立面，发动政变企图挽救苏联。这是一次不成功便成仁的行动，如果失败，克格勃将万劫不复，末代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十分清楚这一点。也许他到死都在后悔，他们的“阿尔法”部队无法从克格勃接到明确指令，最终失去逮捕叶利钦的机会。如果总部在“阿尔法”的数次询问中哪怕给出一次明确指示，历史都将被改写。
政变失败，克格勃只能愿赌服输。“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塑像被推倒，克格勃被迫取消了其内部的苏共组织，巴卡京开始主持改组克格勃工作。一位老克格勃闯进总部大楼，对着巴卡京喊道：“我是共产党员，到死也是！”巴卡京平静地回答道：“我只关心你的业务水平，你的信仰我不关心。”
到了选择的时候，很多人都被迫做出了改变，这其中就包括普京。政变发生后，普京辞去了在克格勃中的职位。他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之境，无奈地看着自己为之奋斗了6年的情报机构分崩离析。
第二个黄金年代
“一个人抵得上一支军队，所以我萌生了当间谍的念头。”2000年的一天，普京对一位传记作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人理应是对外而不该执行对内镇压的，是用来捍卫国家利益的―这就是普京眼中的间谍。
1991年，叶利钦同巴卡京一道将昔日的克格勃拆解，对外情报给了对外情报局，安保和监听给了保卫局和信息局，剩下的大部分工作都留给了联邦安全局。而它的总部就是卢比扬卡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1998年，已经在莫斯科重新开始政治生涯的普京被叶利钦选为克格勃主要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
当普京以联邦安全局局长身份回到这里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回家了！”在一次会议中，普京对情报人员说：“不要为克格勃昔日的历史感到难为情，克格勃有很多英雄，我们要为他们的业绩感到骄傲！”那些英雄是谁？当然是那些“对敌严酷”的英雄，而不是那些“对内严酷”的党棍。
2004年，在普京的命令下，捷尔任斯基雕像被重新竖立。不过，地点选在了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小村庄。随着普京的崛起，俄罗斯情报机构迎来了第二个黄金年代。他们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费不断增长。昔日的克格勃也纷纷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是：谢钦（普京心腹、俄罗斯副总理、俄罗斯石油负责人）、祖布科夫（俄罗斯副总理、俄气集团领导人）、弗拉德科夫（俄罗斯前总理、对外情报局局长）、伊万诺夫（俄罗斯副总理）等等。在高峰期，有70%的政坛人物是前克格勃或前武装力量军官，因此人们为他们送上一个绰号：“强力集团”。
2004年，一部名为《生死倒计时》的影片在圣诞节期间登陆莫斯科各大影院。影片以曾经震惊世界的莫斯科剧院绑架案为蓝本，反映了新一代俄罗斯特工智勇双全的英雄本色。这位能够上天入地的智勇特工是好莱坞式的英雄人物，也是一位俄罗斯间谍。决定投资这部影片的正是普京，而他麾下的联邦安全局则为影片拍摄提供了装甲车、运输机、坦克等等一大批真家伙。
这些都宣告了一点：俄罗斯间谍回来了。他们不是克格勃，而是新一代的俄罗斯间谍。俄罗斯间谍新旧时代的分割点或许就是普京辞去克格勃职务的那一刻。当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重新竖立起来时，一切都回到了这位先辈预先设定的轨道里。 新时代的克格勃
现在，掌管俄罗斯间谍的机构是对外情报局，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现代版，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负责对外情报搜集，而同为克格勃继任者的联邦安全局则专职反情报及国内安全。由于普京的特殊关照，对外情报局在后冷战时期的今日极度活跃。
对外情报局曾表示，苏联解体后其任务有根本性的改变，且已停止冷战时期的“全球化”策略―在全球每一个有西方密勤人员的地点派驻特工――目前只在攸关俄罗斯实质而非想象利益的地区活动，其现任局长弗拉德科夫及其前任普里马科夫都曾出任过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一职。
著有五部冷战情报机构著作的列奥尼德介绍说，俄罗斯情报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了混乱，当时，特工大量流失，海外资产也大批失踪。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些人员重新集结，他们建起的网络重新恢复到苏联解体时的规模。
美国逮捕11名俄罗斯间谍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都大为震惊，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现代的克格勃―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就连前克格勃将军卡路金也深感震惊：“这是对过去时代的一种回归，但即便是在冷战最糟糕的年份，我认为在美国的“探子”也不超过10人。”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一下子抓到11名俄罗斯间谍，要么是因为俄对外情报局早已不如克格勃那么专业化，要么是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技术更加老道。
不过，对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局对此全无兴趣。俄罗斯政府上下始终对此次间谍事件并不感冒。显然，他们现在的着眼点并不在这些特工身上，除了遍布世界主要国家的“探子”之外，他们还打算再次把目光对准国内，重走克格勃成立之初的老路。
2010年4月，一份提案引起轩然大波。提案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提交，内容是扩大联邦安全局权限。如果提案得到通过，俄罗斯特工今后将可以不通过法庭，直接把被他们怀疑威胁国家安全的人拘留。当初，捷尔任斯基成立“契卡”并告诫它“将反革命分子交给法庭处理”。但是，斯大林的“契卡”没有遵守这一切，否则就不会有那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件。难道历史要重演？
2010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新法案，扩大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权限，其中包括联邦安全局特工“在缺乏起诉根据的情况下”，可以对所辖案件中“行为可能违背法律或导致犯罪的自然人提出警告”。但是，原提案中有关“对不执行正式警告者应负责任”的条款，以及可以“传唤公民到安全机关听取警告”的规定被删除了。至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权限得到了扩大，但是仍没有完全放开。
普京上台后，面临的局面与当年列宁的处境如此相像，政权的威信亟待建立。通过“强力集团”的建立，垂直执政体系的成型，普京牢牢地抓住了俄罗斯的权柄。在这一过程中，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亦功不可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逸出戈尔巴乔夫自由化改革所创立的制度框架，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亦没有逸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那个框架。尽管出现了政权党，但俄罗斯坚持着多党制，坚持着总统和议会的普选，而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也一直没有被赋予随意逮捕的权力。今后，克格勃的继承者―对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局，是否会逸出这一框架，仍有待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