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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是我国民间节日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源于我国古代隆重的祭祀活动，其实质在于信仰，它的形成与我国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制度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庙会不仅是一种民俗和文化现象，而且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且流行于我国广大地区。数千年来，庙会在人们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河南地处中原，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摇篮。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外来文化与庙会的结合，其形式和内容更加多样化的同时，在中原各个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素有“九朝古都”之称的洛阳，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渊源久长的文化历史，不仅分布有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隋唐遗址等多处构成古都风貌的古代建筑和名胜古迹，而且还有规模宏大的古庙会群。洛阳庙会作为古都洛阳非物质形态的人文资源之一，与物质形态的古建筑、古迹相比，更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自产生后，它经历发展、变化、复兴等阶段，不仅实现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变迁，也使其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内涵。
1洛阳庙会的审美考察
(1)文化互融的传统庙会
洛阳庙会群在中原地区庙会群中颇具特色，堪称豫西地区民俗文化的博览会。不仅有二郎庙等各类小型庙会，还有关林、龙门、白马寺三处大型庙会。庙会群大多以佛事为主，它们共同促进着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至此，也形成了洛阳庙会群独特的祭祀内容。其中三大庙会各具特点且支配着整个洛阳庙会群，它们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整个洛阳的文化艺术、经济发展连成一个整体。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三大庙会上香客和游客的融杂，不仅使庙会的文化内容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且庙会的传统特点更加突出，其美学风格也更为复杂。从时间上看，白马寺和尚会形成最早，主要分为两大类习俗，二是佛门弟子的佛事活动，二是民间百姓求子、还愿等把佛作为神灵崇拜的跑经调等活动。其中佛事活动最大特点是虽将佛事与民事相溶，但仍带有应用于民的色彩。其习俗的种类繁多，各代表不同含义，既是人们敬祀神灵、祈求庇佑的真实写照，又是人们求和谐、保平安的生活心态的充分表达。与白马寺和尚会一样，龙门会的主要活动也是拜佛，但不同的是这里多为较自由的民间自发性质的拜佛，且敬禹拜佛联为一体。从一定程度上讲，龙门会的佛事活动，就是敬祀礼拜大禹，其中包含着人民群众一种朴素的创造美学，既是对劳动创造的讴歌、对民族先驱的深切怀念，更是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相对立的体现。在龙门会中还有一种叫跑经调的活动，由人们将龙门主要的佛建筑编成歌谣。其基本内容是劝人和善，多做对他人有利的事，尊敬父母、爱护子女等，旨在从道德方面讲述做人的道理。这些经调既表现出对佛的向往和崇敬，又体现出欢乐祥和的气氛。跑经调在整个豫西地区普遍流行，歌调和歌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体现出洛阳境域内社会、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独有的特色。因此，龙门会也成为豫西地区经歌的集中地。与白马寺和尚会和龙门会相比，关林庙则更突出对以关羽为象征的忠义传统道德的歌颂，由于深受洛阳各庙会的影响，关林庙会也出现了佛化想象。关羽作为传统道德的化身，人们组织关爷社火，意在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人们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对幸福的向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日常祀神用品和生产、生活用品也成为庙会上进行交易的一部分。可以说，庙会既是人们敬祀神灵、偷悦身心的产物，又是人与自然、与社会相沟通的一条渠道和联系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一条纽带。三大庙会作为洛阳传统庙会的代表，将佛、道文化与民间民俗文化融合并发扬的同时，也对后来的美学研究具有史料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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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上世纪60年代，原西德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美学研究都面临深刻转型。究其动力，既源于美学更新知识的内部要求，更出自美学研究所置身之现实语境的剧烈变革。随着德国由现代工业生产社会向后现代文化消费社会的过渡，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消费、反馈的方式也因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在传媒文化中的坐标方位、功能作用也与以往大相径庭。新兴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和全面普及、大众传媒文化与日常消费文化的异军突起和后来居上，导致艺术和非艺术的交叉互渗和文艺边界的扩大模糊。再有，两德分立背后之东西阵营的相互对峙，全球化浪潮支配下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启动，这种背谬式存在造成德国美学的古典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高度紧张，从而使得美学研究的既定范式和知识框架呈现出与其所处的文化世界的现实错位和历史脱节，构成接受美学出场的多元语境
一、接受美学的主体间性交往论
姚斯认为，在前现代，民众可以发挥主体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可是到了现代工业大生产的体制下，上述自我生产、自我确证之美学图景已成如烟往事，难以重现。上述论断一方面可见出接受美学与否定性美学在文本生产方面的所见略同，以及同后现代美学家的分野，毕竟后者出于论证大众文化合法性的隐匿目的，作乐观天真状地认定“大众是大众文化的主体”，对大众文化中的某一与主流观念略有抵触的文本如获至宝、津津乐道，陷入对文本他异性的过度诠释。但这并不是说，大众就是被人任意宰割之砧板上的鱼肉，被完全剥夺建构自己文化的权力。事实上大众虽不能亲手“创造自己的大众文化”，但还能“创造性使用大众文化”。原因何在?文化活动不能理解为静止的孤立的文化文本(如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存在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解释活动之中，即文化不等于成品而是主体间意义建构的过程活动。“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这就意味着文化工业充其量是为消费者提供审美剧目或者美学资源，而作为被支配者的读者们如何从中猎取成分、为己所用，才是关键所在。缘此，美学必须转变研究方向，也就是不再纠缠在文本生产或文本本身，因为这是包括美学理论家在内的所有当代人都难以改变的传媒现实，继续讨论也无补于事、徒增悲观。但如果将问题聚焦在读者是如何在我们所被抛入其中的文化世界中，发挥主体性来解读文本之维度，则别有一番天地。的确如此，美学“不仅需要研究大众文化从中进行制作的文化商品，更要研究人们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后者更具有创造性，而且比前者更变化不定”。接受美学虽然从不否认，文本声音固然足以影响规训文本和读者之间生成的可能关系，但不承认这种说服诱导是绝对的控制关系。缘此，文化工业的商业目的和观念形态企图是路人皆知，但有疑问的是其产生的效应反响。因为接受的审美效果不仅受制于文化产品本身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的使用，即消费者抵抗同质化能力的强弱。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揭示处在具体时空中的读者如何使用给定的传媒资源，而不能如反对同一性的否定性美学那样将大众传媒的美学贫困、思想浅薄，硬说成是群众的审美贫乏、精神肤浅。
从美学发展史上看，接受美学的观点并不孤立，相反在德国之外的英美世界有着大批同路人。比如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图亚特·霍尔就反对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工业看作精神鸦片之令人沮丧的话语系统，而强调在接受中完成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双向运动，从而为身为弱者的受众，谋划一条越出这个愈益隐蔽、然而也更为无所不在之传媒权力网络的可能出路。他在《编码/解码》中提出3种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的符号学解码模式，打破受众理解传媒文本的一致性或同一性的理论迷思，为当代美学提供深入勘察媒介文本所生成之复杂文化影响的方法论。霍尔的论断指出：“文化产品的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观众远不是消极被动的昏昏欲睡的电视虫，传送者本人的解释并不相等于接受者自己的解释。”如果说接受美学还是“扶手椅中的理论家”在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辨，那么霍尔等人则以民族志的受众研究成果，为抽象的理论提供了补充，自觉或不自觉地证明了前者的观点。即文本意义是由接受者参与生产而成的，而非信息的发送者强行传递，故而文本的生产者和传送者的解释，只是诸种解释中的一种，并不天然地具有特权地位，更不能替代或者等同于接受者自己的解释，后者既可以赞同也能够反对，或者在“赞同中反对”、在“反对中赞同”。是故，读者终于可以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形象和属下地位，与传播者一道分享作为传播主体的荣光。诚如另外一个霍尔，即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约翰·R.霍尔在梳理现象学接受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对文化意义和阅听人的相关研究之后，认为二者并不矛盾，相反关系密切。其指出“再也不可能认为文化意义完全存在于文化的客观性之中，或是认为它存在于个体文化使用者的孤立意识中。任何文化内容和阅听人效果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都已被抛弃……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已经达成：再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阅昕人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相反，阅听人自己参与到文化运作之中，而且这种运作不仅仅限于其‘阅听人’的社会角色”。当然话说回来，尽管上述观点着实让人兴奋，但也应认识到在强调读者主体性的同时，往往也要警惕读者中心论之倾向，否则接受研究极易沦为对权力支配种种转化形式的辨认而难以自拔，在非此即彼的谬误中堕落成对另一种权力(读者权力)的变相迷恋。
(2)求变创新的当代庙会
在不同历史时期，庙会的存在都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最根本原因则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庙会作为一种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集会，集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为一体，涉及百姓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民众的生活发挥着特有的功能。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洛阳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庙会也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复兴的阶段，不仅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将传统庙会的精髓吸纳其中，而且在与当代大众的审美诉求和民间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更具有时代人文气息。洛阳庙会在发展中求进步，在绝境中求生存，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并且洛阳当代庙会所呈现出的蓬勃发展、积极向上的特点也为其提供了美学研究的价值。
与传统庙会相比，洛阳当代庙会最大的特色在于突出了洛阳政府部门的组织作用，由政府部门参与统筹，旨在弘扬民族文化、活跃商品经济。此外，还调动一切力量，邀请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参加，在洛阳地域范围内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大文化交流的氛围。且采用先进的灯光、声控等现代技术来装点、美化整个会场，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相结合，使其重新“登台亮相”，既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又能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说，洛阳当代庙会的兴起和社会发展是紧密联系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文化、娱乐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传统庙会礼佛、祭祀的宗教功能日趋淡化，更凸显商业、大众娱乐等性质。由于庙会这种形式适应了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它从自发的民俗形式变成有组织的节庆文化活动之后，逐渐得到了市民的认可。洛阳市政府为了活跃市民春节文化生活，弘扬河洛文化，促进和谐洛阳建设，从2007年到2009年，连续三届在西苑公园、国花园、牡丹公园举办春节文化庙会，浓郁的民俗风味和突出的传统特色不仅为百姓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受到了市民的普遍欢迎，而且为适应不同层次的观众的不同观赏需求，还推出了各类文娱活动。此外，公园内悬挂的千余盏红灯笼也为文化庙会增添了几分浓浓的喜庆气氛。
自尼采以来，西方哲学一再强调审美不但是一种艺术活动，也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庙会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从美学的角度去分析这种生存方式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长的文化意味，是十分必要的。
如今，逛庙会已成为洛阳人欢度春节的习俗，尤其是每年春节，全市都会有百万市民欢聚在庙会上。其中不乏海外华人和外国的游客，专程来赶洛阳庙会。庙会适应了广大群众娱乐和审美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娱乐身心、宣泄感情的好机会。其中，很多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登台亮相，充分展现了悠久的河洛民俗文化，如:河洛大鼓、二鬼摔跤、抖空竹、大里王狮舞、篙县背装、宫廷宴乐、捏面人、锣鼓书等民间艺术，它们代表着河洛地区民间传统文化的特色。在庙会这个共享的空间里，人们可以观赏到民间戏曲、民俗文化、文娱体育活动和种类繁多的商品汇展，还可以感受淳朴的民风，品尝到带有童年气息的小吃—棉花糖、桂花糕、吹糖人等，通过瞬间回忆质朴的幸福，偷悦身心。春节庙会的举办目的虽然是要宣传河洛传统文化，但随着人们审美品位的提高，开始出现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活动，带有时尚气息，以期迎合人们的审美情趣。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感性需求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大众的审美观念从过去的审美到现在的美丑并审，审美方式越来越趋向感性化。庙会就如同一幅活生生的“风俗画”，使人们认识社会的客观存在，会上无数新鲜的事物吸引着人们去理解和探索，只要广泛接触便可充实头脑，获得有价值的文化知识。从传承关系来说，洛阳当代庙会不仅是对洛阳传统庙会的延续和复兴，而且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出发，在继承了传统节日庙会特色的同时，又借鉴了节日游园活动注重文化的特点，努力挖掘民间各种文化活动的娱乐性特点。现在，洛阳庙会已成为对外展示洛阳当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窗口，不仅体现出洛阳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展示了当代洛阳发展的新风貌。
2洛阳庙会文化的传承意义
庙会文化在我国不仅是一种古老而又新鲜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作为我国悠久文化的产物，庙会文化更是一笔社会财富。随着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洛阳人已逐渐把庙会作为节日纳人春节的日程当中。在人们看来，庙会就如同一个百姓参与的大舞台，不仅聚集了洛阳当地各类民间传统项目，一些杂耍和绝活让人们过足了瘾，而且还是洛阳传统文化传承的展台，将其精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们感受到洛阳传统文化的深邃。洛阳庙会从传统发展到当代，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绽放了自身的文化魅力，并且随着庙会与神的关系逐步淡漠，庙会文化已逐步由“神文化”向“人文化”复归。尤其在当代文化正猛烈冲击着人们价值观念的时候，洛阳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厚的内涵，它能论释出生活和生命艺术的真谛。庙会上那些传统节目可以强烈刺激人们的感官神经、吸引百姓的眼球。这种由民间传统文化带来的深刻文化韵味，既提高了百姓的审美品位，又让人们在审美中受到教育，愉悦心态贯穿整个游庙会的过程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洛阳庙会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聚集了众多体现洛阳文化特色和独特风貌的传统活动项目。这些项目好似一幅幅年画，展现了洛阳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见证了当代洛阳的快速发展。洛阳人通过逛庙会既看到了洛阳民间文化的丰富内容，又能在欣赏过程中了解到这些文化背后的故事。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洛阳庙会文化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价值与影响绝不能忽视。从群众文化方面讲，它推进群众文化活动，延绵民族文化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从经济方面讲，它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繁荣区域经济也是有史可鉴的。从政治方面讲，庙会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进行联络的场所和积聚力量的有效方式。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达，洛阳庙会文化让人们获得了高层次的审美和精神享受。因此，挖掘、整理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不仅为当代社会的发展增光添彩，也是当代人应肩负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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