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商，指的是在近代北方集贸市场中，发挥说合交易、代客买卖、执掌度量衡器作用的中介商人群体，他们是中国传统的商业中介。清末以来，北方地区的牙商大多各自为战，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建立后，政府放松了对商业的封建束缚，改变了歧视商人、压制商业的政策，北方牙商群体迅速发展壮大。
一、1912-1928年，牙商陕速发展阶段
民国成立后，兴办商业之风在社会上掀起，一些资本家、知识分子、学徒、无业游民、商贾、豪绅、地主等纷纷加入到牙商行列，北方牙商群体逐渐兴起。一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我国工商业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牙商借此时机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北方一部分发展快速的口岸城市。自民国以来，在烟台、青岛、天津等北方口岸城市，牙商发展迅猛。其中，尤以天津的牙商为甚，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规模和影响都大为领先北方其他地区，且主要集中在粮食、山货、棉花、皮毛、干鲜业等行业中，有着明显的行业领地。而在山东烟台，牙商则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商人，他们大多集中在豆油、茧绸、粮食、棉纱、木材、砂糖、水产、杂货等行业。在山东青岛，很多洋行则依靠牙商购销货物。
2.在一些省会城市的市场贸易中开始初露锋芒。随着经济的发展，北方牙商开始在大城市的商品市场中崭露头角。河南省会开封，曾有牙商开设的皮行10余家、棉花行12家、粮行12家，牲畜行、丝行、花生行、土布行等多家。而直隶省的省会保定，本来经济比较发达，加上牙商大量进入粮油贸易领域，粮油市场非常活跃，大宗粮油商品的交易频繁。
3.在各县主要土特产品中发展势头强劲。牲畜、粮食、皮毛、棉花是主要土特产，能带来巨额商业利润，这自然少不了北方牙商。自有了牙商进入各县土特产市场，他们在各地开设了许多的以销售各地土特产品为主的牙行，比如牲畜牙行、粮食牙行、棉花牙行以及皮毛牙行等，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4.在北方的一些新兴城镇发展迅猛。石家庄曾是直隶省辖下的一个农村，绝大多数村民务农为主，鲜有从商者。随着逐渐成为铁路枢纽，石家庄的贸易市场开始形成，并走向繁盛，牙商也借此获得了迅猛发展。据统计，仅1924年、1925年两年时问，在石家庄开设牙行的牙商就多达33位。
5.成为外商在中国的直接代理商。在20世纪20年代，天津牙商开设的牙行大多从事贸易货物的购销，同时，他们在牙行、货栈或行栈向客户收取一笔佣金和服务费。当时，天津进出口贸易极为兴盛，随着外商货物进入牙行，牙商便成了外商的直接代理商。牙商在常规经营之外，不仅为外商客户提供住宿和膳食，还向资金紧张的客户发放贷款，以此获得高额利润。
二、1928-1937年，北方牙商发展的鼎盛阶段
1928-1937年，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北方牙商数量、经营种类、开设牙行或行栈的资本额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北方牙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1.牙商经营种类的扩张。1928年，牙商在天津开设的牙行逐渐增多，已有牛羊肉行、猪肉行、蓆行、木炭行、粮食行、鲜货行、油腊行、鸡鸭卵、棉花、皮毛等10个种类，规模也较原先大，从业人员达3200多人，近90户，天津牙商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河北省所属各县的牙商在1928-1937年期问，已经由最初的经营粮食行、棉花行、皮毛行、牲畜行等主要土特产品领域扩展到经营磁行、柳条行、山货行、猪鬃行、草帽辫行、棉行、皮毛行、铁器行、土布行、药材行等近30种行业。
2.跑合牙人增多。跑合牙人指的是未申领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即牙帖)，并且未按照政府规定开设固定牙行的牙商。他们往往依附于几个牙商，在牙商与买卖双方之问说合生意，有着明显的流动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其数量及市场交易份额难以准确统计。可以说，不仅猪肉行、织布行、货行、油行、颜料行、鲜货行等等领域有跑合牙人，就是文具行、牲畜行、牛羊肉行、棉花行、干货行、布行等也满是他们的影子。
3.牙商所设牙行的营业额出现大幅度增长。20世纪30年代，山东牙商的棉花牙行营业额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当时，山东牙商所开设的棉花牙行大多分散在青岛、济南和张店等较大的集散市场中。1933年，13家夏津花行收运额是982万元，而11家恩县花行的收运额是107万元，21家清平花行的收运额是390万元，7家高唐花行的收运额是68.4万元。到了1934年济南每年由各地到济南的花客约500余户，共有18家华商花行，济南市场花行当时的年交易额达已经4512万元，交易量已达120万担。张店有30家华商花行，张店市场花行的年交易量也达20余万担。卢沟桥事变后，山东牙商的经营环境被破坏，营业额大为减少，这些牙行进入经营危机时代。
4.牙商开设牙行的资本金额、佣金额都出现了高增长。抗战前夕，在北方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身家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的牙商卓越者，他们是商界的首富巨商，执掌商业之牛耳。如山东省烟台的油牙商所开设的牙行双盛泰与和顺恒、水产牙商所开设的牙行大成货栈和棉纱牙商开设的万盛和牙行的资本额均高达100万两以上。天津市的牙商朱德禄、郑运年、赵福权、张祝三、张玉山、杨德山、薛云屏、土云贵、马安良、刘俊林、杜瑞昆、高万书、高望堂、郭道贞、郭德俊、解承湖、李迈先、李需源等人的佣金额都在400万元以上。山东省寿光的牙商孙元高开设的牙行资本总额在100余万元以上。杜家在山东省掖县沙河镇所开设的牙行资本额也有200万元之巨。
5.北方牙商所缴纳的牙税达到历史最高值。总体而言，北方各地牙商所缴纳的牙税是逐年递增的，全面抗战前夕，北方牙商所缴纳的牙税已达到历史最高值。据统计，1913年，河南省牙商所缴纳的牙税额为11.15万元，1917年为34.3万元，1928年为35.43万元;1933年为80.3万元，1936则多达89.31万元，是1913年的8倍，就此看来，在 1913-1936年问，河南省牙税是稳步增长的。但在抗战爆发后，牙商缴纳的牙税开始锐减，到了1938年，河南省牙商缴纳的牙税降为68.16万元，远不及1936年的水平。
三、1937-1945年，牙商的畸形发展阶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大部分地区先后成为沦陷区。日伪在沦陷区建立政权后，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全面推行贸易统制政策，以致华北地区牙商开设的牙行、行栈、货栈等纷纷关门歇业。
1938-1944年，山东省日伪建立了合作社联合会交易所，几乎垄断了山东全部粮食贸易，在此背景下，山东省牙商所开设的粮食牙行纷纷关门停业。1937年以前，山东省张店牙商的棉花牙行曾有40家之多。后来，张店被日军所占，棉花被列为军用物资，不准中国商人经营棉花。随后，日本人把张店牙行、行栈或货栈仓库内所有的棉花以低于市价30%的价格强行低价收购，张店的棉花牙商亏损严重，其他牙商所开设的棉花牙行也只能全部停业，济南的棉花交易市场也土崩瓦解。另外，河北省辛集、邢台的皮毛牙商在抗战前也非常多，但都在这些地区沦陷后消失殆尽。
但天津的状况或许会好一些。抗战爆发后，由于受伪币贬值的负面影响，大量游资纷纷流入天津市，但并没有大面积进入工商业界，而是被用来购置粮食、股票、黄金、房产、布匹等实物，加上一些洋行要购销出口货物，到了日伪统治后期，牙商在获得短暂繁荣的同时，也呈现出畸形状态。
四、1945-1949年，牙商处干货源断绝的容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市物价暴跌，囤积于牙行、货栈或行栈中的货物增多，天津市牙商货不抵债，损失惨重。国民政府接收天津后，投入大量法币，人们因此而开始抢购各种物资，物价全面回升，之后物价暴涨。此时，客户并不急于出售存放于牙商处的货物，而是等待更高的价格，以期赚取更多利润，因而，牙行业务继续停滞，牙商没有佣金可赚取，只能靠收取货物的栈租来维持日常开销运营。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北方各地区的交通随之全面崩溃。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了经济封锁，对于牙商更是严加盘查，禁比他们到各地购置商品货物，可疑货物均被查封没收，并追究牙商责任。同时，为了保障国统区经济发展，国民党允许牙商所开设的牙行、货栈、行栈等复业经营，即使如此，牙商也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