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颍川士人在汉末为曹操统一北方及曹魏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魏晋嬗代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在魏、晋政权的演变中颍川士人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曹魏政权的建立还是魏晋政权的嬗代也同样给他们带来了深刻影响。在曹魏政权下他们获得高官厚禄，进而又拥有了士族身份，由此奠定了不为皇权转移而改变的社会特权，但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也使颍川地区的人才发展趋于衰落。魏晋嬗代司马氏虽保障了颍川士族特权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使得颍川士族养成和传承了政治投机心态，而在学术文化上建树无多.事实上魏晋嬗代导致了颍川地区人才的凋零和士族整体的衰落。
关键词：曹魏；魏晋政权；颍川士族；人才
自东汉以来颍川人士就一直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桓、灵时期李膺、杜密等以不畏强权、不屈恶势力而为社会所称，由此使得颍川士人名闻天下。到曹操迎天子都许后，以荀攸、郭嘉、荀或等为代表的颍川士人群体又以辅佐曹操征服群雄再次享誉当时，而在随后曹魏政权的建立和魏晋政权嬗代中颍川士人又一次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政治的过程中，颍川士人也为之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桓、灵时期颍川士人固然以刚直行为打击了宦官擅政的嚣张气焰，也在一定程度上削挫了宦官势力，但李膺、杜密、荀昱为之送掉性命，其他如荀爽、苟昙、贾彪、钟敷、钟迪、陈纪等则被长期禁锢。同样，曹魏政权的建立和魏晋政权的嬗代也给颍川地区士族以及人才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曹魏政权的建立与颍川士族的发展
汉末，曹操迎天子都许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最后基本统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洛阳，其子曹丕继位，不久即以禅让方式结束了汉室统治，从此北方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曹魏政权统治时代。曹丕为取代汉室做了不少工作，如进行人事调整和人事改革，设立九品中正制、广开言路、收葬枯骨等以笼络人心，即位后又恢复对孔子的祭祀，倡导儒学，推行儒学教育；禁淫祠非祀：限制诸王势力膨胀等。其后，继位者曹睿也积极推崇儒学教育，修订法律等，一定程度上他们为曹魏政权的巩固、发展作出了贡献，曹魏在这一时期虽有对外局部军事战争，也有明帝的大修宫殿等损害经济发展之举，但曹魏政权总体上依然在向前发展。而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也为因地缘政治而获益的颍川士人、世族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其中曹魏政权对颍川士人、世族乃至曹魏整个统治区的士人、世族影响深远的要算是九品中正制的颁布和实行了。
九品中正制是颍川士人陈群向魏王曹丕所建议实行的选官用人制度，目的和作用是为曹丕笼络人心，最大限度地争取朝野内外世族、士人的拥护和支持，巩固曹氏统治基础，以帮助曹丕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汉以君临天下。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对曹魏各地人才的选用产生了极大而深远的影响，于颍川地区也不例外。
首先，它造成了颍川地区人才某种程度上的衰落。尽管九品中正制最初的出发点是在调和各方利益基础之上保障政府在乱世之际能选拔到德才兼备的人才，所谓：“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然而发展到后来，“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其弊不细”说明九品中正制带来的弊端到曹魏中后期已非常显著和突出。不论是对各州郡的中正还是对士人、大族乃至社会风气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良后果。而且九品中正制将选人任官之权集于所谓中正一人或数人之手，也即是将不同成长环境下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之前途系于一人或数人之主观品藻，而“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且“人心多故，清平者寡”，加以“计资定品”，九品中正制实行到曹魏后期便几乎失去了面向全社会选拔人才的功能和作用，只是世族用来组织关系、谋取利益、巩固自身官宦和家族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也因此，有真才实学却朝中无人或无财富交通当权者也就很难有跻身仕途的机会，而那些凭借世资、门第、财富乃至姻亲当权者则可坐享其成。无需经过多少努力即可获得不错的官位和仕途前程。正如段灼所说：“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正是这样，我们看到颍川地区的人才到了曹魏政权建立后除了陈氏、荀氏、钟氏、杜氏、枣氏、褚氏等大族之外，很少再有其他姓氏的人才出现。这从笔者所列史书所见这一时期颍川士人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参见下表1）。
虽然表1并不能完全说明曹魏政权统治时期颍川地区人才的实际情况，但还是能反映大概情况。表中所列总人数为71人，除去其中为曹操直接辟用和袁绍、孙权、刘备的属下28人，相对于此前活跃在东汉政权下的颍川150多位士人而言，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后颍川人士已减少近四分之三。当然。这中间也涉及到汉末颍川郡所辖地区和人口的变化，一些大族如东汉后期显盛一时的李氏、杜氏等因李膺、杜密的被杀而衰落，还有黄巾起义对大族的打击等因素，不过究其实质，造成这个时期颍川地区人才衰落和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曹操时期基本上沿用两汉的察举、征辟用人制。除此之外还颁布唯才三令来破格用人，以最大化的实现人才的人尽其用，可以说这一时期无论是以经学而显还是以文才胜出抑或是以权谋出众.凡有才者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任用，不存在以祖先仕宦、门第等为前提条件来决定是否有资格为政府所用或出仕为官。一如孙楚所说：“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因此，对于颍川地区的人士来说，这个时期也就基本上不存在有才不显的情况，除非有意不仕或有意逃官。但到了曹丕实行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以后，虽然入仕途径如岁举、辟举、征召等并没有改变，甚至还增加了国子太学生策试等，但“各项选举必须依中正品第”，这使选官用人便为九品中正制所主导、支配和制约，并渐渐发展成为依祖先荫资和乡里评价等来决定，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导致寒族子弟虽有才华但无祖先荫资或朝廷无人或不能迎合世俗浮华便只能一世沉沦。而这也使得颍川地区寒族士人渐渐远离仕途，从而在颍川地区也就逐渐形成只有钟氏、陈氏、荀氏、庾氏、枣氏、韩氏、褚氏等几个大家族成为士族，并且也只有他们的子孙可以世代出仕朝廷为官。可以说九品中正制造成颍川地区世族之外人才难以发展之情况变得相当严重。从而颍川地区的人才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带来颍川地区士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提高。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使许昌成为当时北方甚至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加上曹氏父子不但喜爱且积极提倡诗文创作，在他们周围又形成具有极高文学素养的建安诗派，这自然为许都的文化发展带来繁荣.也为颍川地区带来优良的文化发展氛围，而这无疑给颍川地区的固有大族带来积极影响，使得这些大族更加有机会和条件参与到政治以及文化的经营上，从而走上士族化的道路。比如颍川陈氏，在汉末还只是一个并不太起眼的寒族，到陈之孙陈群时已俨然为士族焉。汉末用人重名，而名又以经术、德行最为人所重，由此陈就学于南阳樊英，回到颍川后便修德求名，无论是对待上司还是作为太丘长等都处处留意以德行显名。事实上，除了所谓的德行之外，陈作为名士其实并无多少可足道者。最后他和其老师一样州郡征召不就，坐起声价以成其名.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以至于死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言传身教之下他的两个儿子陈纪、陈谌也多以德行显名，“父子并着高名，时号三君。”以至“豫州百城，皆图书、纪、谌形像焉”。然而陈氏父子致力于获取盛名的实质是在汉末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以名获利，遗福后人。他们的这种目的事实上随后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实现。董卓入洛阳时，为博取名士支持，以陈纪声名颇盛，“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后又追拜为太仆，征为尚书令。曹操打败吕布后，因为陈氏的声名，也因为苟或的推荐，他用陈纪为汉大鸿胪、陈群为县令长。然以陈纪接受董卓之任命，随后父子又居徐州依吕布等行为来看，陈氏父子见识、操守和治世能力并不出众，但曹操却对陈氏父子尤其是陈群予以不断重用，这使得陈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渐成为颍川著名大族。到曹丕继位称魏王并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及建立魏政权。陈群也因谋划、赞助有功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而为三公，陈氏也就发展为颍川地区的显赫士族。
长社钟氏自西汉时就以擅长刑律而为颍川地区的著名衣冠家族，但在两汉重经学的环境和全国众多人才的竞争下，钟氏家族除了西汉时钟元曾为朝廷尚书令外，其他成名者似乎不多见，反而不如同样以刑律为家传世习的阳翟郭氏家族。郭氏在东汉一朝盛极一时，史载：“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一直到灵帝时还有人位居九卿。相比之下，钟氏到东汉后期虽“为郡著姓，世善刑律。”但成名者似乎唯有钟皓，其官职也只做到林虑长这一级别，而且钟皓成名并不是因家族中著称的刑律（虽然钟皓对家传刑律颇为精晓并以之教授他人），而是以其德行及教授《诗》而闻名，他死后，诸儒的称颂也是：“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钟皓以德行名，其结果本应该和陈一样为家族带来官宦的荣升，但其子钟迪、钟敷并没有遵沿其父之路以德行显名，而是继续习传刑律，以此钟迪只以善刑律而为郡主簿，而钟敷任官则不见记载。到钟繇时。他走的是其祖父钟皓之路，既习家传刑律又以儒学为业，故而被举孝廉后又除尚书郎等职。风云际会，因李催、郭汜等之乱钟繇得以间接效力于曹操，所以在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后，钟繇不但得以升官封爵，还在荀的积极推荐下，逐渐进入曹操统治层的核心，加上曹操统治时期重刑罚之治.而钟氏家族又世善刑律，故而钟繇在曹氏政权中从此便得以发挥家族特长，尽心于刑律判决，所谓“昔为廷尉，办理刑狱，决嫌明疑，民无怨者，尤于、张之在汉也。”从此逐渐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深得曹氏三代人的尊重，官运也扶摇直上，做到三公之太尉。缘于对曹氏政权建立的贡献，加上曹魏实行的又是九品官人法，故而钟繇之子钟毓十四岁就为散骑侍郎，不久又迁黄门侍郎，而钟繇少子钟会同样也以十几岁就出仕曹魏政权为秘书郎，钟氏就这样成为了颍川地区又一著名士族。
至于颍川荀氏。因为荀或和荀攸较早就加入曹操阵营.并为曹氏政权的建立立下赫赫功勋，后来尽管曹操因荀或不同意其加九锡为魏公而将荀或逼死.但曹氏对荀或后代并没有施加任何不利措施，从荀或家族在曹魏朝廷任官（见表1）可以看出，曹氏三代统治者对荀氏后人反而都给予了厚待，所以随着九品之制的实行本就是颍川地区著族的荀氏自然也就成为当地的显赫士族。
颍川庾氏和陈氏一样在东汉后期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族，此前并不见之于史籍记载，其家族在史书中最早有记载的是庾乘。史载其“少给事县廷为门士。（郭）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宫）（官]”。庾乘得当时已隐然有士林之宗身份的郭林宗点拨得以在官学中旁听，自然成名迅速，所以在官学中就出现了“诸生博士皆就雠问”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因为“卑第”情结，庾乘学成后并不应征辟，惟以教学为务。他的这种做法和目的其实与陈如出一辙，不外以德行获盛名，并以盛名弥补“卑第”缺憾而为子孙的发展提供重大资本。这一点从后来苏林对庾乘之孙庾峻所言可以看出：“尊祖高才而性退让，……不营当世，惟修德而已。……君二父孩抱经乱，独至今日，尊伯为当世令器，君兄弟复俊茂，此尊祖积德之所由也。”所以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渴望用人的曹操及其继位者曹丕对庾乘这个享有盛名的“征君”自然不会没有耳闻，对庾氏家族也不会不予以招揽，而颍川地区名士向来朋党，彼此之间又多相互帮助、维护和提携。因此庾乘在颍川士人这个圈子里自然被着意关注。事实也正如此，到曹丕称帝时庾乘儿子庾嶷已被辟为议郎，明帝时更官升太仆。庾嶷弟庾遁虽养志不仕，但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三个出仕为官。其中庾峻在魏为博士，后迁秘书丞。在曹魏的九品中正制选官用人格局里，庾氏因此便跻身到士族行列。阳翟褚氏历来为大族，在汉末曹魏时褚招曾为安东将军、扬州都督，爵封关内侯，随着九品中正制施行褚氏自然也演进为士族。
步入曹魏政权，进人士族行列，颍川士族由此获得了迥异于两汉世族的特权，他们一方面获得了世代仕宦和享受政治、经济、文化优先权，一方面又形成一个庞大的地域政治集团，极大提高了颍川士族的社会地位和声名。
二、司马氏蓄谋篡夺曹魏政权过程中与颍川士族的互为利用 颍川土族在曹魏政权中日益增长且不断扩大并形成举足轻重的一股政治势力，曹魏后期蓄谋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懿对此可谓一目了然，对这样一种派系势力，无论是就自身的政治发展仕途来说还是就家族势力发展而言都不可忽视，因此司马懿臣仕曹魏政权时期便通过多种方式来密切、加强和颍川地区人士的关系。魏国初建时，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屡为曹丕兴计献策，与曹植争夺太子之位，在取得曹丕信任的同时，又和曹丕另外几个心腹陈群、吴质、朱铄结成所谓的“四友”，从而在曹魏政权内构建出一种新的圈子关系。曹丕为丞相后司马懿得以大受重用，封河津亭侯，转为丞相长史，继而曹丕称帝，司马懿升任尚书，又转为督军，御史中丞，进封为安国乡侯。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东征孙吴，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坐镇许昌，总理后方一切事务。权势和地位的上升使得司马懿与颍川人士的关系更为密切，如黄初六年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而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二人互为朝廷表里。另一方面司马懿的封地也由安国乡侯改封为向乡侯，到明帝即位后又被改封为舞阳侯。此后司马懿便再也没有改封过，而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封，到嘉平元年正月发动高平陵事件后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司马懿将其封地几乎扩大占据了颍川一半多地方。颍川本为曹氏发迹之所，又为汉末和曹魏都城，向来为曹氏所倚重。司马懿煞费苦心改变封地然后又如此有计划的以舞阳为中心不断扩大封地其实质就是他不但欲占有曹氏发迹地，也顺理成章地要拥有曹氏统治赖以支持的颍川人。非但如此，为了真正取得颍川大族的归心，司马懿在控制曹魏大权后的某些政治活动中也有意加深与颍川地区士族的关系。如嘉平三年四月，司马懿平定王凌事件回到洛阳时，“天子又使大鸿胪太仆卿庾嶷持节，策命帝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前后食邑五万户，侯者十九人。”选派谁为使持节劳军在皇帝威权在手时自然由皇帝决定，而在权臣控政时则几乎完全听命于权臣，如当初曹操征孙权时即奏选荀为使持节犒军，即是出自曹操的意思。这里庾嶷被派为使持节劳军、策命司马懿等无疑也是司马懿的意思，目的不过是借此拉近、巩固和强化与庾氏的关系，从而使庾氏由此依附、投靠司马氏，并支持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夺取。同样，建安初荀或即荐举司马懿于曹操，可见司马氏家族和荀氏家族已有相当关系和不错的交往，故而对荀氏这个汉末政治名族司马懿不但极力亲近之也着意拉拢之。在荀死后当苟第一次出现在司马懿面前时，司马懿即表现出万分惊喜：“苟令君之子也。”随即拜其为散骑侍郎，而荀与司马氏也志趣相投，顺势也就投附了司马氏，尽心效力之，成为佐命晋室功臣。事实上，为了更好地加强与荀氏乃至颍川士族之间的关系，司马懿此前就已经与荀氏联姻，以通过婚姻来拉近彼此距离和增强亲密度。如曹操嫁女与苟或子苟恽，而司马懿即嫁女与荀恽子荀J，二者的姻亲关系成为司马氏政治关系的必要补充，因而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拓展政治空间、发展势力时便得到荀氏乃至颍川士族的支持，而在司马氏篡夺曹氏政权过程中，荀氏家族一方面虽与两家都有姻亲关系，但另一方面又看到曹氏政权后期政衰败且权力又已为司马氏所夺，故而这一时期荀氏家族也就几乎都站到了司马氏一边了。而反过来荀氏家族因为和曹氏、司马氏两代政权联姻，不但家门得保，且政治仕途旺盛.正所谓仕宦不坠。如苟或之孙荀寓“少与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晋，位至尚书，名见显著。子羽嗣，位至尚书。”其他苟氏子孙也皆著显位。
在颍川地区大家族之间，他们不但在姻亲上一直构筑亲缘同盟关系，如钟氏和李氏、陈氏和荀氏、荀氏和辛氏、荀氏和钟氏、庾氏和褚氏等都以婚姻相联。在政治上也形成抱团、提携和帮助的关系，彼此表现为一体，如钟皓为郡功曹，会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可。”而汉末名士李膺也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锺君至德可师。”荀向曹操举荐人才也优先举荐戏志才、郭嘉、钟繇、荀攸、陈群等。因此，司马氏选择与荀氏联姻也就可以和陈氏连带搭上关系，进而又可与颍川其他大族取得较好的利益链关系。所以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篡夺以及建立晋政权后，对颍川地区的主要士族即在曹魏政权中取得既得利益的大士族几乎完全无条件地予以拉拢和照顾，而颍川士族也在支持司马氏篡权过程中享受到了佐命之功，如荀官升太尉、荀勖为中书监，并且和其他佐命司马氏夺权者于咸宁元年列于铭飨。不过，随着魏晋嬗代的进行和司马氏晋政权的建立，颍川地区士族的发展也随之起着深刻变化。
三、魏晋政权的演变及晋的建立对颍川士族的影响
颍川士族在司马氏篡位过程中基本上都持支持态度，但最后因程度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卖力最多的荀氏家族自然也享受最优厚待遇，而陈氏家族的陈泰虽前期效力司马氏，但最后在司马昭弑杀曹髦后态度稍与司马氏不一致，便导致陈氏家族此后在晋朝地位下降，以至于名不列于传记。其他如钟氏虽然钟毓一直附和支持司马氏，钟会早先也积极赞助司马氏夺魏大权，但在平蜀战役中又背离司马氏，这导致钟氏在晋不如荀氏享有那么多优厚的待遇。这些都只是颍川士族个体的发展情况，事实上魏晋嬗代和晋政权的建立带给颍川士族整体的影响远大于对个体的影响。
第一，进一步造成了颍川地区人才增长模式的单一化，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造成了颍川地区人才的凋零。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并非因为曹魏政权政治上出现危机、国家呈现分裂状态，也非官吏贪污、吏治混乱，在意识形态上也非出现反魏思想，政权内外机构都在良好状态下运行，民心也没有任何离心现象，司马氏不过是趁曹魏政权后期自己掌控了曹氏军政大权而曹室无人藩屏捍卫这一致命要素后欺人孤儿寡母孤立无援而抢夺了其政权，所以历史上对司马氏这种行为向来不以为是。清人王夫之就说：“司马懿之于魏，掾佐而已……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也，受魏王睿登床之托，横剪曹爽。遂制孱君，胁群臣，猎相国九锡之命，终使其子孙继世而登天位，成一统之业。”在论及刘裕有天下时王氏又说：“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赵翼也说：“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而语矣。”正是以一种极其卑鄙的手段攫取帝王之座而非经过像曹操在汉末那样经过征战取得天下，因此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政治制度、政权结构、人员组成几乎没有更改就全部接收，也就是说除了将皇权由姓曹而改为姓司马并加强措施外，其它方面的政权建设、制度建设鲜有触动。如司马懿明知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在选举用人上为国家、政权的发展带来诸多弊病却并不作任何改革，而其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及其孙子司马炎除了积极铲除反对司马氏篡权行为者和为建立司马氏政权奠基以及废魏建晋外，也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因此，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篡夺不是有进步意义的势力或事功派对落后腐化势力或浮华派的胜利，而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皇权抢夺。这样，在以九品中正制为主要任官用人格局下的西晋，一般寒族无人援助也就愈加少有人能被起用，出仕为官者绝大多数几乎都是各地的名望郡姓和士族。这种情况同样也存在于颍川地区，如表2所示： 这其中荀氏、陈氏一直为显盛家族，而庾氏在两晋时期后来居上。其人员在朝廷为官超过了在曹魏时期的颍川各大士族。其他如杜氏、枣氏、韩氏虽也有任官者，但已显后继乏人。事实上，在两晋朝廷上也很少能找到这几家士族之外的颍川人士任官记载。此正如王夫之所说：“魏从陈群之议，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于选举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兴于中正之品藻鲜也，非名誉弗闻也，非华族弗与延誉也。故晋宋以后，虽有英才勤劳于国，而非华族之有名誉者，谓之寒人，不得兴于缙绅之选。”此表可以说正是这时期颍川士族和颍川地区人才之间关系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下的一种最好解释，那就是颍川地区人才来源的单一化和某种程度上的凋零已不可避免。
第二，促使颍川地区士族政治投机心态的急剧增长。尽管司马氏自司马懿始就开始有意识地营建与颍川地区的几大士族之间的关系，并在控制曹魏政权及建立晋政权后提高这几大士族的位置并保证他们的政治利益，但司马氏由一个经学世家出仕曹魏政权最后却以阴谋手段完成对曹魏政权的篡夺.这无论如何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和以儒学为起家根本的颍川地区乃至整个士族阶层产生了重大而消极的影响。司马氏家族门宗强大，势力强盛，著名乡国远近。随着司马懿在曹魏政权权力的增加和地位的上升，其家族及其所标榜的儒学世家也就愈加为世人所关注，而司马懿联姻和交往多选择经学世家或文化名族，因而这也使得日益聚集在司马氏周围的多为所谓的以儒学显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如荀、何曾、郑冲、羊祜、王沈、裴秀、贾充、陈骞等，而这些人以司马氏为主导一方面以儒学标榜。出入必以礼，言说必仁义，举止必忠信，另一方面身为曹魏之大臣，享曹魏之俸禄，却又背地里相互勾结，结成一个篡权组织，并最终佐助司马氏由夺取对曹魏的控制权到弑主再到走向对曹魏政权的颠覆。这些在朝廷内外享有盛名并以经学标榜的士族言行举止表里不一、结伙打劫、抢盗的行为对那些忠贞于儒学的诚实守信者自然以颠覆性打击，毁败了他们向以为安身立命的儒家人生信条。特别是在司马氏篡魏过程中，从司马懿结伙颍川荀氏、陈氏、庾氏和钟氏分裂曹魏政权、掌控曹魏政权到司马师、司马昭蚕食曹魏政权、消弭曹魏支持势力再到废主、弑主，颍川士族不但投附于司马氏，也多谄媚于司马氏，这使他们身上固有的儒家优良品德丧失，学会了政治投机和对权力的崇拜和钻营.从而唯强是依，唯势是从，唯权是亲，沦落为徒着儒学外衣的势利人，并渐为人所不齿。一如《博物记》记颍川陈氏时所曰：“太丘长陈、定子鸿胪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魏二朝并有重名，而其德渐渐小减。时人为其语曰：‘公惭卿，卿惭长。’”事实上这种“于汉、魏并有重名，而其德渐渐小减”者并不仅限于颍川陈氏家族，在颍川荀氏、庾氏、钟氏、褚氏身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甚至如荀氏家族、钟氏家族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褚氏在魏末因为未能及时和司马氏交好，更是在晋初通过和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羊氏主动攀附上司马氏，从而使家族由此走向辉煌。由此观之，司马氏篡魏建晋过程中给颍川大族和其他大族如琅邪王氏、荥阳郑氏、陈郡何氏等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给他们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升迁和荣耀.更多的则是破坏了这些家族固有的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安身立命和精神归依的价值理念，从而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及儒学一整套思想由这些家族奉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准则转而成为改朝换代换取现实权、名、利的最冠冕堂皇的手段，继而又因他们的地位、身份影响到整个士族阶层的思想和意识的分离和扭曲，儒家思想至此真正受到了最为彻底的摧毁和颠覆，以至社会意识“谓守道者为陆沉，以履径者为知变”，从而直接导致了玄学的产生和泛滥，进而又使得“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陈寅恪先生以为曹操颁发“唯才三令”是改变两汉以来社会风气道德标准的根本原因，但若综观汉、魏、晋之间的沿革，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篡夺相对于曹操发布的“唯才三令”对社会风习以及儒家伦理道德准则的破坏则不啻千万倍，这才是对两汉以来儒教树立起来的社会道德风习的根本改变。如果说“西晋篡魏亦可谓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那么这种东汉儒家大族的复兴从两晋政治、社会的变迁和经济发展来看，它并没有带来多少社会的真正进步，反而带来社会思想精神层面的某种大倒退。
第三，两晋政权的建立和变迁使颍川地区逐渐偏离于政治中心，颍川区位的重要性因此显著下降，从而不仅颍川地区文化发展受到极大抑制，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颍川世族在政治上的发展。在曹操和曹魏政权统治时期，许昌作为汉末都城和曹魏五都之一，其政治、军事和文化地位都非常重要，魏文帝、明帝都曾多次巡视和驾临许昌，视其与洛阳具有同等地位，故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时逃出的桓范就劝说曹爽移驾许昌以反制司马懿，而在同一年王凌和其外甥令狐愚谋迎楚王曹彪也欲都许昌反对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控制。这种政治地缘优势不仅有力地支撑了颍川地区曹魏时期得势的士族在政治上的发展，也使得汉末一些衰落世家大族如襄城李氏、定陵杜氏和丁氏、舞阳韩氏、阳翟郭氏等都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于政治上再崛起和发展.但司马氏在消除曹氏势力和建立晋政权过程中，不但完全以洛阳为政治、文化中心，还废除了许昌的政治、军事重镇地位，将颍川郡分割出襄城郡，从而使许昌及颍川地区实力下降、地位也显著下降。迨至五胡之乱和东晋政权立都建康，颍川地区已沦为胡族纵横和统治地区，虽然东晋和刘宋时期一度恢复对颍川地区的统治，但这个时期颍川地区不过和其它北方区域一样只是作为一般性的地域存在而已，那些在汉末三国、曹魏时期已衰落的汉末世家大族如张氏、李氏、郭氏等自然难抵这巨大的动乱浩劫，他们要么继续留在乡里，要么随其他大族南迁或迁往他处，而不论以哪种方式，他们从此都难以再有休养生息后的东山再起和兴盛，从而永远地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颍川地区世家大族的发展也就因两晋政权的建立和变迁仅仅局限于魏晋之际得以发展、兴起并与政权相连的如陈氏、钟氏、庾氏、苟氏、褚氏等身上。而于中国古代汉魏晋这段历史而言，一个地区的世家大族的发展和兴盛基本上首先和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呈正相关关系，进而这些世家大族很大程度上又成为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象征，他们代表着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的发展。一方面，这些世家大族是也只能是一个地区经济繁荣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世家大族为了生存和传承，不仅要积极振兴当地经济，也会努力传播文化，参与地方乃至中央政治事务。所以唐长孺在论及东汉世家大族时说：“东汉后期的大姓冠族及其代表人物‘名士’，一方面通过‘世仕州郡’，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凭借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和手中的选举权，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步入朝廷，甚至‘世为公卿’。”陈寅恪也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所以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世家大族的出现或世家大族衰落，那么首先也就标志着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没有什么大发展或文化、经济也随之衰落。 而南迁的颍川士族虽然如庾氏、荀氏、陈氏在东晋朝廷仍有不错的发展，甚至如庾氏、褚氏还得以联姻于皇族并一度掌控朝廷或霸据重要地方重镇，仍不缺高官厚禄和特权，但其他如钟氏、枣氏、韩氏、杜氏已趋向于衰落，而且这一时期颍川士族无一例外都在学术和文化发展上走着下坡路，远不如汉末和曹魏时期。特别是到东晋时，
“历史的趋势是士族政治越来越发达，家族的活跃取代了地区的活跃”，南迁的颍川庾氏、荀氏、陈氏和褚氏纵使家族兴旺也并不能说明颍川士族整体的概貌，更何况这些家族南迁后都远离故土，又不经营生业，唯“资俸禄而食”，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若经营不善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成为必然。可见，随着许昌都城地位的消失，继而兴盛的庾氏、荀氏和褚氏等家族的南迁，颍川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也随之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状态，这也标志着汉末三国曹魏时期许昌乃至颍川地区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
四、余论
综上所述，曹魏政权的建立固然得益于颍川大族的贡献，但梳理历史我们也同样看到，曹操统治时期和曹魏政权的建立给两汉以来本就发展颇为不错的颍川地区大族则带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更大空间，由此使颍川地区世家大族和文化名人不但走向了曹魏政权的中心，成为曹魏时期著臣重宰，也使他们成为曹魏时期社会上闻名全国的士族，而且这一时期，曹魏政权还推动了颍川地区文化发展。造就了新兴士族如庾氏等，从而使颍川士族不仅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好发展，还在魏晋政权变革时得以固守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同时，也由曹魏大臣转而摇身一变为司马氏政权佐命重臣，渐成为所谓的膏腴华族，有的如庾氏家族甚至在东晋时期还发展成为一度执政朝廷之显赫家族。可以说，没有曹操对汉末群雄割据的统一和曹魏政权的建立，颍川大族不能说没有发展，但至少从在孙权、刘备政权以及后来的十六国和北魏政权下的颍川地区的士人结局对比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发展不会有曹操执政时期和曹魏政权统治时发展那么好。人才需要有人用并器重，所以从这点来讲，曹操执政时期和曹魏政权统治时期极大地促进了颍川士族乃至其它地区士族的大发展以及最大程度的参与中央政权。当然，曹魏政权的建立及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也使得颍川地区更多的人才可能因此沉沦，甚至被埋没。而篡魏而兴的司马氏政权一方面因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固然维护了既有的颍川大族利益，使他们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使得颍川士族学会了政治投机而失去了汉末颍川士人的政治节操，同时魏晋政权的演变也大大抑制了颍川地区文化和士族整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