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当时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
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还有酷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
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
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
不论如何，历史著作的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
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总的来说，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
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国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气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以及制度的变迁只能成为手段。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
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告别“打江山，坐江山”思维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