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造像记在北魏骤然兴起与佛教密不可分。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相融合，逐渐被国人接受，对中国的文化、思想、艺术、生活等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造像记在北魏的兴起，不仅仅在于佛教本身，还在佛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造像记;北魏;缘由;佛教
汤用彤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北朝法雨之普及，人民崇福之热烈，可于造像一事见之。北朝造像，以龙门云冈为最大。”王昶在《金石萃编》卷三十九《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提到：“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北朝时期，佛教之兴盛可通过造像一事展现。而龙门造像便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因帝王多提倡佛教而于伊阙山所造。即北魏佛教之兴盛可通过造像略窥门径，而造像立碑开始于北魏时期，则知造像记因为佛教之兴盛于北魏骤然兴起。
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中收录的北魏造像记进行大致统计，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造像记，其余少数为不可分辨者和道教造像记。而且梁思成的《佛像的历史》在“佛像的由来”一章中写到：“佛像虽于明帝时传入中国，然而未及传播，东汉之世，可称其最初潜伏期。至桓帝笃信浮图，延熹八年，于宫中铸老子及佛像，设华盖之座，奏郊天之乐，亲祀于濯龙宫。此中国佛像之始也。”这说明道教造像亦是受到佛教的影响。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兴盛于汉晋之际。早期道教并无神像，祭祀时仅供神主。《老子想尔注》中说：“道至尊，微而隐，无状形象也，但可以认其诫，不可见知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道教供奉神像大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佛教“以像设教”影响的结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北魏太武帝召道士寇谦之“于代都东南起坛宇，……刻天尊及诸仙之像而供养焉”。这是正史中关于道教造像的最早记载。由此可见，道教造像记的出现亦是收到了佛教的影响。
梁思成在其《佛像的历史》一书中又说：“自南北朝而佛教始盛，中国文化，自有史以来，曾未如此时变动之甚者也。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不受佛教之影响。而艺术者一时代一民族之象征，其变动之甚，尤非以前梦想所及者。”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步入高峰，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受到了巨大影响。开窟造像的风气大盛，造像记的大量出现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综上，造像记在北魏骤然兴起与佛教密不可分。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相融合，逐渐被国人接受，对中国的文化、思想、艺术、生活等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造像记在北魏的兴起，不仅仅在于佛教本身，还在佛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的融合。
第一，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北魏之时，已历时了三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佛经的翻译数量不断增长，而且译经质量也比初入中国之时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除了佛经的翻译之外，还有人从事于佛教理论的研究了。诸如道安、慧远、法显、道生、僧肇等。而且魏晋时期，中国式的佛教寺院不断增多，这无疑扩大了佛教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 杨f之《伽蓝记序》描述北魏造寺之风兴盛说：“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第二，因为佛教的兴盛及对民众之影响巨大，为了笼络人心，北魏统治者对佛教采取利用、拉拢政策。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之外，其余诸帝皆信佛。《魏书・释老志》称：“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颇览佛经”，对沙门也致“精敬”，但由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还没能“建图宇、招延僧众”。而道武帝给僧朗的书信称：“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承沙圣灵，要须经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冀助威谋，克宁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毡五十领，银钵二枚。到，愿纳受。”（《广弘明集》卷二八《北代魏天子拓跋与朗法师书》）原来，道武帝之所以礼敬僧朗，乃是要僧朗助他以“威谋”，以使他能够取得军事胜利。除此之外，其他“信佛”的北魏皇帝大事建寺、度僧，而且还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开凿石窟。以龙门石窟为例，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到孝明帝正光四年，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用了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工（见《魏书・释老志》），所好经费无算，才造成了最初的三个石窟。如此看来，北魏的统治者们，无论是真信佛，还是假信佛，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至于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无非是由于之前的大兴佛教加大了财政支出，而且僧尼不出征打仗、不缴纳赋税，还坐拥大量地产。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治。
第三，北魏太和九年，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按人口数来分配土地。从此，均田制开始实行。均田制的实施，使人民大众获得了人身自由，使佛教信仰者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第四，北魏的统治，尤其是拓跋魏时期，是异常野蛮残暴的，对内恣意诛杀，对外肆行征伐。即以道武为例，此人晚年，尤为残暴：“归咎群下，喜怒乖常。……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王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魏书・太祖纪》）臣下犯罪，祸及诸族。直到孝文帝太和五年，才有所修正：“其（罪及）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魏书・高祖纪上》）对臣下尚且如此，对百姓可想而知。
北魏的统治者们，由于妄想征服天下，所以醉心征讨，岁无宁日。而且战争的规模往往很大。如道武帝皇始元年八月，“治兵于东郊。……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骆驿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魏书・太祖纪》）。又如，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十一月，西征“卢水胡”盖吴，“大败之，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斩首三万余级”（《魏书・世祖纪下》）。再如孝文帝太和五年四月，一次就“以南俘万余口班赐群臣”（《魏书・高祖纪上》）。
北魏的统治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不仅是战祸而已;战祸之外，诸如繁重的赋税、徭役以及各级官吏的盘剥、掠夺，也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里不再详列。
北魏残酷统治之人祸，加之自然灾害繁多，人们感到没有生路可寻，甚至许多人为了避祸，进入寺庙，导致信众大增。佛教的诸行无常、人世苦痛、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及彼岸说，正契合了当时彷徨无望的中层人士和走投无路的平民百姓的悲观怨世情绪，并为他们展示了一条求得精神上暂时解脱的道路。于是，人们寄希望于造像以离苦得乐，因而其造像具有现实功利性。与此同时，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导致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崩析，这为佛教造像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和土壤，而佛教本身鼓励造像。这是这一时期造像风行的根本原因。
在以上诸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北朝的佛教造像蔚然成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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