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狗、骑马与摄影――“休闲江青”
周淑英（以下简称周）：养狗也是江青“休息脑子，转移一下”的内容之一，她说狗最忠诚于它的主人。她养的狗是从部队农场选来的，都不是名犬。江青起名叫“小黄”的狗养的时间比较长。狗从农场进了楼房也不习惯，在楼里地毯上拉屎撒尿。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也带着狗，那里地方大，狗在哪儿拉、尿，人们也不知道，每次都是闻到臭味才找到打扫。搞卫生的同志很无奈，处理地毯上的狗便真是窝囊死了。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那养狗吃的就是从食堂拿来的东西？
赵柳恩（以下简称赵）：主要吃她剩下的饭菜。楼里人也从食堂给它带点儿剩饭。
江青不允许别人喂，她要掌握对狗的饲养权，对此我有段刻骨铭心的经历。1971年的一天江青吃饭后让我把她的剩饭留起来，等她开会回来再喂。我把剩饭放在楼外门口用碗扣好。江青回来喂狗时发现饭没了（其实是小黄溜到门外吃光了），非说是我喂了。别人告诉她我睡觉了。“睡觉也把她叫起来！”我实际上没睡，我哪儿可能睡啊？就在大厅进门那地方，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喂狗了？”我说没喂。“那为什么狗食没有了？”我说我放在门外面可能它饿了就吃了。“你肯定是喂了！”就开始喊起来了。接着气势汹汹地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站成一排，把狗抱到远处突然放开，看狗跑向谁，以验证谁喂了狗。江青这是让狗指认人，小狗不但没跑，反而转过身对着江青摇尾巴。气得她把狗这么一下抱起来，“你不是喜欢小狗吗？”啪，就扔到我身上了，“你跟它一块儿给我滚出去！”
周：江青恼羞成怒，深夜2点就要赶小赵走。她说：“小赵喂狗讨狗的喜欢，这狗我也不要了。把小赵和狗一起送到农场，让她和狗住在一起！”还要立刻就走，说不走她睡不着觉。侍候江青入睡后当时已是深夜，我离开江青卧室哭着回到门厅，把江青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对江青的做法很气愤，可敢怒而不敢言。老杨和大周商量并请示汪主任后，悄悄把小赵藏到17号楼的一个房间里。之后我和大周去看望小赵，她一个人孤独躲在房间里，委屈和屈辱使她泣不成声。大周还把半导体收音机拿给她听，希望能缓和一下她的情绪。
赵：约一周后大家看江青气消了就说农场都是男战士我在那儿不方便，江青也感到一个护士不够用，这才同意让我回来。这事报告了汪东兴，他让我先去农场一趟熟悉那儿的环境，以防江青问起农场情况我答不出来。之后秘书开车带我去农场转了一圈。我重新回到10号楼后，江青并没有询问农场情况，也没说一句合乎人情的话。
周、赵：我们曾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成长，受的都是正面教育，江青的作为令我们非常愤慨、不解。论职务她是政治局委员，我们是普通党员；论年纪她是长辈，我们是小辈。她经常迫使我们做违心的自我批评，而她却肆无忌惮不受任何约束。真是欺人太甚，公理何在！
江青想到了要骑马，就从部队借来几匹训练有素的军马。她看到马以后，情绪显得特别欢快，温和地抚摸着马的颈部背部。她骑术娴熟，50多岁的人，在左脚放进脚镫后能一跃上马。在大草坪骑了好多圈。她还教工作人员骑马技术，如脚掌只能前1/3放在马镫上，脚进去多了到脚踝处就危险了，摔下来脚被马镫挂住人就会被拖死；拉马缰绳使马行走变慢，拉紧马就会停下来；两腿夹紧马肚子，马行走速度会加快至奔跑……讲解后她让警卫二处和身边工作人员都骑一下，结果二处一位警卫人员从马上摔下来，腰都摔伤了。江青还支起三脚架拍照，她也给我照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她设计了我背着药包，骑马在奔跑。因为马跑得快，照片上的人有点虚。第一次骑马我很紧张，在照片上都能看出我害怕的样子。这次我看到了江青从没有过的好心情，感到骑马对调整她的情绪是有效的，也就是她所要求的“转移”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她又找回年轻时骑马驰骋在延安土路上的感觉。
赵：她去颐和园（那时颐和园等许多公园都不对外开放，群众是进不去的。）、八达岭，也带着马去。有一次她竟要在颐和园的长廊里骑马，警卫员急忙劝阻：“那可不行！磕了脑袋怎么办？”她才作罢。江青去北戴河和其他地方，也常带着马。马是挂在火车后边一节运货车厢带去的。江青去定陵时参观了展馆，当天我们两人和其他随员都在场。她只是观看了展品，没有像有人说的她把凤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对此应说明真相。
李：周老师，说到江青给您照过相，她照相可是行家啊。
周：江青很喜欢摄影，她给身边工作人员和许多领导都照过相。她说当年在苏联养病时，医生为了使她的情绪稳定，建议她用听音乐、摄影来调节生活。从那时起她开始学摄影，曾请石少华当老师，给她指导。她拍照前要先用测光表测参数，用光十分讲究，如顶逆光、侧光，有时还要使用滤光片。摄影数据都要做详细记录。
赵：江青总叫小周给她记录光圈、速度等数据。
周：她喜欢照花卉。有一次她照迎春花，还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诗，那意思就是这迎春花啊比较低贱，不是高贵的花，就像一个小丫头一样，不被人家所重视，但是很坚强。她说这个挺像她的。
李：是旧体诗吗？
周：我能看懂，不是旧体诗。后来她又到景山、北海等公园拍牡丹、芍药，还让我们往花上滴水，制造露珠的效果。
有一次在天坛，到了那花房一看呢，有很多兰花，公园负责人介绍说有些是朱老总养的兰花（朱老总喜欢养兰花，但是文革中，好多兰花都送给天坛公园了）。江青看了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养那个”，很快就出了花房。 《月夜哨兵》《提高警惕》都是在钓鱼台夜间拍的。拍摄对象是警卫二处干部和警卫战士。江青既要突出人物又要顾及月亮，所以用光很讲究，除了主光还采用了辅助光，相机打开B门，深夜用了几个小时才拍好。那期间她发表照片所用的笔名是“峻岭”或“大海”。
赵：江青还照过西郊机场、杨村机场的飞机飞行表演，叶群和那“四大金刚”（整理者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去了。她照相的花费也不少，如购买进口胶卷、照片放大冲洗和相纸费用等。为了还钱，经主席同意从他稿费中拿出些钱来。
毛主席有不少好照片都是她照的，有些公开发表过。
周：从洗印出的照片和发表的照片来看，江青的摄影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一些内行的人也是这么认为，我看这是有原因的。
一是摄影器材好。相机是德国造的，胶卷是伊斯曼的，灯光是从新华社借的，洗印照片在新华社。这些在当时都属于顶级器材和最好的技术。
二是老师好。石少华、吴印咸以及毛主席身边的摄影师都是国内一流的，由这样老师亲自讲授指导，是提高技术极好的条件。
三是江青照相时很专注，白天光强取景时用蓝色丝绒布蒙着头和相机，时间长了头发都被汗水湿透了。她也很讲究用光技巧，采用顶逆光、侧逆光、侧光等，在小样片印出来后，她把每张小样片与拍摄参数进行对照，以利于提高技术。还在小样片上画出取材范围，再拿去放大洗印。
四是拍照选材内容丰富又特殊，如庐山仙人洞、海南岛高炮阵地、西瑁岛女民兵、海军快艇乘风破浪、空军机场腾空而起的飞机、景山公园里的牡丹和芍药……江青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她可以进入军事要地要求高炮发射，进入机场拍摄飞机腾飞，进入文革中尚在关闭而老百姓不能进的公园拍花卉。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全国只有江青能办得到！其他人，哪怕技术再高超的摄影师也无能为力。
五是工作人员配合得好，按江青的要求我们动手摆放灯架，打出主光和辅助光。至于花和叶片上的露珠，也是我们细心地滴洒。有时人手不够，警卫二处的人也一起干，时间长了配合得也都熟练了。像《提高警惕》中的警卫战士，深夜趴在草丛中，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坚持配合了好几个小时。
周、赵：1971年，江青还吩咐把钓鱼台17楼的一个房间布置成照相室，摆上照相设备给许多人照相。我们目睹了江青为林彪拍摄《孜孜不倦》的全过程。1971年夏天，江青邀请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几天后叶群来了，她说：“让江青同志久等了！林副主席感冒来不了，您就给我照吧。”江青先在室内给叶群照，然后又到室外拍。叶说：“我眼睛小，不上相。”江建议她往前上方看，镜头仰角拍。叶群见到照片后很高兴，说照片上她眼睛大了，人也年轻了，是她一生最好的照片。
6月初，林彪过来照相。他下车时，被帽子大衣包裹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着嘴和鼻子。他告诉江青前几天身体不好没能来，还夸江摄影是内行。
林彪的胡子很长，在叶群再三劝说下才刮净胡子。江青先用测光表在林彪面前测光，又让他双手捧着《毛选》做阅读的姿势，江青手握快门线，低头看取景器，刚要按快门，突然抬起头来说：“一大疏忽！快摘帽子，在室内学习，哪能戴帽子？”林彪迟迟不愿摘，江青说：“要拍得真实些嘛！”一边亲手摘去林彪的帽子，而林彪是很不情愿的表情。在这二三十平方米房间里江青采用了她照人物最喜欢用的顶逆光，江青认为这样用光人物轮廓好、面部光柔和。林彪姿势是低头看书，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不戴帽子的林彪。灯光下，他的头皮坑坑洼洼，有几根稀疏的毛发。事后我们两人私下议论：林彪在战争受过伤怕受风，公开场合从未见他摘过帽子。全中国也只有江青才能在林彪本人不情愿的情况下摘掉他头上的帽子！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林彪离开17号楼时，出大门也和江青一样是面朝里倒退着出去的。
这张江青署名“峻岭”题为《孜孜不倦》的照片，发表在1971年七八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上，在全国广为发行。江青精心导演并为林彪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九一三”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前最后一张半身免冠照。这两件事，时间间隔仅3个月零4天。
九大以后江青曾邀请陈伯达来照相，她还主动与陈并排照了两人合影。当时陈伯达显得很勉强，在场的人也都很诧异。事后陈伯达私自取回照片处理了，江青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把陈伯达和图片社的人大骂一顿。
江青平时尽管称陈伯达为“老夫子”，实际上对他并不客气，经常拉着脸训斥他。陈伯达书呆子气很重，不注意生活细节。有一次来11号楼时把大衣挂在衣架上，那衣架很大，可以挂好几件大衣。他从会客厅出来，穿上一只袖子就走，差一点儿衣架就倒在身上，幸亏警卫员手疾眼快扶住了衣架。
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李：江青的不好伺候是出了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经常突如其来地发火，而且辱骂工作人员，您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赵：比如到大会堂的车上，她常骂：“你这混账东西，走之前为什么不提醒我上厕所？闹得我现在这么紧张，都出汗啦！”
周：“呀呀呜”是江青常说的一句上海方言，意思是“不中用”，说这话仅表示她不满意，但还没动怒。她生气时会说“制造感冒”“制造混乱”“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赵：她常说“你们用软刀子杀人”。发怒时说“你给我滚”，而我们不能走也不能动，要老老实实站那儿听她训。她训够了，再一次说“滚”时才能离开。她还侮辱护士是“花瓶”，说“要在旧社会像你们这样工作早被开除了”。
在那里工作，一个礼拜里如果有一两天没有挨骂，你会觉得日子真是太好过了！没有哪天她那个嘴是闲住的。
我作为一名解放军干部，从参军之日就视帽徽、领章为国家、军队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江青近似疯狂地撕扯动作并把我敬重热爱的帽徽、领章狠狠地摔到地上时，我惊呆了。我受到侮辱，我犯了哪一条国法军纪？被她撕扯去象征军人尊严和重任的帽徽、领章，只因我说了句真话！我心中愤怒，凭什么江青可以肆意对日夜为她服务的人大施淫威！我感到无助，没想到她会做出如此举动，更不知道她下面要采取什么手段整治人！那时我才20多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想豁出去了，她爱干吗就干吗吧……之后我不说话，泪在眼里打转，忍着不让它流下来。
接着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要审讯工作人员。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听汪东兴说过他当时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江青说是“审讯”，汪说“那叫问话，政治局怎么审讯一个工作人员呢”？而江青一口咬定就是审讯。汪主任只好电话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
17号楼大厅成了“审讯室”，江青是主审官。她半夜三更叫来8位政治局委员，企图让他们成为“陪审团”。总理先来了，接着来的是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一共8位。厅内有一个长条桌子，江青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北面，江青旁边是周总理，叶剑英在顶角那儿。我、警卫员大周和杨秘书在桌子南边，我与江青正对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
江青诬陷我给她吃了毒药，还说是小周指使我干的。她时而声嘶力竭地咆哮，时而咬着牙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真是凶极了。我如实陈述，坚决否认了她的栽赃陷害。
江青逼问警卫员、秘书要他们证明她吃的药是毒药。他们说：吃药都是由医生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了的。我们也不是医生。到底怎么吃，我们也不清楚。
问完以后江青就把我写的那张药单子递给总理了，总理想把事情平息了，他说“她能写出这单子来就挺不错嘛”。江青拍着桌子冲我喊：“你给我吃毒药，你还敢不承认？”后来叶帅问：江青同志，我想问一下什么是毒药啊？江青说：安眠药就是毒药。叶帅说：你可以不吃吗？江青说：不行，不吃我睡不着觉！叶帅说：那你能不能少吃一点？江青说：少吃也不行。叶帅见她无理取闹，就走到一边，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总理看到江青这么飞扬跋扈，我的帽徽、领章都被江青撕去了，那次是真发火了，他气愤地对江青说：“你对她态度好一点好不好？她还是个孩子啊！……你把这么个小女孩的帽徽、领章都撕下来了，我都替你难过！”面对江青的恶劣行径，总理忍无可忍发了脾气：“你对她客气点好不好？你这样对她，她那么紧张怎么让她说话啊！别说她紧张了，我都紧张啦！”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在现场，是江青叫他进来的，说：“你是张大夫吧，你也进来听听，受受教育！”总理就喊：“张佐良！我紧张啦，我已经紧张了！赶紧给我吃片非那露！”只有周总理发怒说出来的话才能压一下江青嚣张的气焰，其他人就看着，都不说话。
江青当时下令，把她放药的保险柜和所有吃的药都贴上封条封上。她吃的药、喝的水都不让我送了，停止了我的工作。（封完后汪东兴就开始警觉了：她封自己的药柜可以，千万别把中南海门诊部的药房给封了，那样中央这些领导就别吃药了，就没法运作了。据原药房的老药剂师说：汪东兴当天就来到药房，要求将药房的药送去检测，并立即加强了药房的安保措施。检测结果证明所有药品中无任何异常成分。）
江青当晚还要把曾替她治好牙病的301医院口腔科专家洪民、曹家信抓起来。还要抓309医院干部杨洪喜，他曾是颐和园的军代表，江青游园时接待过她。江青急于和林彪、叶群划清界限，不惜一切手段陷害无辜的人。当然总理没有听她的，坚决地抵制了她。
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亲自审问为她服务的护士、警卫员、秘书3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其权力之大、级别之高是史无前例的。面对江青穷凶极恶的审问，我坚持实事求是地回答。之后，屈辱、无辜、惊吓和愤怒使我木然站在那儿。领章被扯后，红色缝线还耷拉在军服领子上，我就不抻下来，就让那根红线那么垂着。这时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握紧我的手，他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说：“小赵，我本来准备今天跟你谈谈，但是因为我有外事活动，没法跟你谈了，你要想开一点。”总理还说，“要看在毛主席的份上”。总理真诚的目光、亲切的话语、有力的双手给了我力量，我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几十年后再次提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仍使我心有余悸。有次我在305医院遇到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她说：我爸爸说“江青那个护士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
周：小赵讲述的这些事，我虽没在现场却有如身临其境。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江青权力之大，正如我曾听到江青在各种场合毫无顾忌地说：“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赵：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可她生活一时都不能离开护士――因小周走了，就我一人上班。她让总理想办法，总理只好让他的护士许奉生先过来。当时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给许奉生打的电话，说总理叫你马上到钓鱼台来。许奉生就害怕了，以为总理病了。她说总理怎么了？高振普说总理没怎么，叫你来，江青要用你，许奉生开始不相信……
周：因为1968年江青重感冒时许奉生已经来过11号楼了。工作几天后江青就让她回去了。
赵：对。这次让她到钓鱼台来是真的，当时我正在门口“待罪”，目睹了这件事的始末。许奉生知道江青难伺候，不愿意到江青这儿工作。从中南海过来时一路都流着眼泪，进17号楼时眼睛已经哭红了。看到她进来以后，高振普说：“你的眼睛这么红，这样怎么行啊？赶紧去洗手间用凉水洗洗，要不然进去以后让江青看见了，可了不得了！”她就赶紧去洗，洗完以后去见江青。进去一会儿许奉生出来了，笑着出来的，高振普也愣了：怎么啦？她就说：“她嫌我的手太凉啦，她说她不要我了。”许奉生撒腿溜着门就出去了，赶紧跑啊！她一点儿也不想在江青那儿待着了。
周：江青也曾诬陷我给她吃的药是毒药，可吃了“毒药”既没中毒身亡，也没出现中毒症状。她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我一年多。事实是几年里我悉心护理她，从没出过任何差错。江青的头发一直都是浓密、乌黑油亮。由于她在不同场合多次控诉护士给她吃毒药造成头发干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使人误以为是慢性中毒使她头发掉光而戴了假发套。当时赵柳恩在江青疾言厉色逼供的巨大压力下敢讲真话，为我申辩，太不容易了！我敬佩她的人品，也珍惜我们的战友情。
赵：江青这人就是疑心重，她曾经问我：“你为什么叫赵柳恩？”我说：“我的名字是爸妈给我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我明白，我籍贯是广西梧州，出生在柳州，父母希望我记住柳州对我有养育之恩。江青有个毛病，喜欢给人改名字，她说把你这个名字改了吧，你就叫“赵柳”吧，要不就叫“赵恩”。我说改起名字来手续挺麻烦，最后没改。她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她就把我和林彪家的事联系起来了，说“怪不得你要记住柳州的恩情啊！因为林彪的母亲葬在柳州”。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一琢磨，我这名字跟林彪的妈妈葬在那儿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瞎怀疑嘛。
1973年的春天汪东兴到10号楼，警卫员大周让汪东兴留下来。他气愤地说：“我们一只脚在监狱里面，另一只脚在外头，天天就是这种心态。”大家围拢过来替小周鸣不平，说小周是被江青陷害关起来了。我们同汪说：“我们现在吃不好也睡不好，经常做噩梦。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马列主义对别人不对自己！”汪说：“我原以为你们还是孩子，看来你们都长大、懂事了，这个事你们放心。”
我曾多次听汪东兴叙述当时的情形。那天汪东兴和周总理到毛主席那儿汇报：“我刚从10号楼来，那儿的工作人员心情可不稳定啦，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主席问为什么，他就把小周的事说了，主席立刻就火了：“还有这个事？她从哪儿抓起来的给我放回哪儿去！”毛主席下了指示，当天就把小周放出来了。毛主席还说：“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好好地出来的。”“他们在那儿工作，她不但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出来以后还扣上大帽子，从她那儿出来没有一个好好安排工作的。”主席还对汪东兴说“你保他们嘛”，汪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权”！主席说：“我当你的后台老板嘛！”主席还叫汪写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名单保留下来。大家都想离开江青那儿，可是想走也走不成啊！如果允许大家5分钟内离开这个楼，门马上会被挤破，大家都要跑，一个人也不会留下。
护士结婚风波
赵、周：我们受了委屈就向程师傅诉说，忍不住时就哭一鼻子。他同情地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在这儿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给她干也没有好下场。我看没有一个人能好好地离开这儿的，赶紧结了婚就走吧。我们男的没办法只能在这儿待下去。”实际上不结婚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路能离开她，你绝对不敢提出来说：我要离开这儿，我不想在这儿干了。那不自找倒霉嘛！
赵：为我结婚的事儿，江青居然能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去。那时候我在江青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年龄也不小了，一直没交男朋友。江青曾说过：“不要太眼高了，（警卫）二处这么多小伙子，你就从二处找一个嘛！”后来我和二处的小张（整理者按：指张云生）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相处不错，开始谈婚论嫁。我特意选了个江青心情好休息得还可以时，对她提出我想结婚的事。并表示：“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您要同意了我就办，不同意就不办。我服从组织安排。”她说：“娃娃，我同意。哪有不同意的？在九天庙外（钓鱼台北门对面）找间房子你们就办吧！”这是我记忆中江青唯一一次称我为“娃娃”，透着一种长辈的亲切（因为不习惯，我还愣了一下）。
哪想到才过几个小时，晚上要到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又发火说：“我要不同意呢？”我说：“您不同意那就再说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她从卧室走到大厅时又问我：“结婚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你对象提出来的？”我一听她口气不对，怕她迁怒于小张，就说是我提出来的。“我不相信，一般都是男的主动，女的不主动。”我坚持说是我提的。“真是你？”她站起来瞪着眼狠狠地盯着我，一步步走近，突然朝我胸口“咚”地就给了我这么重重的一拳！她吼着：“你不要脸！”还说了许多侮辱我的极难听的话，今天在这儿我都没法说。我当时就傻了！又气愤又委屈，没想到她这个政治局委员对我张口骂脏话，抬手出拳打！出来后我告诉了在门口值班的王振荣（整理者按：江青所住楼的警卫战士），他同情并出主意说：“你真傻，当时你就该躺在地上打滚，说‘打疼了’。”我说：“我不会呀！没有哪个政治局委员像江青这样对待工作人员的！” 紧接着，在去大会堂的车上江青就一路叱骂我。逼问：“你的对象叫什么名字？”我怕牵连男友就一句话不说，她还就此逼问警卫员。那天中央政治局在福建厅开会，她在会上大吵大闹：“批林批孔，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竟然提出男婚女嫁，搞家中坛坛罐罐的事。我的护士结婚，就是要拱掉我的一个炮腿……”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和侮辱人格的话。她当时就逼汪东兴处理我的男友。汪主任从会议室出来，看到我说：“你呀你，怎么这时候提出结婚的事，也不先向我报告？”我说：“我看她心情好时才提这事，如果报告你怕牵连组织而引起不好的结果。我个人的问题由我自己承担。”汪主任说：“她让我出来处理解决你们的问题，叫小张到西藏去。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动你小张一根毫毛的。”江青提出让他去西藏，他后来到底去哪儿了我并不知道。一天江青问我：“你的小张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她说：“不会失踪吧？”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他去哪儿了。事后汪问我：“你为什么对江青说小张失踪了呢？”我根本没说过这话，是江青自己说的。我只说确实没人告诉过我小张的行踪。江青就是这样出尔反尔，将她说的话，硬扣在别人头上。我们俩结婚的事就拖下来了，拖了一年。
张云生（以下简称张）：那天警卫局邬吉成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一会儿邬就从大会堂开来一辆白色伏尔加车。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中南海警卫局一处东边的那个小屋。里面放杂物，一个乒乓球案子上全是土。我对邬局长说：“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我犯哪一条法了？按婚姻法规定我们年龄早超过了。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就不结婚嘛，干吗非要闹成这个样子？还大闹政治局！”老邬说：“这些组织上都知道。”
第二天汪主任就把我和邬吉成叫到他的办公室。汪主任说：“小张，不要紧张，今天你就去广州，西哈努克的母亲在广州小岛住，你去那儿做警卫工作。”邬吉成让我赶快走，今晚就走，当晚我没告诉小赵，转天自己坐火车去了广州。
我在广州住了三个多月。之后西哈努克的母亲来北京，我又在那儿工作一年多。我与小赵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在我回京一年后结婚了。
赵：江青后来对我说：“我知道你个人的问题我没给你处理好，你心里面有点儿怨言。你放心，我现在找人呢。”就找了马晓先来替我。我走了以后才一两个月，有一天程师傅到我家里去，说：“老太太问你有没有孩子？怀孕了没有？她想让你回去上班。”我说你告诉她，我现在感冒了，不知道是怀孕还是感冒。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我本来身体就不好，那时瘦得就没个样。再说，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本不想马上要孩子。现在听江青这么一说，吓得我“算了吧，赶紧要个孩子，只要怀孕她就不会叫我去了”。就这样有了女儿。即使这样，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她还叫我去替了一次班。我蹲下为她穿鞋时，她说：“你呼吸怎么这样重啊！”嫌我侍候她不灵便，又让我走了。
张：这期间，江青还到处打听我。汪东兴怕我在西哈努克母亲那儿工作，被江青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又把我送到了江西五七干校。我在江西五七干校又待了一年半。中间只回来过一次。
赵：快生孩子的时候，他才回来探亲，没出满月他就回去了。我怀孕、照顾孩子还要坚持工作，一个人太难了。长夜的那串泪珠流到枕头上……
周：1971年为我结婚的事江青也动了大怒。江青那段时间身体状况还好，在兴致勃勃逛远郊公园、骑马后没有任何不适。我想在这工作4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再说小赵也能独立工作了，她心细、温和，对江青护理那套复杂程序也掌握了。当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江青当时是同意的，态度还算温和。哪知刚过几小时我就接到要立即离开10号楼的通知。事后听同事们说江青她突然翻脸，她怒火中烧指责我在她为革命呕心沥血的时刻，竟为个人的区区小事离开她，就是对她没有感情。她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并说再也不想看到我，让我马上滚出10号楼。我就这样离开了10号楼。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又要我回去工作，我重新回到10号楼。原来我离开那段时间江青去青岛疗养，在使用便盆时歪倒了，造成一侧锁骨骨裂，她需要我回来继续伺候她。一见面她板着脸说：“你犯了大罪，你为结婚离开了我，看！看！我这儿骨折了。从今天起你要戴罪立功护理好我！”从那一刻起，我真成了待罪之身。虽然每天都小心翼翼伺候着，但她百般刁难，常无缘无故地冲我发火。想到前面一些同事的遭遇，我又一次收拾好个人物品，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江青的惩罚。
赵、周：人们一般赞美结婚的词语都是美好、甜蜜、幸福，并受到大家的祝福。然而我们这些为江青辛苦服务多年的保健护士，却因江青的干涉、责难、谩骂，使结婚充满了担忧、苦涩和泪水。这些痛苦和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咽。
李：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我听说张老师您后来参与了抓捕“四人帮”？
张：是，我和高凤利两人，亲手抓的姚文元。就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侧那个厅。高凤利是守在门的东侧，我在西侧，姚文元一进门，我们就从两边上去，一人抓一只胳膊，给他来一个“缠臂压肩”！他愣了一下后就“哎哟哎哟”地叫，呼喊他的警卫员。随即，我们把姚文元押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面前，他宣布了中央对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周：也没反抗？
张：反抗啊！从怀仁堂东侧那个门出去，走到海边有个小亭子的地方，他说了一句话：“你们为邓小平翻案！”我叫高凤利，“把手绢掏出来，塞住他的嘴！”他才安静了。
李：姚文元这么敏锐，当时就联想到“为邓小平翻案”的问题？
张：他就喊了这么一句。到地下还比较老实，到后来又有一次反抗，装痴卖傻。我们在地下室待了6个月零4天哪。最初爱人都不知道，以为我失踪了，那时任务是保密不能讲的。半个月洗一次澡，洗完澡再拉下去。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也是车接车送。地下隔离室里有两个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一个沙发床。卫生设备齐全。姚文元就在这么一间房子里活动睡觉。那时候这一组就4个人，有我、高凤利、康海群和师职干部滕和松。24小时守着姚，两人一组两班儿倒。他躺里头，我们这两人必须得看着他。值班时不能打瞌睡，太困了咬嘴唇也不管用，掐大腿根的肉也不管用。没办法就抽烟提神。中间有一次，姚文元装痴卖傻，往外跑。那时候人一急了眼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劲儿，我抓着他的后衣领子“，噌”，把他从门口一下子摔回到沙发上。我跟他说，党的政策你是明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老实实的，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你不老实那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现在两个人看着，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能跑出这屋去吗？后来他老实了，再也没往外跑。 李：那他整天干什么呢？
张：看书啊。他自己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看完了以后换。平时就在那沙发上坐着，困了就睡，再一个起来溜达溜达。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谈，最多就是他要点儿什么东西，比如纸啊、笔啊、书啊。我们写个报告，上级批准的物品就给他拿来。他的头发长了都是我给他理。里边生活设施挺好，厕所有洗澡的地方。
李：这“四人帮”你们心里猜得都非常准确吗？
张：非常准确。1976年10月6日那天正好我值班，那时候警卫团改成警卫师了，副师长一开始叫高云江出去，接着又叫黄介元出去。人员出出进进的，我们都看出今天要有大事，一会儿又叫我这个参谋。实际上武健华、汪东兴的秘书在一起，决定参加行动的人选。人员确定后就分组由汪主任谈话。谈话在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进行。他谈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闻到火药味儿了吗？”我们都说闻到了。他接着说：“有人要搞‘四人帮’，你们能猜出是哪些人吗？”我们心知肚明，但没说出来。我们经常接触这些人，哪几个人经常在一起活动都很有数的。
汪说：“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就去执行一个任务，具体布置听武健华的。”武健华在布置任务时，指定我们这一组的负责人是警卫一处的滕和松。
李：那时您知道要抓谁吗？
张：这个任务交代很清楚，就抓姚文元。成卡车的部队都集结了，看起来形势很紧张。警卫团里有我、李广银、黄介元、高云江、吴兴路。交代的任务是我们这组负责抓捕姚文元；高云江和黄介元组负责抓江青；李广银组负责抓王洪文；纪和富组负责抓张春桥。
李：作为警卫人员，原来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当然也包括王、张、江、姚。突然有一天接到命令：对某几位中央首长下手。这个弯儿怎么转？
张：这个弯子好转，他们4个人背后搞小动作。借批林批孔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
赵：我们对总理的感情都挺深的。后来总理身患癌症，身体消瘦十分虚弱。这几个人还不择手段地整他，我们心疼总理，对他们的行径十分气愤！
张：就我个人讲，那就更好转了。知道为什么吗？
李：直接受迫害？
张：对！因为我们两人提出申请结婚的事，小赵被江青打了胸部一拳，把我从警卫二处赶走。接着还要把我弄到西藏劳改。组织上为了保护我，让我离开北京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此外，对江青平时的所作所为我们深恶痛绝，所以从内心拥护中央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