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游牧民族大量内迁，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时期北方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农业生产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注：如李剑农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户流徙死亡，土地大片荒芜，“黄河南北千里之地，大部分始终沦为牧场”（《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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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49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傅筑夫先生指出：“这时北方经济区不止是衰落，而且是退化，退化为游牧或半农半牧”（《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册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毋庸讳言，战争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南北对峙是主要的，大约占了这一阶段近400年时间的四分之三。对峙时期，南北双方大致是以淮河—汉水为界，南北战争大多在这一线进行，黄河流域较少波及。十六国前期，游牧民族大举进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战争也空前残酷，这是北方农业真正遭受致命伤害的时期，但仅70年左右，而更多的则是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北方农业的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汉代相比较，是有进有退。退，表现为由于人口流徙造成了部分土地荒芜。但艰难的环境也促使人们为谋求生存而在农业生产领域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探索，从而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两相对照，进更突出。
一 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畜力牵引的铁齿耙。铁齿耙即《齐民要术》中多次提到的“铁齿＠②楱”这是畜力耙最早的文献记载（如《耕田》篇言开山泽荒田种黍jì＠③：“耕荒毕，以铁齿＠②楱再遍耙之”）。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畜力耙图像资料是嘉峪关及酒泉等地的魏晋墓壁画，最初的畜力耙皆为一根横木、下装单排耙齿，人站在上面很不稳便。例如6号曹魏墓出土的耙地画像砖，画面中一妇女挥鞭挽绳蹲于耙上，耙tíng＠④下装有许多耙齿，一头体型健硕的耕牛在驱赶吆喝声中奋力拉耙耙地，驱牛女子长发飘逸，使整个画面更平添了几分生气。[6]嘉峪关及河西地区的耙地画像砖共计约10余幅，由此看来，畜力耙虽刚发明出来不久，但普及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在牵引器具上，魏晋时期已使用绳索软套，并可能出现了框式耙。学术界通常认为，“当时还没有使用犁索”。至唐代曲辕犁才使用软套[7]（p246，318）。但在《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8]（p54）中有两幅单牛耙地图，其中一幅为常见的单牛双辕牵引的单排齿耙，另一幅则非常特殊：图中一肥硕健壮之黄牛在拉耙耙地，牵引器具不是常见的长直辕，而是两条绳索，由于正在行进中，绳索被拉紧绷直，如两条笔直的平行线。耙后面的操作者，两手各操一缰绳驭牛，左手近身，其绳松弛；右手前伸，其绳拉紧，似在驭牛右转弯。四根绳索都非常清晰，不可能产生歧义，故其连在耙上的两根绳索，只能是牵引农具的软套。所用农具为两平行横木，其下不知何故没画耙齿，但从农具的发展过程看，后世只有框式耙而无框式耱，而且框式耙还兼有耱的平土功能，因此该农具不可能是耱而可能是耙（《彩绘砖》亦将此图命名为“牛耙”）。软套的发明使农田耕作真正实现了灵活快捷、操作自如；框式耙使耙地作业平稳安全，碎土效果更好，两项发明一直为后世沿用。
在笔者所见两汉魏晋南北朝
五、六十幅耕作图像中，软套和框式耙都是第一次出现，应当是刚刚问世的新工具、新技术，而西沟墓这幅绘画实际上是其推广图。在魏晋农耕壁画中，从衣着、服饰、发型及举止看，耕作者皆为下层各族农民和屯田士卒，而惟酒泉西沟砖画中的主人公与众不同，其人面部端庄，脸型宽厚，眉目清秀，五官端正，为富贵之相。他衣服宽大、工整、平服，看得出是用料精细、做工考究，腰间饰以宽带但不束紧。头部发结之上有一十分典型的饰物，造型流畅极具美感，具有魏晋士人和文官的风度。[8]（p54）因此这幅砖画可能就是当地官员士人在发明或推广新式软套和框式耙。
北魏时候北方人民还发明了短辕的蔚犁。《齐民要术·耕田篇》载：“今自济州以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从行文逻辑和内容看，蔚犁能够适应多种地形，是一种性能先进的短辕犁，对唐代曲辕犁的出现，具有启迪作用。
黄河流域重要的耕作工具还有耱。耱为长条状方木，能够磨碎表层土块、平整土地。畜力牵引的耱最早见于山东滕县汉画像石，且只有一幅。在河西魏晋墓壁画中，耱地图像则有多幅，其方式既有双牛亦有单牛。耱在《齐民要术》中被称为“耢”，在《耕田》篇和一些主要作物的介绍中，贾思勰多次提到耢。但耢只能磨碎表层土块，耙才能破碎深层的卧垡和大块的坷垃，因此畜力耙出现之后，与牛耕和畜力耱相结合，形成耕—耙—耱旱作技术体系。这一体系的诞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旱作农业技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北朝时已经成熟。[7]（p265，583）这一体系为后世沿用至今，也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二 精耕细作的继承和发展
所谓精耕细作，主要是通过加大对土地的投入，以获取更多的产出，提高单位面积的效益。（注：精耕细作的范畴十分广泛，学术界研究的视角也各有不同，如有学者从北方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研究北方农业的精耕细作，见高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本文只重点谈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精耕细作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至两汉已是成果丰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流散，荒地较多。但人们对土地的经营并没有因此而转向粗放，在指导思想上仍然主张精耕细作，反对广种薄收；一些通晓农业的统治者也在实行有利于精耕细作的政策。如《晋书·博玄传》谈到曹魏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是以“不务多其顷亩，而务修其功力”为原则，一些认真贯彻的地方还取得“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较好收益。并对晋初“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和“耕夫务多种而耕hàn＠⑤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的情况提出批评，指出：“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贾思勰继承了前人精耕细作的思想，他在《齐民要术》篇首中道：“凡人家种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而当时北方亦有“顷不比亩善”的农谚，贾思勰的解释是“谓多恶不如少善也。”这说明精耕细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区种法的实际却可能高于汉代。《齐民要术·种谷》篇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又说：“凡区种，不先治地，使荒地为之。”因为这一时期荒地较多，而区种法对土地并没有特殊的要求，荒地、薄地及高低不平的丘陵山地均可实行区种，且不用牛耕，故对广大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最为实用。再者，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降水减少，旱灾频生，区种法深翻土地强化保墒，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也为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特别关注，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如曹魏后期名将邓艾在淮河流域和关陇地区屯田，“值岁凶旱，又为区种”，“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由于邓艾作为最高统帅能“手执耒耜，率先将士”，因而区田推行得十分成功。[5]（《段灼传》）；[11]（《邓艾传》）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也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5]（《苻坚载记》）。故北方百姓多晓习区种法，如河内人郭文“永嘉之乱”后南渡到吴兴余杭，在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仍不忘“区种菽麦”[5]（《郭文传》）。北魏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二十六石”。大面积的区田10亩可与普通种法40亩的收成相当，这对无牛少地的贫苦农民意义重大，故贾思勰说：“少地之家，宜所遵用之。”[12]（《种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使北方人民更多地考虑区田法。 这一时期蔬菜种植向精耕细作发展，还表现在普遍实行畦种。《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了作畦及下种的方法：“畦长两步，广一步（大则水难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铁齿耙耧令熟，足踏使坚平；下水，令彻泽。水尽，下葵子，又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余。”贾思勰随后注释道：“凡畦种之物，治畦皆如种葵法。”在《种韭》篇又说：“治畦，下水，粪覆，悉与葵同。”可知《种葵》所言是标准的作畦法，而所达到的精耕细作程度，当代也不过如此。畦种法对灌溉要求较高，北方种菜主要依靠井灌满足要求。贾思勰在《种葵》篇说，在大城市近郊可以“负郭良田三十亩”大规模种植冬葵，“于中逐长穿井十口”，井上设桔槔和辘轳。长条形地作井一行，方正土地可安排二到三行，井位要对正，距离要相当，保证所有菜畦都能浇上水，以获取土地利用的最大效益。
这一时期。播种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汉代北方旱作栽培管理技术的成就主要是确立了一些框架性的基本技术，魏晋南北朝则在完善和提高上做出了诸多新的贡献。
《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史上首先提出了测定种子发芽率的方法。《种麻》篇向人们推荐用口含方法测定白麻子的好坏，言“白麻子为雄麻，颜色虽白，啮破枯燥无膏润者，秕子也，亦不中种。市籴者，口含少时，颜色如旧者佳；如变黑者，”。这里讲的是两种情况，前者用牙齿去除麻子外壳，咬破种仁，根据其含油多少，确定其是否为不具备发芽能力的秕子；后者是以口含后的颜色变化区别其好坏。《种韭》篇劝人们到市上买韭菜种子宜先做测试，“以铜铛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郁矣”。
《齐民要术》又提出浸泡催芽法。粮食作物中惟稻需要催芽，《水稻》篇曰：“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chúan＠⑥（草编或竹编之容器）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旱稻》中的种子处理，亦采取同样方法，只不过要求芽略短一些，以利耧耩。这种水稻催芽法由于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沿用。
这一时期在作物播种期确定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我国传统农业历来重视农时，两汉时期大多数作物都有了播种期的记载，但线条较粗，比较模糊。以禾粟为例：
《fán＠⑦胜之书》曰：“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
《说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
崔shí＠⑧曰：“二月三月，可种植禾。”
在《齐民要术》中，已把粟、黍、稷、春大豆、小豆、大麦、小麦、水稻、旱稻、麻、麻子、胡麻、瓜等作物的播种期由月具体到旬，并有了“上时”、“中时”，“下时”之分。“上时”是播种最适宜的时间，“中时”次之，“下时”最次。仍以禾粟为例，《种谷》篇载：“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三时的出现，对农业夺取高产更具指导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进入寒冷时期[13]，对北方农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面对气候变冷导致霜期提前、作物生长期拉长等情况，北朝人民采取提前播种的办法。如粟，在西汉是三月份初播，而在《齐民要术》中，首播时间已提前至二月上旬；大豆的首播时间也从汉代的三月提前到二月中旬。[14]“上时”、“中时”、“下时”的划分，可以说也有应对气候变冷的成分。
三 畜牧业的发展与北方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部和西部先后分布着匈奴、鲜卑、羯、氐、羌、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内地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我国北方农业中，一直含有较多的畜牧业成分。司马迁在谈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时说：“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广阔的内地则是“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2]（《货殖列传》）。畜牧业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门类，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同于游牧地区那种单纯的畜牧业，而是一种基于农业、包含于农业的经济成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基于农业的畜牧业其发展达到了顶点。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北方畜牧业随着游牧民族进入而发展的轨迹。三国时期，匈奴已进入华北，曹魏模仿汉代的五属国，将进入山西的匈奴分为五部进行统治。十六国时期，“五胡”大举进入内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淝水之战”后，鲜卑拓跋氏崛起于代北，439年统一北方，其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更多的鲜卑人来到中原腹地，这是汉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游牧民族内徙。一批又一批的内迁民族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牲畜。 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亦达于顶峰。《魏书·尔朱荣传》言其在秀容（今山西原平县南）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如果说尔朱荣的牲畜多至不可数而以山谷统计数量是个别情况，那么广阳王元深任恒州刺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则反映的是民间马匹之多[16]（《广阳王深传》）。而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马更普遍，以至政府经常下令征发。如泰常六年（421）“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始光二年（425）“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16]（《太宗纪》，《世祖纪》）。这种“大牛”不同于中原传统的耕牛，显然是鲜卑拓跋部培育出的优良品种然后随主人进入内地的，政府作为赋役征发，说明北魏前期“大牛”在民间就已比较普遍。在以后实行的均田制中有丁牛受田的条文，在相应的租调制中则规定“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16]（《食货志》）。这显然是在耕牛比较普遍的基础上制定的。羊的饲养量也在增长，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羊》篇谈种青茭时，以“羊一千口者”为例，这个数字在地主经济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以上资料中的基本数字看，北朝内地的畜牧业已是汉代“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的数倍，其成就已绝非汉代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汉代种植业比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畜牧成分增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论者或以为是对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但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一变化应是北方农业的一次重大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调整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
首先，有利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土地用于经营种植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吸附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最高的产品总量，养活更多的人口；用于从事畜牧业，则以很少的人力即可经营大面积的土地。汉唐两代，北方人口滋盛，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两次高峰，社会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发展种植业是汉唐社会的必然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情况时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畜牧业可以把荒地荒山尽快利用起来，故不失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有效对策。当然，这种扩大又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即不与种植业争地。像元初蒙古贵族在华北强占良田改为牧场，确实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但北魏不是这样，鲜卑人进入中原后迅速汉化，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将农田变为牧场的情况极为少见，因此对农业的破坏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顺应了北方耕作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一时期北方尽管人口减少，但仍在“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思想指导下，坚持精耕细作，于是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再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因此北方土地的种植方式，或为一年一作，或实行休耕制，即种一年休闲一年乃至二年，若再算上荒地，土地闲置率约在50％以上。休闲土地和荒地上长满野草，实为天然牧场，北方人民利用闲置土地进行放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再次牲畜践踏放牧过的土地，土壤肥力也会有所提高。《耕田》篇引《汜胜之书》言杏花开时春耕先耕轻土，“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则牲畜践踏又具有改良土壤之作用。此外，据《齐民要术》记载，一些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也常常需要牲畜践踏。如《旱稻》篇言播种之后，“其土黑坚强之地，种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践之”。《种葵》篇则言为帮助冬葵萌发，“正月地释，驱羊踏破地皮，春暖草生，葵与俱生”。贾氏还专门作注曰：“不踏则枯涸，皮破则膏润。”则羊群践踏具有保墒作用。《种枣》篇亦言大片的枣树栽种之后，“欲令牛马履践令净”。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农业，其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创新与发展，这一领域中的生产力水平高于两汉，并带动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农业中畜牧成分的增加是对土地荒芜情况的适应性变化，而非停滞和倒退。由于战乱和人口的流徙，北方农业的规模和经济总量或许低于汉代，但粮食单产和人均、户均产值则有可能超过汉代。（注：高原在分析计算后提出：魏晋南北朝“高额亩产量超过汉代，一般亩产量与汉代持平”。《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在正常年份，由于畜牧业的补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北方农业的进步，为隋统一南方和隋唐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