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对教育模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媒介不仅是我们获取文化和技术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技术，这种文化和技术必然对建基其上的教育产生影响，选择/创造了适合第一媒介特性的教育模式并结束上一个文化时代的教育模式。
一、第一次教育危机
西方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在这期间，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过渡。第一媒介的变更直接导致了社会文化认识论的转变，改变了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知识的看法，进而对原有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教育危机由此而出现。
在书写字母出现之前，古希腊处于口语文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是口语文化的产物，具有突出的口语文化特征，以培养感官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目标，强调口头发音的准确清晰、口才的雄辩和体魄的强健，采用的是与弹唱等活动紧密相连的教育方式。体操学校、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三者是相互配合完成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和音乐艺术（包括文学）的课业。人们学习以文法、修辞学和哲学（“三艺”）为主的文化知识，目的之一就是训练学生雄辩的演说术。
当书写字母文化兴起之后，学校教育的目标发生了明显转向，对理性的强调、对视觉/阅读的重视等逐步代替了和谐发展的理念，并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整个口语文化的教育大厦歪斜崩塌了，建基其上的古希腊学校教育理念及其方式被彻底颠覆，由书写字母所主导的认识论、价值观和教育观取而代之。体育馆、音乐学校和士官学校迅速凋零，文法教师地位上升，修辞学校及修辞课程等受到削弱，教学内容也日益流于空洞无物与形式主义化，因为随着字母书写的兴起，人们已不再那么倚重口头表达，演说在希腊人的生活中逐渐丧失重要地位。当然，媒介变迁是导致教育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雅典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也是导致教育危机不可忽视的原因。
处于雅典社会文化变动之中的柏拉图，他的教育思想也呈现出典型的双重性，同时具有明显的书写文化倾向和口语文化倾向。一方面，柏拉图强调理性教育，认为掌握理性知识是启发智慧、培养理性的基础，重视算术、几何、天文等学科，坚信辩证法是理性教育及其完善的顶峰，他不容置疑地指出“辩证法像墙头石一样，被放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最上头，再不能有任何别的科目放在它的上面”[3]。这无疑是文字媒介的共鸣。另一方面，柏拉图延续了雅典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对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和谐教育”思想，认为体育和音乐教育是两项最基本的教育，两者结合可以塑造心灵、培养善德、锻炼身体、增进健康，实现“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4]，培养高尚完美的人。这无疑是口语的共鸣。
雅典时期的教育危机，是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危机，对后世的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次危机中，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都发生了转向，其根源则在于书写文字的出现和普及。至于学校教育所面临的第二次重大危机，有待于再一次的第一媒介变革的发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出现于15世纪的印刷机。
二、第二次教育危机
16世纪，西方教育领域内发生了一场重要而深远的变革，各国的教育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波兹曼称之为西方教育史上的第二次教育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在于印刷机的出现。
不断普及的印刷机及其产品使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催生了从宗教、文化到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改革运动。被媒介环境学者视为典型例证的便是建立在印刷机基础上的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学校教育的改革。宗教派别之间为了争夺教育权和出于培养本教派后续力量的目的，都将学校教育摆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大力推行面向民众的文化教育，实现了教育的世俗化，进而打破了罗马教会的教育垄断权，教育权力逐步转移到世俗国家手中。这场运动直接促使学校教育开始采用本地化语言进行教学，改变了以往古典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如阿什克罗夫特评述的“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学校教育在欧洲的普及。在没有印刷术的文化里，让人人学会读书写字没有必要，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副本数量足够的教材。唯有精英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这群人学习的重点是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大多数的书是用这两种文字写成的。有了印刷术之后，凡是重要书籍人人都能拥有的可能性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这就是普及文化的理性依据”[5]。以英国为例，印刷术传入以前，英国书籍的唯一来源是修道院，而且是手抄本，内容只限于教会允许的范围。印刷术的传入和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读者的增加，及至1500年，英国至少已印了360种书[6]，较大规模的私人图书馆也逐步涌现。这些都必然地加速了人文主义新教育理念的传播。人文主义的教学诉求逐步凸显，人文主义者们不仅热衷于寻找被中世纪的人们忽略或遗忘的古典作品（或者找到比之更好的文本），而且还沉迷于编辑制作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以及将希腊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旨在复兴古代的知识与修辞、古代用语的纯洁以及古代论辩的技巧[7]。教育方式也从基于辩证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转向更加强调修辞和伊拉斯谟的方式、从基于聆听转变为基于阅读。于是，在该时期的学校教育中，学生不再仅仅是聆听，而且还要读和写。无疑，这一教育现状的转变是建立在印刷机生产出的相对便宜的大量文本这一基础之上的。 然而，当各类改革运动进入16世纪，教育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宗教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得“宗教改革对学校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新教会仍执行着旧教会的职责”[8]，新教会依旧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学校仍以宗教训诲和古典学科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把崇奉教义信条的教士和沉浸于古代世界的学者作为教育培养的最高目标[9]。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改革实践只是在少数学校（由杰出的教育家兴办）中得到体现，大部分学校依旧让学生死记硬背枯燥的古典拉丁文，而且体罚学生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同时，人文主义教育也有自身的缺点。人文主义教育是建筑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照搬和模拟的基础上，教育家们既想从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思想中获取解放的力量，又因珍视古希腊罗马文化，以致言必称希腊，事必以罗马为师。发展到后来，崇古倾向占据了上风，出现了舍本逐末的现象，人们一味贪求博学和模仿文体，鄙视现实实用的学问，结果导致了古典主义的泛滥，在教法上又回到了烦琐主义的老路上去，重新把大批青年人引入故纸堆[10]。
至16世纪末期，人文主义呈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对于普通生活权利的坚决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世俗青年进行教育的需要。这种教育要培养的青年人既不是以后教会执事，也不是将来的学者，而是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优秀公民”[11]。然而，止步不前的教育越来越脱离社会发展的需求，致使广大社会阶层尤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纷纷转向对新教育的探索。人们开始对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逐步将教育的目标从学术培养转移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绅士教育思想的产生标志着从封建教会教育向资产阶级世俗教育的转变，在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刷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儿童的受教育状况，现代的“童年”概念逐步成型，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童年必须经过一定长度的、系统的、有严格等级的书写文化教育才能成为“成人”并进入成人世界。
在这一场教育变革风潮中，约翰・洛克成为该时期新教育（绅士教育）提倡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洛克敏锐地发现了读书与儿童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提倡新的教育方式。他一方面珍视童年，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儿童的智能发展与自律能力。尽管洛克沿袭了古希腊教育对体格发育的传统，但是他的着眼点在于培育儿童的推理能力，因为洛克认为儿童必须有强健的身体才能保证遵从或执行头脑的命令。在知识和观念的起源问题上，洛克反对柏拉图的“回忆说”和笛卡儿的“天赋论”，提出了“白板说”，高度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在强调教育的同时，洛克对当时英国的学校教育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他认为到学校接受教育是弊多利少的。他批评当时学校的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辩论。我们所受教育，结果只会停留在学校里面，不能跳到人世间去。对此，傅伊德在《西方教育史》中指出“洛克事实上完全否认学校的学习是一种教育”[12]，是站立在当时英国绝大多数文法学校实践（实质上是针对任何类型的学校）的对立面。
在印刷机的催化下，西方教育实现了从宗教教育向世俗化现代教育的转变。在此之后，以批量生产的、廉价的、统一的印刷物为课堂教学载体、建立在由铅字文化构造的知识等级制/准入制基础上的班级授课制、学年制等现代教育模式逐步产生和成熟并延续至今，成为现代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第三次教育危机
20世纪50年代，当电视在美国家庭中普及并成为人们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桥梁后，美国社会发生了由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的转向，第一媒介也从印刷机迅速地过渡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被誉为“电子时代的先知”的麦克卢汉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文化倾向的改变，他从媒介学角度对当前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激烈且富有诱惑力的批判。
不仅如此，传统的教师身份及教育方法也同样面临生存性危机。电子媒介使“我们今天生活在许多没有围墙的课堂里”[13]，这一社会现状必然对教师的使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题为《电子革命：新媒介的革命影响》（1959）的演讲中，麦克卢汉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对同行发出了警示：“今天，我们大家就像失去家园的难民，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我们成长时期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电子革命赋予教师的使命不再是提供信息，而是提供洞见;它赋予学生的身份不再是消费者的身份，而是教学伙伴的身份，因为学生早已在课堂之外积累了大量信息。”[14]电子时代的学生希望的是，参与生产的创造性过程而不是消费并慢慢吸收一揽子的数据，因此，教师需要接受深度的教育培训，重新定位，转变身份，采用开放式、探索式和互动式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和洛克一样，麦克卢汉激进地否定传统的学校教育。他把学校称为思想惩罚的工具，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最少的教育，因为传统学校教育所传授的线性的分析方法，不仅无法帮助人们应对电子信息时代中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而且扼杀了新一代电视儿童的开放式、多维式和部落性的思维特性。与洛克放弃学校教育而转向家庭教育不同，麦克卢汉寄希望于学校教育的改革，指出现存的教育制度必然要脱胎换骨以适应全新的媒介环境。在这个信息超载的时代中，要使学校不成为没有铁窗的监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新技术和新价值另起炉灶。电子时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自助式的、深入探索式的教育，这个时代的教育问题是动机问题，而不是消费被提前处理和编辑好的信息包的问题，后者正是印刷文化的典型模式。因此，新时代的教育任务是通过师生互动来发现新东西，同时帮助人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新力量来丰富自己而不是被它们消解。麦克卢汉对新媒介的教育模式充满信心，认为正是电视和录像的出现使教育得到了延伸，宣称“教育闭路电视”[15]一定会取代传统的书本教育，正如汽车一定会取代马一样。
电子媒介因其自身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娱乐性是电子媒介的应有之义，电视就是典型代表。电视课堂背后强烈的娱乐性颠覆了印刷文化所构建的教育理念，瓦解了教育的严肃性和宏大性，诱导课堂教育走向电视化和娱乐化，引发了学校教育的第三次危机。由此开端，学校在教育电子化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多媒体设备迅速地挤占了印刷书籍和手写文字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后继的iPad课堂则变本加厉，它直接将印刷书籍和手写文字驱除出课堂，并宣告新时代教育革命的到来。无论是电视课堂还是iPad课堂，它们宣告任何知识都能通过功能强大却操作简单的信息媒介/技术进行传播，任何知识都能以愉快轻松、形象有趣的方式获得。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潜移默化下，传统印刷文化所致力构建的严肃、理性和自律等特性被消解于无形。
四、应对教育危机
面对当前的教育现状及其问题，波兹曼积极探索。在经历了激进的教育改革运动之后，回归保守的波兹曼从媒介环境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保存观，以应对教育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