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我们感受到的语文教学实际情况看，语文的内涵在趋向窄小，课堂教学活动内容多是语言、语境、语体，以及适应达标所设置的可操作目标教学等，而对与它相对应的语言以外的文化意蕴的关注较少。所以有识之士称，人文性在减少，语文教学在呼唤人文精神。
什么是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关系又如何？于漪老师说：“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工具。”就是说，离开人文性就无从谈工具性，工具性必然通过具体的人文性表现，没有什么抽象的工具性。
近若干年以来，我们的语文教学似乎也受到文学和哲学理论上的“语言就是一切”的所谓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的一定影响。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语文不应只偏重语言，较多强调工具性，因而语文内涵小为文章学，写作学，修辞学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应试，几乎整个教学过程受制于中考高考。
究其实，语文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它是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的荟萃。每一篇目，特别是那些名家名篇，确实奇妙无比，它充满我们民族风俗、伦理、审美和思辨的活力，集我们民族智慧之大成，是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而决不是沉默无语的木乃伊。
如若不认真继承先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我们就是愧对作家及其作品了。 作家们是怎样完成这些视同他们孩子、生命的大作的？是他们的灵与肉。
有的一辈子就写那么一部或几篇，作品是他们人生的升华。最有影响最有艺术生命力的久盛不衰之作，肯定是作家倾全部生活积累和心血所作，当然也是作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所在。
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故而有“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慨。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这样来形容他走过来的艰辛的文学之路：“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瘦弱，也以为快活。” 课文是作家以身家性命换来的艺术生命，是不朽的。
我们作为“传人”，要把这两种生命的真谛加以体悟和感受，要把它传达出来又传授给学生，这仅靠字斟句酌地提问“为什么这样表达”的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头等要紧的是弄清其所承载的全部内容、情感信息和深层意蕴。
驹篇《背影》为例，此作注家甚多，而供师生使用的相当一些教学参考资料过分沉湎于词句的直白释义，却疏于对《背影》的整体把握。叶圣陶先生认为朱自清先生详写父亲买橘子和下车走去混入来往人群的里头，在南京游逛一天则一句带过。
有父亲过铁道的描写，有不多的然而很有味道的语言描写，作者请父亲回去的当儿，父亲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在买来橘子将要上车的当儿，父亲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在走了几步回过头的当儿，父亲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这里头含蓄着多少怜惜、体贴、依依不舍的意思！我们读到这几句话，不但感到了这些意思，还仿佛听见了那位父亲当时的声音。”（以上意思及引文见叶圣陶的《文章评改》）以上同时又为实写，在“扑扑衣上的泥土”下面的“心里很轻松似的”一语是作者眼睛里看出来的，都是别人很难体会出来的，所以又是必需的虚写，这就把父亲极情愿去做而又做好了的心情完全明白了。
所有详略虚实这些表现手法，都服从于文章这样的主旨，“把父亲的背影作为叙述的主脑，从其间传出父亲爱惜儿子的一段深情，”（叶圣陶语）即做父亲对儿子的亲子之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自始至终以愧疚的心情和口吻出之，这样既反衬了父亲如此这般的疼爱儿子，又传达出儿子对父亲在家庭困顿之中仍念着自己的深深的感激，从而深沉而又酣畅地表现了朱自清先生的人子之情。
孔子的“父父子子”，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认定的伦理道德准则。孝敬父母，疼爱子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背影》的根本思想内容，这也应该是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很重要的内涵，在今天强调这些仍然很有规范伦理道德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在“为什么”上做文章，却不在“是什么”即作品的旨归及其涵盖范畴下功夫，不善或根本不去挖掘、阐发和弘扬人文精神，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岂不是太言之无物因而苍白无力了吗？换言之，人文精神也是德育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称屈原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的诗作是“史诗”，鲁迅是“民族魂”，就因为在他们身上及其作品里有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他们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尤其是屈子的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杜工部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鲁迅至死仍“一 个都不宽吮的硬骨头，都是源自民族文化熏陶，最终又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的作品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他们的作品表现了民族特有的风骨和美感。
这些是语文教学应当重视的人文精神。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鲁迅及其作品。
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像历代杰出作家一样，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达”还是“穷”，无时不“兼济天下”，鲁迅思考的持久和深远无与伦比，例如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文化问题上的继承和创新，特别是对待敌人和错误的观点毫不妥协的态度，这些是鲁迅的风采，是其杂文的重要内容，鲁迅曾盛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他自己的创作同样是艺术精品，其独树一帜的杂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堪称出色而独特的史论。
有两件事给鲁迅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到日本学医，从幻灯片上看到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做俄国人的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却有一大群中国人在围观。
这在《藤野先生》、《（呐喊）自序》等文反复提及，足见给鲁迅刺激之深，以至后来促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另一件事是浙江嵊县人王金发被他所释放的杀过秋谨的谋主所加害。
关于王金发其人，鲁迅在曾收入过语文课本的《范爱农》一文里提到过，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王金发被害公案成了鲁迅“痛打落水狗”这一立论的极有份量的事实基石。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对这一事实和立论的关系的解析，不宜止于一 般论据和论点的的关系。
这里表现了鲁迅一种持续而深入的思索，这烙印于心灵深处的一个历史教训，简直梦萦魂牵，表示了鲁迅对民族命运的一如既往的关切，同样也是深厚的民族文化历史的积淀，这种忧患意识和炽热情怀，正是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这是鲁迅作品中不容忽视的人文性。
鲁迅的思考在螺旋式推进中发展，终于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乃至译作中。鲁迅的思想历程始终和民族、时代同步，所以如果说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历史来读，那么他的杂文视为别具一格的现代史论无疑当之无愧。
前已论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上溯，由王金发血的教训而及许多血的事实，针对有人指责革命者“嫉恶太严”“操之过急”的叨叨不已，鲁迅沉痛而深刻地指出，“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 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
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鲁迅从殷鉴不远的史实分析入手，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血淋淋的阶级报复，不能对敌人姑息迁就，这虽逆耳却又是诚恳的忠告，正是鲁迅杂文战斗力量之所在。
出色而独特的史论色彩，是鲁迅杂文有别于他人的显著的艺术特色，有史实的史识，语言幽默，内容寓庄于谐，所以鲁迅杂文卓有建树。这种特有的风格，又富有西方尼采那种哲理，这显然得益于作者中西合璧的深厚的文艺修养。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当然也不是表现了鲁迅对某一次变革或改良的痛惜，甚至也不只是对当时的章士钊、林语堂、杨荫瑜妥协态度的不满，而是对根深蒂固的“费厄”（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民族劣根性？）气味甚浓的“中庸之道”的反思。鲁迅不是专治历史的，然而他研究、评论历史事实，总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他迥然不同于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学者”。
例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也不仅是为先生廓清迷雾，列出功过是非，以正视听；而更重要的是表现恳切期盼革命者要革命到底，不要只拉半截子革命车，应该效法先生早年的锐气。 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事件还有徐锡麟被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
对这些事件，鲁迅均以庄重的史家笔法，或融入小说以警世人，或切入杂文直接剖析，总想让这些教训转化成思想库里的宝贵财富。及至晚年，当译完西班牙作家阿.&127;巴罗哈小说时，鲁迅还想起少小时1894年中日战争之际，明明前线吃了败仗，中国海军全军覆没，民间竟还流传着刘（永福）大将军用法术大破日本海军的荒唐故事。
鲁迅的传世之作《阿Q正传》的创作思想最早便是从这萌生。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基于对许许多多历史事实的深入观察、认真思索和长期积累的产物，是缘于现实的有感而发。
读鲁迅作品，你会觉得鲁迅从遥远的历史源头走来，一直走到我们中间，走到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中，走到人们的心里。鲁迅就是这样的跟我们血肉相联，鲁迅作品的活力来自它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所以它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这也就是鲁迅作品的人文性，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吸引人们的是五彩斑斓内容，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是耀人心目的思辨色彩和审美情趣。
总起来说，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语文教学不应该只为应试而存在。它要真正担负起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充实人的修养的责任，强调工具性（这比较容易考查）的同时，务必也充分注意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这虽然比较难考查，却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可舍弃，因为舍弃人文性，工具性也无从谈起，这就“两败俱伤”了。
作品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载体。鉴于种种原因，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在变弱是事实，我们必须给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以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