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在，周大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
周大新的《曲终人在》是一部难度极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周大新面对的是一个官场故事，而他要从正面讲述一个省长及其成长的过程，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可以说极具挑战性。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近年来流传较广的“官场小说”，主要揭示权力斗争的逻辑及其黑幕，其中很难看到正面的人物;而在另一种涉及官场的“反腐小说”中，虽然有正面人物出现，但正面人物最后的胜利，是建立在偶然性、脆弱性基础上的，在逻辑上很难具有真正的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新闻报道中揭露的腐败分子不断挑战着大众的想象力，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如何讲述一个官员的故事，对周大新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但周大新的创造性也恰恰表现在这里，《曲终人在》超越一般“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地方也在这里。在小说中，周大新打破了官场小说的“成长小说”模式，也打破了反腐小说“正邪斗争”的模式，别出心裁地采用了一种“非虚构”体，小说围绕省长欧阳万彤之死，以第一人称“我”采访26人的实录形式，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非虚构”形式的采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的关系，另一方面，“非虚构”作为一种虚构的形式，也有助于作者打破叙事因果链的束缚，在叙述上更加灵活自由。而小说采访的26人，涉及欧阳万彤身边及其成长历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他的妻子、前妻及其儿子、姑妈、外甥、司机、保姆、同乡、同事、下属、大学教授等，这些人物的讲述从不同侧面进入了欧阳万彤的生活，为我们展现了欧阳万彤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他从乡村到城市、从基层到高层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中首先关注的是欧阳万彤这个人，其次才是他所置身其中的官场，这也是小说超越一般“官场小说”“反腐小说”之处，我们所看到的欧阳万彤是立体的，也是丰富的，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可以感到这个人物是可信的。
但欧阳万彤也有他不平凡的一面，毕竟他是一位省长，置身于较高层的政治生态之中，但作者在描述官场中的欧阳万彤时，也尽量贴近他的心态与他的生活，他的进退举止都有其合理性，比如他曾说：“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一段话很平实，很诚恳，既面对当前官场存在的问题，又对高级干部的使命有着深入的思考与担当。类似这样的语言，我们在官场小说中是看不到的，官场小说中充斥的是个人权力与欲望的争斗，既没有追求，也没有底线，而在反腐小说中，会有类似的语言，但却更加高调，因而会显得空洞，不像这一段话既贴近实际，发自肺腑，又有一种精神上的提升。
小说中塑造的欧阳万彤既拥有权力，又受制于或明或暗的更高权力，他很想做一番大的事业，但在多方牵制之下，只能忍辱负重前行，甚至曾专门打报告辞职。欧阳万彤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他既谙熟政治的运作规则，又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既有理想，又有底线，既贴近生活，又真实可信。《曲终人在》以及欧阳万彤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在十八大以来反腐新形势中诞生的，这部小说超越了以往“官场小说”与“反腐小说”的逻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官场，新的逻辑，新的人物形象。在复杂矛盾的交织中，欧阳万彤仍然奋力前行，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
（李云雷/文）
【一句话书评】
我非常认同书中所说的：不管多么不容易，正是由于社会选出了这样极少数的一批人，来掌握这样巨大的权力，社会也有绝对的权力要求你，在这么不容易的情况下你要做个好人。而周大新这部书只不过是把这种考验放到了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说是尖端的层次上去展现，我觉得这是正面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紧迫重大的精神问题。这个时代的真正问题，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真正的问题，不轻松，非常沉重;需要有这样的书、有这样的作家，把沉重的东西带着它本身的重量，再放到我们面前。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