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经典研究。在他看来，狂欢节中以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与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大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在狂欢节中，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人们并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换言之，在狂欢节期间，生活本身戏剧化、仪式化了。与民间的狂欢节相对立的，西欧中世纪的官方节日则不能使人偏离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是将现有的制度秩序化、合法化、固定化。民间的狂欢节则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巴赫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它与一切永存、完成和终结相敌对。在狂欢节期间，不仅取消了等级，而且也形成了广场语言和广场的特殊形式 ，这是一种坦率的自由，不承认交往者之间的任何距离，摆脱了日常（非狂欢节）的礼仪规范的形式。广场语言所形成的世界感受与一切现存的、完成性的东西相敌对，与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为了表现自己，它所要求的是动态的和变易的、闪烁不定、变幻无常的形式。狂欢节的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狂欢节期间的生活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2]
根据巴赫金的民间狂欢文化的理论，以及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庙会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以庙会为代表的民间节日，判断其是否具有狂欢性，主要应该看它与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在仪式的表演与庙会的符号语言的运用方面并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对抗，尽管它沿用了该庙会的许多外在形式，但是我们很难就此判定，该庙会具有一种狂欢精神。在我看来，狂欢精神的本质，是对民间文化精神的张扬，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民间狂欢文化对主流文化构成了嘲弄与颠覆。当我们以这种理念去考察中国当下复兴的庙会文化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情境中，即便是传统乡土社会中最具有全民性、颠覆性的庙会文化，也已经丧失了其原本的民间性，可以说，当下的民间庙会文化已不再具有民间意义，换言之，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形成对立，相反，民间文化越来越融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滚滚洪流之中，几乎彻底地淹没了其固有的颠覆性与嘲弄性，而是成为中国当下现代性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许多民间庙会已经被地方政府发明为一种具有文化资本意义的文化遗产，可以扩大地方的声名，或者能够吸引外来的旅游者，或者可以吸引外来的资金投资到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在传统社会中，俨然以主流意识形态对立面出现的纯粹民间的文化形式，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却可以成为实现现代性诉求的地方性文化资本。
中国当下的民间庙会的狂欢精神丧失，首先表现在权力政治或明显或潜在地作用于民间记忆。保罗·康纳顿（Pual Connerton）认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3]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历史‘主体’——政党、西方——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宏大支配话语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它们作为我们当今形势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无意识中仍然起作用：换言之，它们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存而不去。”[4]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境中，权力政治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社会记忆，尽管它不再采取以往的集权控制形式，但是，权力政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诉求，一如保罗·康纳顿所说，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之中，作用于人们的社会记忆，挥之不去。民族志的资料显示，民间的仪式经常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象征着民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1998年春节庙会期间，北京白云观门内一左一右矗立着两个临时性的柱子，分别写着“热爱祖国”和“热爱北京”。1997年11月30日，“万年永庆太狮老会” 在北京小西天举行重整仪式，应邀前来祝贺的其他花会的会头送来各种条幅和匾额，其中有一条幅写道：“百花齐放”，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文化艺术的政策置于民间的庙会之中，自有其一番深意。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在北京久负盛名，在通往妙峰山灵感宫的路边有一棵松树。树旁立一个木牌，上书“救命松”，解说词写道：“抗日战争时期，前市长焦若愚同志在此打游记，突遭日机轰炸，交通员不幸牺牲，焦若愚同志因受此松挡护幸免于难。”在民间的信仰中，妙峰山的碧霞元君能够消灾降福，保佑一方平安。而且妙峰山在文革期间几成废墟，90年代以后，逐渐恢复了民间信仰活动，我们可以通过一棵松树的解说词产生这些有意义的联想，这一标志的树立，有学者认为，当事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民间场所引入国家正史，引入了国家的代表。[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