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小说可谓是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它本身具有浓厚的跨世纪文化启示气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刻的表现和与之具有特殊精神气质连接的这一文类，历史小说在其自身发展进步中对“再造中华文明”作出了自己深沉的回应。其中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士”阶层，张扬着本民族的个性与气质，其内涵的丰富性足使研究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将对当代传统历史小说作品中“士”阶层的文化意义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更清晰地呈现出搏动着华夏民族的生命律动。
关键词： “士”阶层 传统历史小说 人格 文化批判
郁达夫的《历史小说论》认为历史小说拥有一定的历史情境做铺垫，同时也给传统历史小说下了全面、合理的定义：“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文学（小说）而言。”①这样说来，历史小说不但细致描写过去的历史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与情感，而且与传统历史文化具有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自1976年，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开始，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一时高涨起来，风靡一时。有凌力《少年天子》、《星星草》，杨书案的《九月菊》，蒋和森的《风萧萧》以及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张之洞》、《曾国藩》。历史小说作家们的创作着实不易，一部书要花费作家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心血。姚雪垠的作品《李自成》五卷本，300万字;刘斯奋写作一部洋洋洒洒130多万字的历史小说《白门柳》（包括《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三卷）。这些醒目的数字就是作家心血的证明。对于如此繁盛的历史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视野考察：一是上推至远古进行文化寻祖或文化溯源;另一为下移至明清进行中西或古今文化转型的考察。梳理《孔子》、《老子》、《庄子》、《李鸿章》、《张之洞》等不少文化名人历史小说，可以清晰地找寻到人文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内涵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作家们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不仅致力于描写人文知识分子，而且还站在比较纯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立场上对之进行批判或认同，努力从中发掘人文内涵。
一、兼顾“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
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在本文所涉及的长篇历史小说中，此对象也称之为“士”），这里依然沿用了“士”旧称。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
二、“士”阶层权利走向衰落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魏晋、晚明这三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穴眼”。穴者，经脉交汇之点。欲理疗历史文化的病根，往往要从此穴眼入手。尤其是晚明，更成为学者和作家关注的中心。许多“异质”的文化因素也是这时产生的，如：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发、近代民主思潮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形成、宗教的传入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个上接朝廷官僚、下连平民社会的阶层――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自此一撅而不振。晚明的士大夫阶层，尽管还保留了先秦游说之士和魏晋清谈之士（明代知识分子强调清议，即议政;魏晋的清谈是谈玄）的风尚，但先秦名士的贵族气派、“威德”和荣誉心、敢死的勇气等刚勇的一面则越来越少了，以致于在忠君报国的面具之下，热衷于结党斗术，呈现一种“柔道的人格型”。此后，自清代咸同之时的士大夫，直到“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影子更是日见淡化了。近年来，有感于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问题引起了十分热烈的讨论，这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选取士大夫阶层为主要描写对象，写尽他们在忠与奸、义与利、情与欲、死与降、治国与修身、行动与清议等各种矛盾中的取舍态度和内心的纠葛、心灵的争斗，也足以为当代知识分子所借镜。其现实意义也就十分明显了。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本来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表面上是儒，骨子里是道。在朝则儒，在野则道。但晚明社会的剧变，使这一老传统发生了变化。因此，吟诗清谈、饮酒酬唱、出入妓院成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同时，由于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深刻影响，使他们不可能单纯地、一味地隐居或放纵，于是，酒肆、妓院又几乎成了政治和国事的信息集散中心。他们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策划都在这里进行。书房、酒肆、妓院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也是三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反映。以集中表现明末清初那一段社会剧变的《白门柳》为例，《夕阳芳草》偏于写阴柔一面，但刘斯奋无疑不想把它写成儿女情长的言情小说。故时代的信息不断地涌现，酒肆妓院便常常成了议政的场所;《秋露危城》偏于写阳刚的一面。但复社的一部分人，即使表现出某种无畏的勇气，也是一种假像。并且，假像背后充斥着“清议”的妄想、充任幕僚的欲望、功名利禄的纷争、党派内部的权术纠葛，即小人奸邪的阴气充盈在心理的深层。所以，阴差阳错，全都位不逢时，故显出最后的衰败之象。这正是晚明士大夫阶层没落的必然契机。
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得志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中庸之道，隐居田园，或沉酒于酒色。若遇乱世，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又可以得到极致的表现，如殉国殉君、党争或内哄中的歹毒和偏狭。像黄宗羲（或许还可加上冒襄）这种既有救世之宏愿，又得原儒强调内省功夫之真髓的人并不多见。
三、晚明“士”阶层的文化品格
晚明“士”阶层的特殊性、复杂性在上文已经提及，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自此一蹶而不振，直接引发了文化生活、情调的转变。晚清士人品茗博弈、饮酒酬唱的场面，为历史作家们着墨最多。“《秋露危城》中描写了方以智“品茗听雨”的场面和感受（见该书第四章第八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品茗的茶道倒听说过，“‘听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真是新鲜。”②古代士人的文化涵养是以品茗博弈、饮酒酬唱作为载体传达出来的。如《曾国藩――血祭》中唐福的经历及祖先留下崇祯帝田妃的那盒棋子，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所赏识，从而形成了博弈的文化追求。
诗歌者，诗人与歌妓原为一体也。薛用弱在《集异记》中所写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可为一注。也就是说，士大夫性格中阳刚的一面往往与国事政治相连，阴柔的一面又常与歌妓相关。秦淮名妓多是一些色、艺双绝的美人儿。所以，她们往往成了文人的自况，成了彼此照见的镜子：熟读经书、精通音律、满心抱负，但都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不得宠也（乱世文人失宠于朝廷，犹如歌妓失宠于文人）。《夕阳芳草》多写文人名士与歌妓之间的故事。国事社政往往是作为歌舞酒台之余的另一信息传入。写顾眉调弦弄柱，一曲《牡丹亭・惊梦》使复社文人中晓通音律的行家拍案惊叹;写董小宛的艺高清冷，柳如是与钱谦益的情爱，甚至写阮大铖在家作《燕子笺》，都是文气清新，柔肠有加。看似一般地写才子佳人，实则有更深的文化意味在。
作家描绘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人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具体揭示了晚明启蒙主义思想产生的经过。可以说，这部长篇是从整体上为一个时代的先驭者塑像，它是明清时期文人政治体验与人生体验的集中展示和全方位总结。他认为亡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亡文化。“黄宗羲晚年心态趋于平衡，同意儿子参与修明史、在清朝中任职，原因就在于清朝统治终于没有导致中原文化的消亡，文化的命根子既然保住了，心态自然也就趋于平衡。”③由此看出，文化对于黄宗羲具有的重大意义。作家运用了中西文化这个视角，黄宗羲从方以智的崇西洋之学认识到中西合璧的重要性，也涉及到黄宗羲本人的认识和反应，论证了他是这场惨痛剧变的历史画面的亮光。
四、结语
反观传统历史小说家们创作之时文化灭种的危机、知识分子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在特定时间段里发生的市场经济的大潮，如果比照作品反映的时间段是清军大举入关，改朝换代不可怕，可怕的是黄宗羲担心的亡文化。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的精粹、传统节日的纠纷、当今大俗的侵蚀。种种的现实情境进一步印证了熊召政学者的观点：明朝和今天有太多的相似。那么，就启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比较明与今的相似与不同，做到正确的以古鉴今。但也应当注意不能锱铢必较，同时不能浑然只做历史小说之消遣。
注释：
②张柠.士的挽歌――刘斯奋的长篇历史小说试评.当代作家评论，1996（4）.
③刘斯奋.历史、现实与文化――从《白门柳》开始的对话，1996，3.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J].鲁迅研究月刊，1998（3）：14.
[2][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91.
[3]闫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
[4]吴秀明.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5]刘斯奋.《白门柳》的追述及其他[N].文学评论，1994（6）.
[6]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编.名家评说《白门柳》[C].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7]陈占彪.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陈书录.中国文化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