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关键词：明朝；区域来源；政权性格；“江浙士人”；宦官势力
政治史虽产生于庙堂之上，但卷入其中之人物，却来源于不同地区。相应，政治史之运作，便包含不同地域互动、冲突、协调之色彩。故而，从地域出发，审视政治运作的具体过程，是政治史研究颇值借援的方法与视角。本文尝试从明朝建国前后，不同政治群体的区域来源、文化特征及其互动关系入手，审视由此而造成的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
一、朱氏政权的区域来源与儒风不昌
朱元璋与构成其统治主干和基础的“淮西集团”出身于淮河以南，这一地区在南宋与金朝对峙中，处于南宋管辖之北边极限，相应容易受到来自宋、金两方面文化的影响。元末农民战争前期阶段主要是农民军内部的战争，朱元璋以淮河与长江下游之江淮地区为大本营，陈友谅以长江中游之湖广、江西为大本营，张士诚以长江下游之江浙地区为大本营，方国珍以浙南沿海地区为大本营。若从南宋地理分野而言，朱氏政权所在地为南宋北疆所在地区，而其它三种势力则属南宋京畿与外围地区。若从南宋政治格局而言，朱元璋与“淮西集团”为边鄙粗人，而其它政权治下则多儒学士人。四种政权虽皆标ァ案此巍保1但由于这种政治地理、文化传统之不同，在政权性格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北宋鉴于中唐、五代藩镇坐大，而大兴文官政治，与士大夫共天下，颇有儒家政治之追求。在这一政治文化下，北方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南方以江浙为中心，儒学呈现复兴、发展，乃至攀上巅峰。北宋覆屋之后，理学重心遂完全转移至南中国，尤其是首都杭州附近之江浙东西二路。伯颜下江南，南宋既灭，对当地经济、文化采取包容态度，南宋理学遂仍保存于杭州、江浙东西二路，只是行政区划改成了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元朝政治本位虽一度由草原向汉地转移，但政治立场一直游移其间，这便造成儒学作为汉族文明之代表，并未获得独尊地位，而与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成为元朝管辖不同文明区域的工具之一。因此，虽然忽必烈在建国伊始，便仿照汉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体制，但却以草原体制并行其中，而在政治精神上仍基本沿用“家产制”政治思想，在经济上重用西域回回，在信仰上亲笃藏传佛教。故而，有元一代，元廷虽在形式上征召、聘用江浙士人，并设立翰林院，专蓄理学、文艺之士，但仅为政权之附丽，于国家大政并无关系。两宋以来“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传统遂受严重冲击。缺乏仕进空间之儒学，由于丧失利益驱动，而归于沉寂，仅为江浙士人学术研习之寄托。1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政权所在地既为南宋文化重心，张士诚治下之杭州更为南宋故都所在，故而三种政权在建立之初，便受到当地儒学风气影响，招徕贤士、充斥政府。其中，张士诚政权重用文士、乐享太平之政治风气，未尝没有接续南宋遗风之迹象。而与之相比，朱元璋政权在淮河流域最初建立时，以淮西集团为政权柱石，该集团以武将为主体成分，且多有将才，在开国前后一系列内部清洗后，仍能具有很强战斗力，开拓明初广阔边疆。与之相比，文官数量较少，吏员出身之李善长竟为其中文人之代表，淮河流域之儒学不昌，并造成朱氏政权最初缺乏儒学氛围，于此可见一斑。朱元璋之招徕儒士是在占领南京之后，主要有江南四名士与江西朱升等。虽然朱元璋有气吞山河之胸怀，对江浙士人非常重视，但由于朱氏政权统治基础与精神风气已然形成，朱元璋亦有边鄙之人粗俗却实用之政治观念，故而仅以江浙士人为典章制度之制定者与军队幕府之佐贰官，并不以其为政权主体。这种右武左文之精神，不仅使朱氏政权核心群体较为团结，而且使朱氏政权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精神，从而能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发挥出坚强而实用之领导力量，是朱氏政权能够翦除群雄、统一全国之体制基础。
明初延续了这一政权性格，将右武左文政策贯彻于整个国家体制，比如武将可封爵，文官却不可；武将死有谥，文官却没有；淮西集团充斥军政部门，江浙士人却仅任礼部、翰林院等负责制定典章制度之机构。2明初右武左文格局十分明显，后世文官政治兴起之后，仍长期受其制约。朱元璋之所以实行如此政策，既出于重用淮西集团之需要，只能安排江浙士人于相对闲散部门；同时也与其打击敌对势力有关。由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多有逃遁海上者，朱元璋为防范这一海寇势力与陆上残部相结，从而采取强迁江南民众于凤阳之举措；对失败政权之旧部士人，亦加罪迁徙，3或表面征召，实际置之闲地，甚至设“不为君用律”，加以打击，以控制其社会活动。虽然一意重用淮西集团有酿成其坐大之风险，但朱元璋既早已心存翦灭淮西集团之念，江浙士人便不具有制约其它政治势力之筹码作用。
二、洪武时期加强专制与压制江浙士人
伴随淮西集团被诛杀殆尽，江浙士人或被征召，或应科举，从而大量充斥政府，4似乎江浙士人成为明初政权的主导力量。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又在统一战争中屡经部下叛乱，当时其它政权内部叛乱之事亦经常发生，受此影响，朱元璋对政权控制非常严格，重用私人，尤其是子侄、亲属、乡人，缺乏雍容大度之政治精神，可称之为“小农政治思想”。英雄人物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动角色，这在朱元璋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朱元璋既一扫中唐以来汉民族相对于北方民族武力不竞、政权覆灭之耻辱形象，被时人誉为得国最正、远迈汉唐、直接三代。1其所面对的蒙元虽为直接之历史遗产，但在驱逐“胡虏”之时代背景下，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南宋则为偏安一隅之失败政权，不足与计。因此历史留给朱元璋进行政治建设的空间非常广大。朱元璋遂从前代资源中充分借鉴各种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朱氏皇族万世一统之政治制度，其中便包括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与唐宋削弱丞相权力的政治制度。
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之核心在于大汗为权力来源，子弟依照与大汗关系亲疏，获得相应土地与民众，其他人为大汗及其家族之奴仆，即使掌握再高权力，也仅是大汗管家。在这一政治观念下，大汗拥有至高无上、不受约束之最高权力，这与汉族强调皇权势统仍受儒家道统制约之政治理念存在巨大不同。元朝既已统治中国近百年，其“家产制”部落传统与政治观念，遂影响及于汉地社会。淮河流域既为儒学不昌之地，又长期受到金朝、蒙古风气影响，朱元璋容易受到北族思想观念影响，当为自然之事。朱元璋借鉴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从其关于政治体制之制定便可看出。在国家基本制度上，朱元璋在仿照元代宗王出镇制度，实行分封制度，形成皇帝掌中央、诸王控地方之朱氏皇族“共天下”的政治体制。2此外，其它具体制度的制定尚有接续金元脉络者，如中书舍人制度。可见，朱元璋
为纠正华夏传统中不利于皇权专制的因素，有意从北族制度脉络中寻找历史资源，加以弥补。
朱元璋既实行皇室共天下、废除丞相制，其不欲实行南宋士大夫政治之意至为明显。所实行之恢复华夏礼乐、衣冠、制度等举措，3不过是在政治、社会层面，为塑造和贯彻皇权至上提供工具而已。伴随明初皇权综合了汉地、内亚两项历史传统，朱元璋本人也合势统、道统于一身，对儒释道三家亲自注疏解释，甚至对儒家经典《孟子》加以删改，对朱熹多所批评，4专制程度空前加强。江浙士大夫遂面临远不同于南宋政治文化之格局，多不愿出仕，明初从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元代政治、学术二元对立之格局。故明初虽然存在接续南宋士大夫政治传统之官僚基础，并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复归华夏传统之历史取向，一时克服了元朝体制混乱造成的诸多内耗与乱象，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再次复兴，但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却刻意弃置南宋文官政治传统，而吸收北族家产制政治传统下的君臣主奴意识，以加强皇权专制。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南宋士大夫政治传统与江浙士人成为被压制之政治潜流与群体。
三、永乐以后“江浙士人”崛起与宦官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初制度建设中，与标榜华夏传统、恢复汉族旧制不同，明朝对于借鉴蒙元遗产讳莫如深、刻意掩盖，从而构成明初制度建设的“暗流”。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明初政治与社会之潮流指向皆在恢复汉族统治，北族因素在剔除之中，更毋论继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虽然朱元璋对江浙士人严厉压制，但这一政治群体仍伴随汉族典章制度之复兴、儒学意识形态之回归，政治与社会地位皆呈现上升之势，从而为文官政治复兴、江浙士人崛起埋下了历史伏笔。淮西集团既很快集体性地被朱元璋几乎完全铲除，仅个别家族如徐达、郭英后裔仍保持长期名位，但对朝政则基本限于象征意义。对有明一代政治能够发挥长期决定性影响者便仅剩江浙士人，这一势力也成为明代政治中根基最固之政治群体，1是明代文官集团之主体力量，也成为反对明代皇权扩张，以及由此延伸之宦官、佞幸、阉党专权之主要群体。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之根本与主线索在于政治群体，政治现象与政治制度不过是因缘政治群体变动轨迹而呈现的外在形式。
由于废除了宰相制度，明朝中枢政治形成了巨大权力空缺，因此有明一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其实一直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建这一机构，但又不能完全恢复，由此形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长期结构性斗争。内阁建立之前，明成祖朱棣与其后仁宗、宣宗已经开始思考用六部七卿与翰林院共同组成中枢权力集团。2既然缺乏制度保障，与皇帝或未来皇帝形成私人关系，便成为中枢权力争夺者政治斗争的核心。
由于江浙儒学最为发达，明初政府中的文官相应多为江浙士人。洪武末年，朱元璋留下的未来辅佐建文帝的政治班子，文官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为江浙士人。建文即位之后所实行的复古改革，其实便是江浙士人复兴文官政治的突破口。朱棣进入南京之后，一方面为建文殉主者多为江浙士人；但另一方面，逢迎朱棣者也多为江浙士人。朱棣遂延续金、元与国初传统，将其中优秀者集中于翰林院，专于宫廷中辟一办公地点，遂为内阁之起源。3可见，翰林院作为宋以后擅长儒学的士人集中之所，在辽、金、元北族政权时期，承担了保存儒学火种之角色，而在汉族政权重建之后，再次成为士大夫政治的中心。明朝政权文官多来自江浙之事实，反映出明代江浙士人已然在崛起。4仁宣时期，明朝逐渐进入守成时期，文官政治进一步复兴，江浙士人势力进一步崛起。
经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政治斗争后，正统时期，由于六部七卿具有影响力之长官相继衰老，内阁“三杨”从而成为朝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加之英宗年幼，朝政处理制度由临朝问答一转而为奏疏批答，内阁权力相应大为提升，内阁在中枢政治中之独特地位由此形成。5与此同时，作为年幼皇帝玩伴而受到信赖的宦官也开始作为另一股政治势力，进入中枢政权核心。为避免皇帝受到宦官的影响，内阁主张将皇帝在宫廷中的教育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从中达到监督皇帝生活的目的，从而制约宦官与皇帝接近。内阁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便是“经筵讲读”。1对于内阁这一政治目的，宦官自然极力反对，双方围绕皇帝的经筵日讲，与太子即未来皇帝的“东宫讲读”，形成长期政治斗争。无论“东宫讲读”还是“经筵讲读”，由于内阁与翰林院主要由善于文学之南方尤其是江浙士人组成，故而可视为南方士人地位逐渐上升，控制朝政的历史现象。
宦官势力的崛起，在客观上解决了明朝皇帝屡屡设法，但未能奏效的南北政治不平衡问题。伴随文官政治的复兴，南方尤其是江南由于属经济、文化之核心区，故文官集团亦以“南官”为主。虽然明朝历代皇帝多立意矫正，有意援引北人，但仍无法根本上改变南人独大之势。2而后妃、宦官由于多在北方即政治核心区，甚至北直隶选择，因而戏剧性地成为制约南官之“北阉”。3因此，明代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从地缘背景而言，未免无经济核心区、政治核心区冲突的意味。其中内阁官员主要出于南方，其与司礼监之冲突，尤有南北冲突的地域色彩。
结 语
在元末群雄逐鹿的历史格局中，来自中唐尤其南宋以降长期充作边疆战乱之地的淮河流域的农民下层，逐渐以朱元璋为政治核心，建立了具有浓厚实用粗鄙特征的朱氏政权，并最终统一中国。由于远离南宋以来的儒学重心，且受到蒙元家长制传统的影响，明初君臣关系差距悬昂，明显呈现出皇权专制加强的时代特征。元朝以来一直保存于江浙地区的儒学火种，仅成为塑造明朝华夏正统地位、加强皇权专制的工具，而其掌握者“江浙士人”也遭到皇室与“淮西集团”的长期压制。但伴随文官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并控制教育皇帝、太子的“经筵日讲”、“东宫讲读”，从而逐渐在中枢政治中施加影响。但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借助大多出身于北方地区的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