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时期的宗庙制度（立庙、毁庙、祭祀等）在借鉴继承古礼及两汉相关制度的同时，又依据现实社会的变化和郑玄、王肃对儒家经义的不同阐释而有所变易、创新，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典章制度沿袭中损益特点的生动体现。以不循古礼、“渎乱不经”斥之，进而视魏晋时期为“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的观点是不确切的。
[关键词] 魏晋；宗庙；祭祀制度；礼
宗庙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帝王、诸侯、大夫、士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建筑。它除具有祭祀先祖以表达孝思、寻求祖先神灵庇佑作用外，还具有明昭穆、序长幼、别尊卑贵贱的社会现实政治功用。对于魏晋时期的皇帝宗庙制度，后人仅依据古礼而鲜联系当时的具体时代背景，讥讽其“渎乱不经”。因而探究这一问题，对于当时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宗法血缘关系之情形及宗族制度或许会有所裨益。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立庙、毁庙、告庙、祭祀等制度切入，对魏晋时期的皇帝宗庙制度进行初步考察。
一
在内外矛盾交织冲击下，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有效控制国家的能力。诸军事集团割据称雄，战乱不息。经过反复的较量，曹氏、刘氏、孙氏相继建立起魏、蜀（汉）、吴政权，三国鼎立局面至此形成，长期、激烈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和思想文化遭到严重摧残。自东汉中、后期起，思想学术领域中的有识之士就不断对杂糅谶纬、符命神秘思想，并且阐释烦琐、支离的儒家经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佛、道以及其他诸子思想、学说的兴起，对儒学独尊的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在长期酷烈的战乱中，各统治集团为延揽人才，避免资才于敌雠以自困，因而对当时崇尚风节德行，鄙薄实效功能而迂阔不切时宜的儒学名教浮华社会风气大力加以矫正。即使在曹魏统治下儒家经学传统比较悠久的中原地区，儒家章句训诂之学似乎萎靡不振：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5]
儒风之衰颓为后人所讥，以至于被称为“经学中衰时代”。[6]但是，曹操及其统治集团内有识之士并没有忽视儒教伦理的思想教化作用。曹操本人据说通晓“古学”，并注意以儒家经典来教育子女。荀彧、袁涣也多次以文、武兼用，统治冀可持久，建议曹操重视儒学，尤其是礼学的教化作用。建安八年（203），曹操下令于郡、国、县设置学校，传授仁义礼让先王之道。刘馥、杜畿、颜斐等地方守、令立庠序，厉行教化，保证了曹操此令基本得以贯彻执行。魏文帝曹丕时（220—226），曹魏儒学之复振渐趋正规轨道。黄初五年（224）“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7]此举虽然被讥讽为“具文”，[8]但它毕竟体现出当时统治集团即便在兵戈纷扰之暇，尚能够独具卓识，注重倡兴儒学。为强化儒家经学的地位，在孝廉选举问题上，魏文帝采纳华歆的建议，力矫自东汉末年以来单纯依据在乡里清议控制下形成的以浮华、虚诞为特征的“虚誉”标准，附加以客观性的经学考试。明帝先后于太和二年（228）、四年颁布诏书，强调尊经重学。并注意选择恰当人选，跟随高堂隆、苏林、秦静等儒学耆宿学习经书，以保证思想学术能够薪火相传。这标志着曹操于乱世时实施的“唯才是举”，不十分崇尚德行的权宜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原本出身寒微的曹魏皇室对儒家经学已经基本秉认同之心态。由于曹魏自建国至明帝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历劫乱的学术呈现繁盛局面，宗庙礼制在借鉴两汉制度的同时，又依据当时社会诸因素，尤其是当时左右学术思潮的郑玄、王肃经说而有所变革。
蜀汉政权宗庙制度尽管由于史书缺乏详细记载而难以考究。但依史籍某些零星记载可知，刘备即位后建宗庙，祭祀自汉高祖以下历代诸帝，并专设有高庙令典掌之。蜀亡，刘备孙刘谌自杀于昭烈（刘备谥号）庙，可知当时刘备庙别立于他处。以此情理推测，刘备既以汉室正统自居，其宗庙制度与汉、特别是东汉制度不应有很大差异。吴宗庙制度总体说来比较混乱。其既有承袭汉制之处，如：孙权依后汉光武帝事父南顿君故事为其父孙坚于长沙临湘立庙。孙权称帝后，追谥孙坚为武烈皇帝，尊坚庙曰始祖庙。又为其兄孙策立庙于建邺。也有不习古礼之处，如：孙坚庙不立于京师建邺；孙权卒，孙亮于宫东为其立庙，曰太祖庙。孙皓即位后，追谥父故废太子孙和曰文皇帝，宝鼎二年（267）为其立庙于京邑，建号曰清庙。吴宗庙制度之所以不序昭穆、渎乱不符古礼，大概与当时典章制度散阙难以追循有关。孙权之所以称帝时不立七庙，盖与其出身孤微有关，这与东晋末年桓玄篡位称帝，唯立父桓温神主于建康，庙祭不及于祖，以掩盖先世隐情颇为相似。[16]也可能与当时孙氏为致力于稳定其在江东的统治，不得不以汉臣自居，以明无犯上谋逆之意，借此笼络江东世家大族，以减缓创业之阻力有密切之关系。同时，孙吴的宗庙还带有江南地区浓郁的巫觋祈祷的地方风俗色彩，例如：孙权“于建邺立兄长沙桓王策庙于朱爵桥南。权疾，太子所祷，即策庙也。”[17]这与汉魏时期巫风畅行，淫祀盛行或许有关。“湘楚其俗尚鬼，……病及仇怨，重皆祷祀。”[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