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纳撒尼尔・韦斯特的代表作《寂寞芳心小姐》通过描述主人公“基督情结”的破灭，揭露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本文将主要人物寂寞芳心小姐与《圣经》中的基督形象的相对比，剖析当时美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与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探究造成主人公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寂寞芳心小姐》 基督 大萧条
一、“救世主”与“替罪羊”：主人公的《圣经》原型
在作品中，寂寞芳心小姐曾经向女友表达他的宗教情怀：“我患的是基督情结。人类……我爱人类。”作者韦斯特以寂寞芳心小姐对来信读者道伊尔夫妇的态度来展现他心灵深处的基督救世情结。道伊尔太太在瘸子丈夫面前勾引寂寞芳心小姐，道伊尔遭受妻子的羞辱“像一只狗那样咆哮着……他就以两手和膝盖着地，继续在地板上学狗爬”{7}。这些人已经被生活的苦难剥夺人的尊严和理性。然而寂寞芳心小姐“读完信后，并没有放开手，而是怀着他全部的爱紧紧地握着”{8}。他有着《新约》中所说的“爱”：爱人如己，爱他人的力量，为自己所讨厌的人谋利益的力量，而这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按照基督教的人生观，“只有上帝的目的才可以给予我们的人生以内在的统一，幸福和满足，这种人生以内在的统一，幸福和满足可以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永恒的价值而不是短暂的价值，从而使我们的人生日臻完善，达到充实”{9}。不同于报社其他人对专栏的玩笑态度，他严肃对待自己的工作，真心实意地在乎来信者的痛苦，所以他拒绝在来信中用漂亮的假话敷衍读者。他在接触他人痛苦的同时，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把自己的工作等同于主的事业，希望有能力拯救来信者不幸的生活与灵魂，他与来信者同样对基督充满渴望，小说最后一章，他幻想自己与上帝签订合约，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化身，获得《新约》中基督的神力并以此来拯救不幸的人类。他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精神痛苦不仅源于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更是因为质疑自己无法向来信者提供实质的帮助而备受苦恼。寂寞芳心小姐在面对他人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与悲悯情怀，可以被视为“基督―救世主”原型特质的直接呈现。 寂寞芳心小姐还象征“基督―替罪羊”这一《圣经》原型。根据《旧约・利未记》记载：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的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而在《新约》中，耶稣为救赎世人的罪恶，宁愿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牺牲”。所以，教会又称基督为赎罪羔羊。在小说的第三章，寂寞芳心小姐回忆起与大学同学用羔羊向上帝献祭的往事，然而由于执行者缺乏宰羊的经验，这次献祭是失败的，受伤的羊逃走了，最后寂寞芳心小姐不忍它受苦，用石头砸碎了它的脑壳。作者借这次失败的献祭已经暗示了寂寞芳心小姐的悲剧结局以及他所怀抱的基督救世情结注定破产的结局，在小说的结尾，一位瘸腿读者误以为寂寞芳心小姐强奸他的妻子而前来寻仇，而此时寂寞芳心小姐沉浸在自己成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的幻想中，他想拥抱这位瘸腿的读者，笃信自己已经拥有治愈瘸子的基督式的神力，却不料被手枪打中。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尾呼应了第三章中那次失败的献祭，羔羊虽死却无法洗去人世间的罪孽。
韦斯特在第二章中直接表达了当时美国人所期盼的基督形象既非救世主亦非替罪羊的观点：“灰色的天空看上去像是用一块肮脏的橡皮擦过似的。上面没有天使，没有燃烧的十字架。”{10}“基督不像是在痛苦地挣扎，而是安安静静地当作装饰品。”{11}在一个不需要救世主的时代，通过自我牺牲来拯救不幸世人的基督式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
二、“理想的阉人”：“基督情结”的不合理性
编辑施拉克经常对寂寞芳心小姐发表大量渎神的言论，而小说中没有任何描写寂寞芳心小姐的回应，一方面是因为寂寞芳心小姐内心无法真正相信基督，另一方面，施拉克滔滔不绝且极具煽动性的雄辩，是寂寞芳心小姐在语言上无法抗衡的。纵观全书可以发现，寂寞芳心小姐无论是在帮助他人还是捍卫自我理念，他只有灵魂上的挣扎，而没有行动上的表现。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写道：“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15}显然寂寞芳心小姐行动能力上的无力可以视为生命力量的脆弱，也就是尼采所说的缺乏生命的激情。其次，这种生命力量的脆弱的还表现在与施拉克太太，女友贝蒂，读者道伊尔太太交往上。寂寞芳心小姐是施拉克太太婚外情人的事实对施拉克是公开的，三人对这种畸形的三角关系都抱有乐在其中的态度；女友贝蒂被寂寞芳心小姐形容为“秩序的典范”：天真，善良，忠贞但是肤浅幼稚。“只要人们感到自我安全就会冷漠。”{16}所以生活安逸的贝蒂无法理解男友精神上的疾病，固执地认为乡村的宁静恬淡是医治男友“城市病”的良药。在这段爱情关系中，很难发现两人有精神上的沟通与共鸣；而面对道伊尔太太的勾引，寂寞芳心小姐几乎无力抗拒。由此可见，寂寞芳心小姐没有一段可以称为正常健康的性关系，他的正常欲望被他的基督情结压抑、扭曲，虽然精神高尚，却缺乏生命激情与力量，寂寞芳心小姐正是尼采定义的“理想的阉人”。很难想象一个生活混乱、缺乏行动力的人可以承担“救世主”的重任，这也是韦斯特借施拉克之口讥讽他的原因：寂寞芳心小姐不但没有基督的神力甚至不具备正常人的健康精神，却妄想成为基督式的救世主。
寂寞芳心小姐声称自己“我爱人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人的痛苦会引发自己精神上的痛苦。不可否认，寂寞芳心小姐极富同情心。然而这种同情心是否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人高尚与否的标准却值得质疑。“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17}桑塔格的观点解释了编辑施拉克对寂寞芳心小姐同情心的嘲讽态度，对他人的同情只停留在情感层面，不过是自己证明自己是一个高尚善良的人，对他者毫无益处。在施拉克看来，寂寞芳心小姐所谓的“基督情怀”充满怯懦和虚伪。小说第二章有一个施拉克歪解《主祷文》中“我们日用的面包，今日赐给我们”的情节，他劝寂寞芳心小姐赐给读者石头。《新约・约翰福音》记载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将被处以石刑，基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翰福音8：7）石头在《圣经》中代表着审判，施拉克认为面对受苦的他人应该惩罚而非救赎，这一情节充分揭露施拉克的性格特征：既无对他人的同情，也无对基督的崇敬。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解释：“对痛苦，对他人的痛苦的看法，是植根于宗教思想中的，这种宗教思想把痛苦与牺牲联系起来，又把牺牲与极度兴奋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与现代感情大相径庭，现代感情认为痛苦是某种错误、意外或罪恶的东西。”{18}施拉克对他人痛苦的态度代表着大部分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痛苦没有宗教、价值与情感的意义。甚至把痛苦赋予重要涵义的宗教都是不可理喻的。即使他人的痛苦源于无辜的遭受犯罪所致，也无需激发自身的正义感。无论是同情还是取乐，在本质上都是实现自我情感上的满足，对于施拉克们而言，寂寞芳心小姐的“基督情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玩笑。
三、“爵士乐时代的遗产”：“大萧条时代”
无论是写信求助的读者，还是酒吧里沉迷于暴力想象的人，都对生活绝望，自身也无力改变现状。包括寂寞芳心小姐本人也对基督是否能够真正拯救人类也抱有怀疑态度，小说第十章里，他认为“人们一向用梦想来跟他们的痛苦作战……在许许多多的骗局里，就属这一骗局最恶劣，而这一骗局里也有他的份，而且特别恶劣，因为他能虚构出关于基督的梦想”{22}。寂寞芳心小姐因为无法相信真基督，又不肯做假基督，在他身上建造起来的教会却是猥琐逃避的教会。{23}哈罗德・布鲁姆也有相似的观点：寂寞芳心小姐是一个在做人方面样样不足的潜在基督{24}，他同样参与酒吧众人戏弄老流浪汉的行为，与施拉克太太的婚外情，被道伊尔太太引诱无不说明他缺乏基督坚定强大的精神力量，更不会具备基督的显神能力。他只是迷失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众多普通美国人中的一员，寂寞芳心小姐渴望成为当代基督的愿望只能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G・H・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描述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社会是“失控的世界”{25}，“失控”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压力下，暴躁、冷漠、行为反常、情绪激动等人的性格中的消极因素明显突出。这种由许多个体传播至整个社会的消极情绪最严重也是最深远的后果是毁灭了一代美国人的自信与信仰。《寂寞芳心小姐》中的美国人在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体系轰然坍塌之后的精神世界却如同艾略特在《荒原》中呈现的状态：幻灭、虚无与迷茫。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对《寂寞芳心小姐》的定义是一部“末日景象小说”{26}。重建社会价值体系与拯救个体精神危机成为经济萧条时期美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之一。而韦斯特在《寂寞芳心小姐》中不仅暴露导致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人麻木的精神世界的原因是传统信仰的缺失，同时通过寂寞芳心小姐基督式理想的破灭，韦斯特对传统基督教救世的宗教观念同样持怀疑态度。所以韦斯特塑造的寂寞芳心小姐这一人物身上兼具崇高的理想与孱弱的意志，他的基督理想在小说中更多表现出荒唐可笑与不合时宜。换而言之，对是否可以依靠宗教的力量拯救人类这一问题的质问正是《寂寞芳心小姐》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2}{3}{23} 史坦・E・希曼：《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威廉・范・俄康纳编、张爱玲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第315页，第308页。
{9} 詹姆士・里德：《基督教人生观》，蒋庆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92页。
{19} F.Scott.Fitzgerald. Echoes of the Jazz Age[J]. Scribner， No.11， 1931.
{20} 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宋岳庭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页。
{25} 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