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文学自觉，目前有“汉代说”和“魏晋说”影响比较大，本文认为，文学自觉乃是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在一种不自知状态下不自觉的创作所为，自文学起始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到了所谓的汉代或魏晋时期才有了这种意识，只不过是到了汉代和魏晋这种文学自觉性才表现得愈发明显或成熟，本文立足于这两个文学自觉成熟阶段，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两段历史时期文人生存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文学自觉；汉代；魏晋；精神困境
关于文学自觉一说，其最初的夙愿是文人内心情感诉诸笔端的一种自然宣泄，或愉悦，或痛苦，几乎或毫无目的性或功利性，是人类生存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和人性深处最纯真的精神陶冶，然而因先民的一种无意识而不被关注和察觉，但事实上，这种文化觉醒的的确确地存在。
一、有关“文学自觉”的说法
关于文学自觉的开端，之前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讨论，最有影响力的是袁行霈先生的“魏晋说”和龚克昌先生的“汉代说”。至于魏晋说，最先在中国提出来的是鲁迅先生，后来袁行霈先生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时期的第一阶段，其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而以龚克昌先生为代表的“汉代起源说”在《论汉赋》中指出，应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1]，随后他专门撰文《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证明汉赋是“文学自觉的起点”。
针对现今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力的“魏晋起源说”和“汉代起源说”，个人的看法是文学自觉在汉代之前或更久以前文学自觉已在文人不自觉的创作中开始，随着时代更替和文学创作积累，文学渐渐呈现出自觉而不自知的状态――反观文学自身，即纯文学的创作。这里，对于文学自觉具体从何时开始自觉，我们暂不去考究其史实性，其实也无从考证，只从文学自我孕育和转向特征越发明显的汉和魏晋两段时期，来探究该时代文人的精神困境。其实，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学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人的自觉。而文人的精神高度对于文学的生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文学自觉始于何时，这一点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二、汉、魏晋文人精神困境剖析
如前面所述，我们所谓的“文学自觉”经过了长期的文化积累，到了汉和魏晋时期才有了越发明显的体例特征、审美功能和理论基础，然而文人的自发创作离不开社会大背景，无论是强盛一时的汉帝国，还是动荡的魏晋，在不同的文化温床上都有“文学自觉”的萌芽，那么对于时代文人的创作如何自觉及为何自觉就变得有意义了。
在汉代这个大一统的国度，国家的强盛也使得文人的豪情得到了尽情的发酵，汉大赋的气势宏大、铺张扬厉、极具渲染、气魄瑰丽等特征足以说明了这点。但华丽的背后也有难言的痛苦；而在动荡的魏晋，文士在饱受离乱之苦的同时，还得经受物质和精神上的束缚，下面就汉代文人和魏晋文人的精神状况作简要分析。
（一）汉代文人的精神处境
汉时期，热衷政治的文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司马迁和董仲舒，他们身居封建统治阶层，是标准的御用文人。司马迁曾“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一心营职，务求亲媚于主上”，司马相如以“郎中”奉命安抚西南夷[2]，还有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润色鸿业、劝百讽一的大赋等等，都体现了盛世文人热情积极的心态。
但热情积极的背后也伴随着苦闷，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又使汉代文人的人格独立精神无法实现，由此而直接带来汉代文人独立人格的严重失落。于是他们在尽情讴歌盛世、润色鸿业之后再回过头来“悲士不遇”，吟唱自己被主上“倡优畜之”的悲愤，痛斥士人独立人格的失落[3]。司马迁只为李陵战败投降说了几言，就被扣上“诬上”“诅贰师”的罪名而惨遭宫刑，使这位以慷慨之士自居的文人在身心上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悲愤之余，司马迁写下一篇《悲士不遇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惑，信美恶之难分。”这绝不是司马迁在故作姿态无病呻吟，而是对那个蔑视士人独立人格摧残文人的专制社会的血泪控诉，是才志之士所发出的要求获得社会尊重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深情呼唤，是司马迁发自生命本源的强烈悲愤！
失落哀怨的并不止司马迁，司马相如最后也不得不“称病闲居，不慕官爵”，东方朔、枚皋、王褒这些以文章名世的文人也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处境深表不满。至于那些不被封建统治者所赏识的文人，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我命运的情形下，则抱有一种苟活于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大一统时代文人处境的悲剧性，当专制政权以对文人心理造成强大威压时，他们却唯有以内心自省的方式化解不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群体在专制政权下处境的悲哀与孤独。
（二）魏晋文士的精神处境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极其动荡的时期，国家分裂、民族战争、社会动乱，人们的生命危机意识也空前强烈，也由于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封建统治者暂时放松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故这一时期也是艺术自由纷呈的时代。
由于社会环境的骤变，魏晋时期的文人失去了汉代文人的豪情壮语，而是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如何保全自我却成了当务之急，巨大的心理落差使文学之士更多的转向对人生、对自我的思考。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漫长的分裂时期，各族人民承受了由民族战争、社会动乱、国家分裂、饥饿死亡、心灵绝望带来的所有痛苦。时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到文人们的物质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的匮乏给文人的精神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如“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一心想摆脱穷困现状的刘勰、左思，甚至贵公子曹植有时也衣食不继的时候，等等，他们为求生存，孜孜以求于功名，当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不可调解的时候，或归隐，或逃逸，或抑郁而终[4]。
这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当属正始年间的阮籍，阮籍是正始时期文人创作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可也是苦闷最深的一位诗人，其《咏怀诗》八十二首均体现有阮籍心灵空间浓郁的苦闷之情，这一系列的组诗集中表现了他对孤独的深切体验以及从生命短促之感中流露的巨大哀伤。时代的哀音与个人的痛苦相交织，使阮籍成为空前的孤独者。在他的《咏怀诗》中多处叙写自己孤独的处境，倾诉知音难觅的忧伤，如“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挥涕怀哀伤，辛酸谁与哉”等，诗人心中涌动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却又无人可道，因此只能欲说还休。
三、对“文学自觉”的评价
至于“文学自觉”，站在史观的角度，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文学史的划分而断然割裂文学间的纵向联系，它没有截然可分的时代界限，也不是可以由某个事件、某项指标来判断的命题。至于“魏晋说”或“汉代说”，只能说明文学在此段时期的自觉性相比以前更加明显或者已经成熟。
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出路无非只有两个，一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即为御用文人；二是桀骜不顺，对世俗所不齿，那也只能隐退居闲，山林野鹤为伴。而自古以来大多数文人内心“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使得他们在现实面前不得不犹豫再三，为此，处于“皇权”体制束缚和坦荡自由之间的文人，内心深受选择之难的煎熬，一面是现实政治的压抑，一面是内心深处灵魂的自我拷问。而对于那些自由文人，他们的处境其实也并不好过，虽然得到了自身的解放、灵魂的陶冶，但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的处境让他们更是孤傲彷徨，遁世逃避，以至于精神世界充裕、现实生活拮据。不管是何种情况，这是封建时代文人面临的必然处境，是文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