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无以为继。曹魏前期的统治者，不得不适应时势变化调整自己的文化政策，从魏武帝曹操时期的“唯才是举”、名法兼治，到魏文帝时期德行并重、魏明帝时期强调尊儒重德，折射出当时社会形势和儒学地位的变化。
关键词：曹操；唯才是举；文化政策；名法兼治；尊儒重德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豪并起。自汉武帝以来所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文化政策面临着挑战，各个军阀为了在纷乱的斗争环境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顺应时势采取相应的政策。在曹魏前期，曹操采取了名法兼治、“唯才是举”的政策；曹丕、曹睿继位后，社会相对安定，继而重提儒家名教，尊儒重德。
一、曹操文化政策的制定
曹操文化政策的提出，有一个酝酿和完善的过程。曹操初任济南相时，“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可见曹操采取名法之治，首先是从选士方面着手的。由于官场腐朽黑暗，曹操得罪了权贵，不得不告病还乡，暂时中断了仕途，但这却为他以后用人政策的提出提供了宝贵经验。《论吏士行能令》（建安八年）曰：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实际上此令就是向东汉传统重儒思想挑衅的战斗檄文。用管仲“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的观念，有力地批驳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腐朽观念。这为他日后不久就提出“唯才是举”这么铿锵有力、振聋发聩而又成熟的思想准备了条件。这具体表现在曹操连续颁布的三次用人令中：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上述三次用人令中，曹操明确地排除了传统用人观中的几种限制。即：“有才能而负盗嫂受金之辱名者；有才能而年老者；有才能而为政敌者；有才能而不仁、不孝、不悌者；有才能而社会地位低下者。”这五种限制的排除，表明曹操“唯才是举”的重才思想已经达到了“轻德”的程度，因为在战争环境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所需人才。
曹操三下求才令，唯才是举，不问德行，但一俟天下略安，“治平尚德行”的条件初步具备，他还是比较关注儒学和教育的发展的。曹操用人唯才是举，自然也不废儒士，对袁涣、何夔、高柔等儒士的建言，也是持“善其言”、“深纳焉”的态度。对地方官吏的循吏作风，曹操也是十分勉励的。曹操时，杨俊迁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邢J被时人称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辟他为冀州从事，后“除行唐令，劝民农桑，风化大行。”曹操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J辈。”任嘏“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所在化行，有遗风余教。”东晋庾亮曾高度赞扬曹操道：“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意远览，太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这些事例很多，大多在官渡之战之后，因为此后，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相对安定的局面在北方实现，因此，有必要把儒学的重建提上议事日程。
二、 魏文帝曹丕“德行并重”文化政策的提出
曹操去世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魏蜀吴处于相对的均势，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结束。外部环境的改变也使得统治思想转换，儒学开始进一步的复兴。
曹丕践祚，华歆即建言，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因此，世值承平，《五经》的地位得到恢复。而且，文帝同样重视对后代的儒学教育，他甫即位，就要求官吏课考儒家六艺，延康元年秋七月令曰：“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不久又祀祠孔子，黄初二年诏曰：“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还“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这是继汉代以来，第一次为儒家学者建设馆舍的记载，从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魏文帝曹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纠正了曹操名法之治的偏颇，使社会逐渐走上了儒家名教的治国道路，儒学呈现出复兴的面貌。
与儒学教育起步的同时，儒学的修习也成为选官的标准之一。黄初三年春正月诏曰：“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诏书说明，曹魏的用人政策，正在由“不问德行，唯才是举”的原则向兼顾德行过渡。
三、魏明帝曹睿重德尚教的文化政策
魏明帝即位后，仍然沿袭着文帝尊儒重德的方向，于太和二年、 四年分别颁布了两道尊儒贵学、重德尚教的诏书：
六月，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上述两道诏书中，强调“贡士以经学为先”，“其郎吏学通一经”，“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其目的是要达到“宣明圣道”，将进用者以“德显”和抑制浮华不务道本者。这种以“经学”选才的标准，也就是重德尚教倾向的明显标志。
此外，文帝、明帝之时，在儒士坚持以儒学修习作为选官的标准下，儒学的政治功能重新得到重视。而且，自文帝以来，儒士在官员中的比例提高了。曹操时期，因为战争的原因唯才是举，入官的渠道很多，因此，也吸引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进入官员群体。但治平以后，政治生活走入正轨，就需要大量的守成之士，因此，儒士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曹魏政治中存在‘重智术’的内廷阉宦与‘贵仁孝’的外廷士大夫斗争。”这个结论也可以解释成，“在曹操时代不问德行唯才是举的情况下，存在儒士与出身下层人士在选官上的矛盾”。曹操之后，这一问题开始得到初步地解决，即儒士开始在入仕方面缓慢起步，于此同时的是儒学的复兴。三少帝时期，北方儒学大族司马氏执政，则标志着儒学地位的重新确定及快速发展。
经过汉末以来长时间的动荡，儒学名教受到沉重打击，至曹魏前期，在“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政策的指导下，曹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曹操虽然提倡“唯才是举”、名法兼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儒学；到曹丕、曹睿即位后，相继提出了“德行并重”、尊儒重德的政策，使儒学逐渐成为治国之道，儒家名教逐渐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