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身在茅屋想世界"的年代，物质的极其匮乏和精神的畸形夸张，使中国百姓既须承受物质的不可随受之轻，亦须承受精神的不可承受之重。那时候，观念的封闭和眼界的促狭，使人们的想像力曾十分苍白的而又贫乏；今日某些老板们尚感委屈的康居楼（他们抱怨说活动空间狭小，没有场院）和渐入家庭的小桥车（中款们愤愤于买起车养不起车，抱怨道路拥堵啦、管理混乱啦），那时甚至还未曾进入百姓夜有所梦的想像域；眼下成为当今都市浪漫修饰的时装风采，那时还未被打入人们未来幸福的期望值。几亿人穿一色的衣服，一件衣服要穿几十年。那不是因为人们愚鲁无知或浑蒙未开，而是"生活"从严没有成为时代主题，从来没进入我你他的意识视界。斗争呀，运动呀，不断革命呀，斗私批修呀，人们惶恐于早年曾穿过旗袍高跟鞋，戴过戒指金项链，寝食不安。甚至一张婚纱礼服的结婚照，也可能引来灭门之祸。那时候，时代崇尚手上的老茧，身上的臭汗。一身绿色装是铁姑娘们想像中的美的极致，发白的劳动服成为当日青年最浪漫的"时尚"。甚至虱子跳蚤也成了"革命虫"── 一种同工农结合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那是一个"理想"疯狂的年代。
乌托邦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信念便是：工作即是生活，职业即是事业，干好某一职业就是人生价值的全部，当好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就是革命规定的一切人的终极理想、生存意义和人生内容。所以，所有的人都须坚守为世界上三分之二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伟大信念和对永恒价值的遥远承诺，自愿承受贫穷、匮乏、专制和思想钳制。那是一个将政治信仰、人生理想、道德典范与职业规范、工作规范、个人生活完全混为一谈的年代，那是一个在观念中消弥了日常生活的时代。如同样板戏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全部"高、大、全"到鳏即寡，光芒四射到不吃不喝，出尘拔俗到无亲无故一样。
当永恒价值的宏伟承诺在现实生存中失效，乌托邦时代的虚幻的理想光环消散时，变革的时代就不期而至。人们学会了区分各种不同的生命空间，学会了将宏伟政治、国家经济与自身职业、劳动岗位区别开来。人们重新发现了生活。他们开始感到：作为一个现代人，他获得人生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并不唯一地是工作劳动本身了，也许更重要的是"活着的方式"。对于不少人来说，社会的流动，职业的多向选择，兼职的可能，尤其是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和个体人身的"单位所有制"的逐步解除，使他们越来越将职业视为生存的手段，而生活自身则自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实惠实利实际实用的物质主义和轻轻松松潇洒走一回的感性享乐成为不少人今日的生活准则。解除了空幻虚拟的"宏伟理想"模式，百姓的生存个人化、物质化、浅显化了。人们不想再玩深沉，而想活出自己来，过出自己来。
消费成了文化。衣、食、住、行走到前台，成为服饰文化、汽车文化、饮食文化、住宅装修与旅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