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采访邬吉成时，邬老将当年随卫江青的事一古脑儿讲了出来。
随卫江青到海南
1970年11月13日，原中央警局局长、中办主任汪东兴找我说：“江青要去海南，由你陪同她去。”我因对江青喜怒无常的性格很了解，于是对汪东兴说：“我对海南岛情况不熟悉，恐怕跟不好。”汪东兴说：“海南岛那边有人接待，别的都不用你管，你就把安全工作搞好就行了。”江青单独外出一次，就如同搬家一样，要带上一大堆东西：文件、书籍、办公用品、被褥、大便坐桶等，还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和十多部电影胶片，要用两部卡车运送。后来我陪江青外出时都是如此，若要是再带骑的马，辎重队伍就更庞大了。
江青住在中南海，其警卫工作一直由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兼管。这次让我随卫去海南，这恐怕与江青地位的升迁和汪东兴嫌她挠头有关。尽管不情愿，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必须尽职地护卫着江青。
我们一行人到了三亚，住进了榆林港所在的“要塞区”部队大院，吴法宪做了一些安排交代后就返回北京。此时的江青精力挺充沛，风尘未定，就去“要塞区”的兔尾岭参观海防设施。
11月15日，江青下海游完泳后，向“要塞区”的司令员王必之提出要去参观“三七高炮”阵地。王司令员同意后，一行人分乘三辆吉普车爬上山顶。进入高炮阵地后，江青架好相机，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射击，以便拍摄高炮射击的照片。
王司令员很为难，因为当时附近的港湾里，还有许多渔船在进行捕捞作业，但又不敢不答应，最后命令前后四个炮位向海空连射了数次。炮弹虽然没有落入作业区域，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事后，“要塞区”领导及时就此事向广州军区来海南岛检查工作的副政委任思中和海南军分区作了报告。在前沿打炮，我感到这不是件小事，当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要给北京打电话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把这里打炮的事情，也顺便向汪东兴主任报告一下。”但杨银禄打电话时究竟说没说，我一忙也就没有再问。后来这件事竟成了我的一个大问题，汪东兴几次批评了我。
拍完炮击的第二天，江青带我们一行从“要塞区”大院，搬到了三亚鹿回头的招待所。18日她又去了三亚西边的西瑁洲岛，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女民兵又应江青要求，打了一阵炮。
海南岛靠近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两三天里这边老打炮，引起了越南政权和美国方面的一阵紧张，这个情况马上就反映过来了，引来一些外交麻烦。同时还暴露了炮位目标，阵地又进行了一番调整。总之，江青颐指气使的行为，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随卫江青到青岛
8月5日，我们随江青乘火车抵达青岛，住9号楼。毛泽东同志的前夫人贺子珍此时也在青岛休养，住11号楼。江青对贺子珍住在青岛并不知情，当时我们就觉得很难办，因为她来就让贺子珍走显然不合适;但如果江青知道贺子珍和她同在一个地方，也不会消停。大家只好尽可能地瞒着她。
到青岛的第二天下午，江青就去了栈桥和第一海水浴场。她坐在海滩礁石上怀起旧来：“我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我先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经常到这里的海滩和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是我第一次听江青带有感情色彩地谈私人话题。
8月10日下午，江青由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陪同，到太平角100毫米高炮阵地参观。事先听说那里正在施工，我就和保卫部长晋国强打招呼说：要全面布置，检查一下。当时有关方面答复我说没问题。据说济南军区保卫部的同志，海军和青岛警备也确实为此作了部署和检查，当时没发现有任何纰漏。
然而，江青到阵地上刚下汽车，施工区域突然发出两声巨响，爆炸崩起的碎石有三四十米高，许多石粉落在了江青汽车附近，使她受了惊吓。后查明爆炸是两枚哑炮造成的，施工部队已经停工了，但有两枚哑炮没有排除，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
我接受了海南岛的教训，当晚即给北京写了报告，认为这是一次责任事故。我在检讨中说：虽然事先做了通知和布置，但我没有亲自严格检查落实，导致了一次危险事故的发生。
在青岛期间及离开以后，我都没有听到此事如何处理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后，我才听说因为那里不久以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这个偶然事故，随即被上升为“政治事件”，许多人都牵连进去了，有的被审查，甚至还有被逼自杀的。
8月11日晚7时，东海舰队在迎宾馆宴请江青，作陪的有杨得志、袁升平、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及政治部主任孙川、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谭遵楷，此外还有毛泽东同志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等。
第二天护士报告说，江青起床后就显得精神不安，情绪很急躁。继而她把秘书和警卫叫去，指责说：“你们工作做得很不细，在这里到处受风吹，办公室没有门，老是有贼风吹我。护士的工作做得也不细。整个工作你们都要很好地研究，找差距！”当江青休息后，随行的工作人员马上聚集在一起开会，商量要尽可能地做好江青的服务工作。
8月14日，江青的情绪更加烦躁不安，说在青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提出要马上回京或去济南。她让秘书杨银禄给北京方面打电话要求回京，北京方面回话说待请示首长再定，这个“首长”大概是指毛主席和周总理。15日，北京来电话说可以回京。翌日江青即从青岛匆忙返回了北京。 随卫江青到广州
陪江青在广州市内转了一些地方后，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到林彪在广州住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吴副司令员随之作了周密的安全布置，并派人提前去检查、准备。参观那天，江青刚进林彪住处时还很高兴，可过了不一会儿，就很气愤地说要离开。回到南湖的住所，她的脾气更大了，嚷嚷说有人要暗害她。她还说吴纯仁是林彪的人，故意把她带到林彪的住所里去。这次她在广州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北京了。据说吴副司令员为此倒了大霉，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1973年春，第二次随卫江青到广州时动静特别大，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带队，有毛维忠、我和江青处的工作人员同去打前站，还专门从北京带去了两三台窗式冷风机。江青此后住在广东省委的小岛招待所。毛维忠赶紧带着人连夜加班，把窗式冷风机安装在江青住处的办公室和寝室内。
江青到广州后，就占了三元里的温泉游泳池，只要她去游泳就不许游泳池对外开放。逗留期间，她还跑到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讲了一通话，据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第三次随卫江青到广州，住松园1号楼。江青除了到佛山参观陶瓷、编织业展览、公园游览外，主要是在“松园”游泳。为了使她无须穿过市区复杂路线，就能在舒适的水温中游泳，广州方面专门将温泉水从三元里引到松园的露天泳池。即使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江青还是屡屡找茬儿，把周围的人弄得寝食不安。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去了广州。这次，她点了中央警卫团副参谋长李连水的名，要他随她去负责安全保卫。但许多安排工作还是由我在幕后负责操办的，我后来听说江青这次到广州没安排什么活动，就是约美国女作家维特克长谈，借美国作家之笔，写她的“光荣”历史。随后，这位作家出版了《江青同志》 一书，毛泽东同志阅后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随卫江青到天津
1974年6月15日晚11时，汪东兴告我，江青要去天津，让我随卫。6月19日，江青由纪登奎陪着来到了天津，住天津招待所1号楼。江青到天津的最初几天，没有外出活动，就是在招待所里召来天津市的负责人谈话。除此之外，江青就是到天津俱乐部去游泳。
我们到天津的前几天，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曾两次开会，召见“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借助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把批判之火往上引。到了天津，江青的讲话就越来越露骨了。她还在“天津市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观点，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大儒”。
一天，江青在俱乐部和解学恭、王曼恬谈话时，问起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吴岱到哪里去了。他们告诉她，吴岱到宝坻县小靳庄去了，那是吴岱抓的一个点，是天津学大寨的一个先进生产大队。当江青得知小靳庄批林批孔搞得很活跃时，立即提出要去那里看看。
6月23日江青前往小靳庄，召来了侯隽等下放知识青年和公社社员，她又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又是送批林批孔材料。
吃过午饭，江青在一户社员家睡了午觉后，才从小靳庄返回天津。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扯到了三大战役的话题。江青让吴岱介绍“平津战役”的经过。吴岱讲完，江青又问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吴岱刚回答是四野的，江青马上叫起来：“你是林彪的人！”经江青这一咋呼，吴岱的心脏病顿时发作，到天津市就住进了医院。
7月，江青又去了一次天津。去之前还是我打的前站，在第一招待所的1号楼里安装了供氧设备。这次来天津期间，江青又去了一趟小靳庄。
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后，江青再次去了小靳庄。我们跟随着她到各处都转了转，还进到受灾群众住的地震棚里坐了坐，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江青和村里的社员们见了面，表示了关心和慰问，还和社员及到这里抗震救灾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搬砖传瓦等拆除危险房屋的劳动。因为那次去小靳庄没有带摄影记者，我就用随身带着的照相机，拍了一些当时江青活动的情景。江青从小靳庄返天津，在火车上逗留了一段时间，接见了几位在津唐一带抗震救灾的部队领导，又乘车到天津市区转了几次后返京。
江青第四次去小靳庄，是在当年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使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访华。本来马科斯夫人在华的外地参观安排并没有到天津的日程，江青知道后，非要外交部安排马科斯夫人去天津。
江青陪着马科斯夫人去了小靳庄。她对马科斯夫人说：“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中央的点。”但是这里自从被江青搞成“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后，就没有什么适合外国人参观的内容了，只是召集社员唱唱歌，念念诗，伊梅尔达不知所云，搞得外交部礼宾司方面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
随卫江青到长沙
在筹备全国人大第四届会议之际，江青要去长沙见毛泽东同志，给随毛主席在长沙的汪东兴打了一个电话，问由谁担任湖南行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说：“还是让邬吉成跟你来。”
随后，汪东兴通知我随江青到长沙。我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对赴湘的行程和乘机等交通事宜做好了安排。到长沙后，江青就住进了蓉园的4号楼。江青的住处，在毛主席的住处下面，相距不远。我想她来长沙就是见毛泽东同志的，那么她说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里。即便是江青见毛主席，也必须先请示批准。我以为她已经联系好了，于是就调了车，并布置说去见毛主席。
江青上了车，我们就跟在后面，直奔毛泽东同志的住处。也就是一两分钟车子就开到了毛泽东所住楼的门厅里。守在这里的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见有车子进来，就走了过来，打开车门见是江青，就说：“主席还在睡觉呢，请您稍等一下。”
江青一见是陈长江，脸一下就变了，说话也紧张得有些变调：“不对，不对，怎么到这里来啦？不是到老汪那里吗？快走，快走！”因为她知道陈长江所在的一大队是紧随毛主席担任保卫的，在没有事先请示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闯到毛主席的住所来是违反纪律的，于是江青车也没有下，就叫陈长江赶快把车门关上了。 我这才知道，江青事先叫我安排车子时跟我说的到上面，不是到毛主席这里，而是要到汪东兴住的地方。于是，我们马上从毛主席那里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如此大惊失色的神情。
车子又转到汪东兴、张耀祠的住处，江青进去见了汪东兴，我在外面等着。第二天，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那里，问了我许多有关钓鱼台里的情况。
后来，江青在长沙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在这次见江青时，对她进行了批评，要她不要当后台老板。
随卫江青到大寨
1975年9月初，江青由陈永贵陪同，乘坐火车，带着自己经常骑的马及一些生活物品，赴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们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要到大寨，十分欣喜和重视。他们专门前往阳泉火车站迎接江青，并在大寨的村口组织了两路群众夹道欢迎。用当时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的话说，叫做“浩浩荡荡进大寨”。
就在江青到大寨不久后的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要在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故而在会议开幕前，偕夫人和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从北京赶到昔阳。得知邓小平同志要在开幕那天上午到达昔阳县，而且有到大寨的安排，江青随即专门向陈永贵和我交代说，如果邓小平到昔阳先来大寨，不要让邓乘坐的车直接开进招待所。
陈永贵觉得这事很难办，如果邓小平直奔大寨招待所而来，难道还能真把他乘坐的车子远远地拦下，让他步行进招待所吗？他让我帮助拿个主意，我很干脆地对他说：“哪能都按照她的要求做，如果邓小平同志的车子开过来，是绝对不可以阻拦的。”
但是，邓小平一行到昔阳后，没有前往大寨，而是直接去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会场，免却了可能会引起的事端。邓小平的这一决定，着实使陈永贵和我们减轻许多心理负担。
在会议开幕式上，当邓小平讲话刚开始，江青马上插话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还抢着宣布：“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而且明知中央会前已议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不参加会议的江青，还在不知情的会议代表面前插话说：“这些第一把手不到会，是对农业不重视。”
会议期间，邓小平、华国锋、江青、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参观了大寨人在沟壑山峦中营造的梯田。那是临近仲秋的收获季节，田里的农作物穗长粒饱，沉甸甸的，煞是喜人。当时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为这些中央首长们拍了不少以田间地头为背景的照片。江青除了拍摄了大寨的风光照外，还兴致很高地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华国锋等人拍了照。
在这一团和气背后，“四人帮”正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进行着暗暗的交锋。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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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三个月，邓小平坚决而果敢地推进着他的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四人帮”敏锐地感到，邓的理念同他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邓的地位愈稳固，愈将阻碍他们对党和国家更高支配权力的攫取。因此他们必须给邓小平罗织一些罪证，使之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会议原本没有讲话安排的江青，却在一次大寨干部、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谈当时正在进行的“评 《水浒》 ”运动。她煞有介事地说：“不要以为评 《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这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这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接着，她别有用心地发了一通关于 《水浒》 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的议论。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她又说：“评 《水浒》 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随后，江青要把她几番言论的录音在大会上播放。负责这次会议的华国锋认为不合适，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发，录音不放，讲话不印。”
江青第二次到大寨，是1976年9月初，据说江青在离京前，曾和王洪文、张春桥等在钓鱼台的17号楼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批邓 （小平）”“倒叶 （剑英）”，“拉华 （国锋）倒华”（即能拉则拉，拉不过来就打倒）。在这之后，江青说：“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样了，有你们在，我也就不陪了，明天准备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
第二天，江青不顾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毛主席病情恶化的理由对她的挽留，带上众多随从人员，乘坐豪华专列去了山西。专列挂了7节车厢，还有两节拉马及一应物品的车皮。
一天下午，江青召集陈永贵和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队的干部，以及随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中央1976年4号文件。4号文件发布后，在“四人帮”的推动下，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国内兴起。江青在大寨召集的会议上，对邓小平大加诋毁，甚至把邓小平出国时带子女到机场给自己送行，也作为一条罪状。当时我也被召来参加学习批判会，江青说到这儿，点名要我为她的话做证。邓小平出国，我作为机场警卫负责人也在现场，可我没有印象邓小平带子女到机场，就照实说我没看见邓小平带子女到飞机场。江青见我不配合有点懊丧，悻悻地说：“事情恐怕不像你说的那样吧？”
江青这次在大寨常放在嘴边的话题就是关于“女人掌权”，她几次向大寨的社员、干部发问：“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当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随父姓时，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一定要改过来。”
9月5日晚9点左右，我突然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要江青马上返回北京。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我：“主席的病情很不好。”关于回京的路线，通过商议，汪东兴决定让我们走石家庄这条路线。
放下电话，我立即将汪东兴来电话的事报告了江青。没过多久，江青的秘书刘玉庭也接到了从另一渠道通知江青尽快返京的电话。江青听了电话传来的确切消息后，显得异常镇定，没有流露一丝不安的神情，与大家心急火燎的心情形成很大反差。她依旧是那样慢条斯理地整理行装，用了很长时间才打点完毕。
我和随行人员同江青一起乘上汽车，从大寨到阳泉。我们从阳泉登上火车，于次日凌晨1时左右抵达石家庄。在一些记述此事书籍和文章中，都说江青在返京的火车上还谈笑风生，甚至和同行人员打扑克。但我的印象并非如此，江青没有打扑克，也没有谈笑风生。在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子厚、吕玉兰等已在那里迎候，他们陪着江青坐上轿车，直奔飞机场，飞机大约飞行了半个多小时，便到达北京。
随卫江青到保定
1976年10月3日晚，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即10月4日，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参加，让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厂的10余人及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内燃机火车头，挂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石家庄的一条铁路专用线上。下午返京途中，稍事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4号文件，车厢不时漾起侃侃语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