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出生的，但是在学完了手艺后，就进了伯明翰的一家工场 （也就是你们说的工厂）干活。我学手艺的地方离我的出生地但脱福特很近，我学的是打铁，我叫约翰，因为我的头发稀少，所以从我十九岁的时候开始，大家就都叫我“老约翰”了。而如今我已经五十六岁了，我的头发和十九岁的时候比起来，好像既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所以想让我在这件事上讲点新动向是不可能的。
到明年也月份，我结婚就整整有三十五周年了。我结婚的那天恰好是愚人节，所以人们总是拿我的喜事开玩笑。那天可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我的好老婆就在那一夭属于我了。
在我们生过的十个孩子中，有六个活下来了。我最大的儿子在一艘名叫“曼佐・纪奥诺号”的客轮上做机师，这艘船往返于那不靳斯和马赛之间，途中在热那亚、莱格亨和西维太・范切埃停泊。我的大儿子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小东西，他是个有手艺的人，可是他从没从这些东西上获得一丝一毫的收益。我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在悉尼，一个在新威尔士，他们都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上次来信时还都没有结婚呢。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詹姆士，他总是有些不正常的念头，竟然去印度当兵了，还在打仗时中了一枪，有一颗子弹打进肩脚骨里，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这些都是他在信中说的。其实他是几个儿子里相貌最英俊的。我的一个女儿玛丽生活得称心如意，偏偏患了一种胸部积水的玻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被丈夫遗弃了，他真是太无耻了，现在她带着三个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我自己最小的孩子，今年只有六岁，不过已经开始喜欢机械方面的东西了。
从始至终，我都不属于宪章派。的确现在有很多社会弊端，让人们愤愤不平，但是我看宪章派的主张对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帮助。如果我觉得有帮助的话，那我就是宪章派了。既然我的想法和宪章派的主张不同，那么我就不可能是宪章派。平时我看报纸，也去伯明翰的被我们叫做“会潮的地方去听他们争论，因此，宪章派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同意使用武力来纠正弊端。
我自己一直都喜欢在发明创造上下功夫，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辞（我必须把脑子里涌现出来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否则就无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以前我发明了一种螺丝，总共赚了二十磅，现在我还在用这笔钱。我一直都在进行发明创造，差不多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怎么中断过。这个发明我已经完成了，就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的时候。在我做完之后，我把妻子叫进来看。当她和我站在完成了的机器模型旁边时，我看见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模型上。
我的一个朋友威廉・布彻是个并不激进的宪章派。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出色的演说家。他经常说，像我们这样的工人走到哪里都要吃亏，那是因为有那些以搜刮百姓为生计的政府部门，因为我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各种法令，而且还要向政府部门上缴各种名目的不合理的费用来供养他们。“是的，”威廉・布彻说，“所有的公民都要负担这些，但是负担得最多的是工人，因为工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正因为如此，当工人们提出改革的要求，追求平等和公正的时候，如果有人从中阻挠，那真是无以复加的不公平。”以上都是我记下来的威廉・布彻的话。
他在发表演讲时就是这样说的。
好了，现在让我再来谈一谈我的机器模型。我完成它是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有将近一年时间了。这个模型几乎用光了我所有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有时碰上倒霉事，我女儿夏洛蒂的孩子生病，也可能更糟糕，两种情况都让我碰上了，我就只好暂时放弃模型，往往几个月都不能接着干下去。为了进一步完善它，我还会整个把它都拆卸掉，然后再重新装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做了无数次，最终做出了现在这个完整的模型。
圣诞节那天，我和威廉・布彻好好地谈了一次这个新发明的机器模型。他这个人很有头脑，但是也有一些古怪的脾气。他问我：“约翰，你用它来干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想得到一个专利。”威廉说：“具体怎么做呢？”我说：“去申请一个呀。”这时威廉告诉我，关于专利的法律条文都是些害人不浅的东西。他说：“约翰如果你在公开了自己的发明之后才获得专利，那么你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成果就很容易被人窃取，到时候你可就陷人困境了。不管是你心甘情愿地赔些钱，先邀请一些能够负担专利申请的巨额花费的合伙人。还是四处碰钉子，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几批合伙人中间奔走，展示你发明的模型，和他们商量价钱。结果都一样，很可能你的发明会落到别人手里。”我说：“你的想法不合情理，威廉・布彻。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他说：“不是我不合情理，约翰，让我对你讲一讲这种事的真相。”接下来他就跟我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我告诉威廉・布彻，我想亲自去申请一个专利。
我的妻舅乔治・贝雷，住在西布罗密奇 （他很不幸，他因为妻子酗酒而破产了，被关进伯明翰监狱多达十七次，后来在里面病死了，才算了结），他在死前留给我妻子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这笔钱我和妻子一直都没有动过。大家想想，我们都有衰老得不能再工作的一天。所以，我和妻子打算靠这个发明申请一个专利，而且我们甚至考虑过用那笔钱去申请。为此，威廉・布彻替我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写了一封信。这人是一个木匠，身高有六英尺四英寸，最擅长玩抛绳圈的游戏。他住在伦敦契尔西一座教堂的旁边。我事先向工场里请了假，这样我回来以后好继续干活。干活的技术很不错。我不反对喝酒，但是我从来不喝醉。圣诞节的假期一过，我就坐着“四等车”去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儿，我租了一间房子，租期是一个礼拜。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是个水手。
汤姆斯・乔哀告诉我 （据说是从书上看的），申请专利首先要写一份申请书，递交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这和威廉・布彻的说法一样，威廉还替我打了草稿。要知道，威廉的笔头是很利索的。还有申请书后面要附上一份陈述书，那是给大法官的，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在离司法院法官楼不远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我找到了一位推事，向他f交了陈述书，还付了十八便士。他让我把陈述书和申请书送到白厅的内务部去，然后把东西放在那里等待内务大臣签字，并又交了两镑两先令六便士。大臣在六天以后才签完字。又要求送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在那里打一份调查报告。我在办这件事的时候又交付了四镑四先令。而且，大家看看，在这些过程中我遇到的人都非常粗鲁无礼，即使在收钱的时候，也没有表示丝毫的谢意。 我已经把汤姆斯・乔哀的房子的租期后延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过去五天了。首席检查官写好了一份例行的调查报告 （我的发明已经顺利通过，没有遇到阻挠，我动身前，威廉・布彻就是这样预料的），然后叫我把这份报告递交给内务部。内务部接到后，以它为依据做了个复本，也就是所谓的执照。获得执照的同时，我又缴纳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还要把执照送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签署，在女王签字之后又发了回来。随后还要经内务大臣签字。我又去了内务部，那里有一位先生把执照丢到我面前，说：“现在你带着执照去专利局，在林肯旅社。”这时我在汤姆斯・乔哀那儿都住了两个多星期了，我必须省吃俭用来支付这些开支。说实话，我自己的决心都有些动摇了。
到了林肯旅社，专利局的人又做了一份叫“女王法令草案”的文件，还有一份“法令提要”，同时我又付出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的代价。
随后，专利局“准备两份正式的法令文本，分别送交印章局和掌玺大臣衙门”。这样我又交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另外还附加三镑的印花税。
准备递交上去签字的女王法令是由专利局的抄写员抄写的，我付给他一镑一先令，外加一镑十先令的印花税。下一步是把女王法令送到首席检察官那里去签字。这次的代价是五镑多。接着又要送到内务大臣那里。
再由内务大臣递交给女王，女王再签署一次。同时我要支付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差不多要一文不名了，我的耐性也几乎被消耗光了。
关于我的这些经历，汤姆斯・乔哀全都如实地告诉了威廉・布彻。又被威廉通过演讲传播到了伯朋翰的三个“会潮，接着其他“会潮也都知道了。甚至后来北英格兰所有的工场也都知道了这件事。告诉大家，在一次“会潮的演讲中，威廉・布彻说，申请专利的过程就是使一个人成为宪章派的捷径。
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么做。我又把女王的法令送到印章局去，它位于滨河大道的桑莫塞特公馆，印花商店也在那儿，在印章局，我等到一份书记交给我的“印章局法令”，“专供掌玺大臣签署”，为此我又交给他四镑七先令。书记还准备了一份“掌玺大臣法令”，“专供大法官签署”，代价是四镑两先令。随后“掌玺大臣法令”交给了办理专利的书记，由他抄写，这样我又支付了五镑七先令八便士的费用。并且我又交了一笔三十镑的印花税。还有九镑零七便士的“专利制箱费”。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让汤姆斯・乔哀做一个同样的箱子，他只收取十八便士的费用。然后我又交了“大法官财政协助费”，这是两镑两先令。随后交的是“书记文件夹保管费”，七镑十三先令。然后我又支付了十先令的“书记文件夹保管协助费”。另外，又向大法官缴纳了一镑十一朱令六便士。最后交的是“掌玺大臣协助费”和“火漆封烫协助费”，共十先令六便士。到此为止，我在汤姆斯・乔哀那儿住了整整六个星期。在这项发明畅通无阻地获得专利的过程中，我支付的费用总共有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而且这只是国内的专利权。我必须再缴纳三百镑才能把发明带到国外去。
众所周知，我年轻的时候，教育的质量可不高，就算是接受了点教育，也是太微不足道了。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是的，我也这么看。尽管威廉・布彻比我年轻了二十岁，但是他的知识简直够我学习一百年。要是去申请专利的是威廉・布彻，他也被人像踢皮球一样，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我敢说他是一定不会这么忍气吞声的。要知道，他的脾气有时是很暴躁的，那些文书、搬运工和邮差多少都会有些脾气暴躁。
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告诉大家，申请专利所碰到的情况让我对生活感到沮丧。可是，我想说，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本来是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为什么把发明者弄得像一个罪犯呢？如果一个人总是四处碰壁，那么他对现实还会有其他想法吗？是的，每一个申请专利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想想要缴纳的费用，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可是还什么事都没做呢，这多可恶呀。如果我是个才智非凡的人，这种情况就更糟糕了 （谢天谢地，毕竟我的发明已经被痛快地接纳了，在实际中发挥了不错的作用）。说起来花的钱很多，加在一起恰好是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是的，是这些。
说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官员，我感到威廉・布彻的话是不容置疑的。
那些什么内务大臣、首席检察官、抄写书记、大法官、掌玺大臣、专利办理书记、大法官财务助理、主管文件夹书记、掌玺助理、主管文件夹书记助理、火漆封烫助理，每个要在英国申请专利的人都必须和这些官员打交道，即使他要申请专利的不过是个铁箍或者是一根橡皮筋，也必须这样。而且有的部门还要反复地进进出出。在申请的时候，我办的手续就有三十六道。这些手续从递交给女王开始，一直到交付“火漆封烫协助费”为止。说实话，这个火漆封烫助理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真是有点好奇。
这些都是我想要和大家说的话，我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了。
但愿我把自己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我说的不是文字 （我没这方面的才能），我指的是其中的意思。在最后，我要说的是汤姆斯・乔哀。在我离开伦敦的时候，他对我说：“约翰，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的确是公正无私的，就像它标榜的那样，那么你就去伦敦，你可以花半五先令的银币，为你的发明做出一份细致准确的说明图示，有了这份图示就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专利了。”
现在，我非常同意汤姆斯・乔哀的说法，我也这么认为。威廉・布彻说：“那种‘文件夹主管’，‘火漆封烫主管’，纯粹是些败坏国家的混蛋，必须得把这些职位取消。”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