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华北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其自然——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即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与内向封闭型的村落社区结构相伴而生。而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村落内部的土地资源分配表现为地权的相对集中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相始终，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配也极不平衡。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宗族取向是华北村落社区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与结构制约。在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国家权力对华北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征税，而乡区长、保甲长处于行政权力与村落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其社会角色已从士绅转向土豪劣绅。要而言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这又有赖于土地分配方式的改变。
【 正 文】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农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具有相当典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试图择取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这一层面，分析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以求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轨迹。
一
本文重在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在土地资源配置层面上的社会变迁过程，并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为此，特确定如下几项分析前提： 贫瘠的黄土地载负着高密度的人口。据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的调查，当时河北省农业人口人均耕地4.21亩，山东3.70亩（注：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第28页。）。黄宗智教授认为，这一地区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的恶劣自然环境，与助长高密度人口的国家体制相交接，造成该地区农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化，是本地区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中的主要生态因素。（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页。）
在自然、社会生态分析中，华北村民的聚居方式也不容忽视。乡民多选择在高地建屋，以避洪涝，且村民常是毗邻而居，住得比较集中。这种聚落的形式与华北地区防洪和自卫的需要密切相关。在自然村落的组织结构中，华北村落的街坊地缘关系与宗族血缘关系并重，迥异于江南农村。因此，封闭内向型的村落组织结构反映了华北农村的又一重要社会生态特征。
第二，时间跨度。华北村落虽有其对自然生态的强烈依赖性和社区生态的严重内向性，但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影响和渗透也不容忽视。不同的政权，有着不同的治国理念、运作体制和政策设计，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年前后，两种政权对乡村改造的思想相去甚远。选择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社会变迁，着力于历史分析的共时性层面，是本文历史时间跨度上长时段和短时段研究相结合的叙述与分析方法。
第三，分析视角的选择。本文不从总体上揭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社会变迁，而是围绕土地资源的分配这一中心，就国家权力与华北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网络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村落内部的社会变迁，也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国家权力对村庄共同体的渗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注：［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而国家权力只有通过政府行政体制的运作方可对社会产生作用。对于农村社会而言，县级行政权力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清以前，国家行政系统的设置仅到县级为止。县以下完全依靠士绅阶层来维持。科举制度既废，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改变，而且也涉及到政府行政主体及相应的社会控制的变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是以县政建设为基础，推进地方自治，实现训政期向宪政期的过渡。县以下的区、乡建制均被视为自治团体。因此，研究县级行政权力所达效力范围内行政权力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是本文历史社会学分析视角的支点。
二
如前所述，华北村落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中形成一定的内向封闭性。村落之间的地理界限、人际关系分明，每个村落形成相对独立的封闭性社区。在村落社区内，村民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均以土地资源的分配为中心，渐次展开。
这一组数据说明各阶层间土地占有的极不平衡。据黄宗智先生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可以从两种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前者重点着眼于土地关系，因此区别为地主、自耕农和佃农及半自耕农。后者着眼于劳动关系，区别为雇佣他人劳动的地主、富农和与人佣工的雇农”（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页。）。那么，上表中贫农就并非都是完全无地的赤贫农户，其中相当一部分少地，另外租种地主土地或为地主佣工。 土地资源分配的重要方面是土地收益在不同阶层的分配。据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在调查的浙江、江苏、安徽、河北等9个省的3306家农户中，无土地的占调查数14.8%的雇农，年平均总收入为55元；有土地5亩以下占全农户27.7%的贫农，平均总收入全年为62元；有土地6～10亩者，占全农户19.7%的中农，平均年收入为105元；有土地在11～25亩者，占全农户18%，平均年收入160元；至于每年收入在300元以上，有土地超过26亩的富农，占全农户的19.3%。与当时农民最低生活水平比较，当时农家负债数占农户总数的50%以上。另据《东方杂志》第32卷第22号所载，1933年属于北方区的晋、冀、鲁、豫305个有报告之县，负债农户占57%（注：转引自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可见当时农户负担相当沉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布极不平衡。 3.以宗族为中心的村庄组织结构。与南方村落家族相比，华北村落的宗族族田较少，大部分宗族甚至仅有占地很小的祖坟地。然而在村落共同体内以土地占有、利用、分配为中心的公共事务中，华北家族组织仍起着基础性的主导作用。 在与全体村民相关的公共事务中，最重要的参与单位是由同一宗族组成的支或门，宗族的血缘关系重于街坊的地缘关系。在土地买卖中，宗族的影响最为明显。满铁调查表明，按照惯例，若有人出卖土地，同族之人有优先购买权。在河北栾城县的寺北柴村，同族先买权得到严格的执行，如果有人在未通知同族之人或以同样的价格将土地售于族外之人，该宗族有权宣布此买卖无效（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 三
土地收益在村落内的分配是地租，而在村落与国家权力间的分配则是征税。 清末新政时，地方自治的浪潮兴起，就反映了政府系统修补、完善权力控制体系的尝试，而建立新式学校和警察制度是政府推行现代化的两个主要项目。但政府因困于资源和制度手段的匮乏，不得不将这些现代化项目所需的经费转移到村庄的层级上。民国时期，战争频仍，地方政权的军事化程度日益提高，上述趋势就得以延续并有所加剧。村落共同体成为民国地方政府动员乡村社会资源的基本制度手段。
政府极力进行县级政府与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调整，除对县级行政机构进行调整外，还加强了县级以下政权的组织建构。民国初年，县以下只设一级组织，其名称沿用清末《地方自治章程》的规定，凡府、厅、州、县治所在的城厢地区，称城；人口聚居满5万以上的村庄、屯集称集；人口不满5万的村庄、屯集称乡。有些省则自行规定了基层制度，如山西的区、村两级制，县以下设区，置区公所，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区以下设村，村为自治单位，设村民会议、村公所、息讼会和监察委员会，分掌议会、行政、司法、监察事宜（注：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9页。）。这一制度实为后来全国在县以下设区的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关于县以下各级机构设置的规定朝令夕改，法律、法规繁多，此不赘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县级区域内，县—区—村三级权力体制已成稳固化的趋势。区一级行政组织成为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关键环节。根据国民政府的设想，区级政府不仅要统计人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而且要承担起地方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职能，如兴办教育、推进地方自治、发展经济。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征收赋税成了区级行政组织的主要职能。这一职能又是通过区政府对地方豪绅的权力委托而得以完成的。以征税为核心内容的县—区—村体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华北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 摊款是县、区政府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摊款在清代一般是为了应付地方性的财政需要，如兴办公共工程，才向百姓摊款并派工。民国以来，摊款成了地方军阀及各级地方权力机构搜刮乡村财富的重要手段。这一现象在华北农村极为盛行。据对河南省农村的调查，区公所“最繁重的工作，莫如派款。当县府奉令派款时，便召集各区区长，按地域的大小，田亩的多寡，议定各区应派的额数，区长下乡便召集保长，再按各保的地亩派定额数，于是保长逐户向农民摊派”（注：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73页。）。尤其是军阀混战时期应付兵差的摊派数额巨大，1930年河南战区各县的兵差合计达1074万元，每亩平均摊到5元，几近全省平均每亩田赋及附加税的30倍（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摊派(18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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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因摊款不属于国家财政体制内征税，大多是临时性的，所以也成了各级地方官吏及乡村权力精英中饱私囊的绝好机会。据报告，河北省邢台县山川区40个村镇，到1933年年中已交纳的治安费用已是预算额的数倍，超过部分为区政府和民团所挥霍（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页。）。兵差成为摊款的主要项目，最终还是由贫苦农民负担。王寅生描述了河北清苑县薛庄村的情况，“清苑薛庄全村租地耕种的人家共有20家，这20家所租种的地，其中最多只有3亩地是属于薛庄村人所有，其余的地主统不在本村。这20家租地耕种的人家中间，明确地知道他不代替他底地主负担兵差的只有一家。”“大多数不住在农村的地主，他们所应摊的兵差都由他们底佃农代出。……一般住在村里的中小地主们，他们的兵差大半由自己负担。但是实际上他们底这部分负担也常常用提高租额的方法转移到佃农身上去的。”（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页。）
除田赋与摊派外，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繁多，各地杂捐的名目不一，从屠宰捐、花捐、烟捐到大粪捐，无所不有，是地方政府财税的重要来源。由于每一种捐的数额不大，县政府通常不设专门征收机构，而是采取包征制，由本地绅商承包征收。“（山东）菏泽县所行招商包税制度，全国各地均如此，弊端极大！类如某项捐税，应征比额每年300元，初由县府代征足此额；翌年省方派员督令招商承包，结果标额投至3000元，较原额增加10倍，包商之过分勒索可知。”（注：（邹平）《乡村建设》4卷9期，1934年10月，第13页。）能够承包征收杂捐者，必定是地方上有权势的豪强，必然和支配乡村社会的权力精英、基层官吏紧密结合在一起。
强征硬派，村民怨声载道，而区级政府的行政任务必须完成，保甲长两面受气，进退维谷。有些品行端正的乡长、保甲长不愿承担这项苦差，如河北省昌黎县犁湾河乡乡长王筱候曾为避苦差而逃往关外。而大部分基层官吏则利用各种非合法的手段在征税过程中为自己攫取额外的利益。朱德新的研究表明，河南、河北一些地方的乡、保甲长借摊派之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蚀团款（地方自卫武装费用），私卖乡保公所的枪支弹药后侵吞公款，利用兼任田房买卖监证人的职务进行贪污，实收虚支与拖延上报预算，虚报工程造价，将非法开支混在合法开支中摊派，层层加码，窃取余额，伪造账簿，巧立名目，各种手法无所不用其极（注：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141页。）。
从征税的资源分配模式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动员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村落共同体连结的权力主体——区、乡、保长业已土豪劣绅化，这与清季已有很大不同。清季以前，乡村权力精英主要由科举产生的士绅组成，他们在官方政治文化上认同皇权，并受到科举的由上而下的制度性制约，虽无自下而上的社会制约，也不致恶性膨胀。但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权依赖乡村士绅动员乡村资源的同时，就已扩大了乡村精英的权力资源，却又缺乏吸纳其向上的制度性渠道。南京国民政府在所谓训政时期试图以地方自治、保甲制来限制土豪劣绅的权力膨胀，以使地方行政权力步入实现现代化的官僚制轨道，反而在制度框架内为土豪劣绅滥用权力、鱼肉乡里提供了权力委托的依据。 国家权力向华北村落的渗透及乡民在政治文化上的回应，反映了国家行政权力与乡村社区的双向权力关系达到了相当紧张的程度。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在华北的根据地政权对村庄社会资源进行的重新制度安排中，将乡村精英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在山东根据地内的莒南和莱芜县，共产党将土豪、腐败列为第一位斗争目标，而减租减息则被列为第四位（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