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89年至今的河洛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开拓、繁荣和扩展等几个阶段。反思这20多年的河洛文化研究，虽然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多，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研究层次在不断深化，但也存在研究人员参差不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等现象。洛阳是河洛文化的核心。要深化拓展河洛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提高河洛文化的研究水平，必须加强对洛阳的历史文化研究，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
关键词：河洛文化；洛阳学；河洛学；包容文化
1989年9月，在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研讨会，标志着河洛文化区域研究的开端，自此已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河洛文化的研究形式，也实现了由个人的自发性研究，向集体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研究的转变；实现了由地方学术团队组织，向国家学术团体以及全国政协组织研讨的转变；实现了由主要在洛阳举办学术活动，向省内其他地方、南方诸省甚至台湾举办学术活动的转变。河洛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2009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推进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提升问题。提出和开展“洛阳学”研究应该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河洛文化研究的回顾：从初创到辉煌
1.1989―1992年：河洛文化研究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在1989年9月、1990年10月、1991年9月先后召开了由洛阳市历史学会、洛阳市海外联谊会主办的三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其中，第三次会议以专题研讨即夏商文明为主，所出版的《夏商文明研究》论文集，与前两次会议出版《河洛文化论丛》第1、2辑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明显区别，与河洛文化研究似乎也存在一定距离。但1991年8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为五周年“队庆”举办“河洛文明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河洛文明论文集》，这次会议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第三届河洛文化研讨活动。
我们从这三次研讨活动，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是虽然大部分与会人员都是洛阳学者或河南学者，但也邀请了一些国内知名专家出席会议。如出席第一届河洛文化学术研究会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芝荃、杜金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等等；出席河洛文明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宇信、杨升南、卢兆荫、宋镇豪，中国科学院的黄盛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雷从云，等等。参加这些研讨活动的还有郑州、开封等地文博系统、社会科学院和相关高校的专家和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这反映了河洛文化的研讨一开始就具有高端性和国际性。二是研讨的内容均涉及洛阳历史考古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河洛文化相关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如韩忠厚的《试论河洛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陈昌远的《先秦河洛历史地理与河洛文化历史地位考察》，李先登的《河洛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窦志力的《河洛文化浅说》和《河洛文化的内涵与特性述论》，任华光的《根在河洛》，杨彩霞的《“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初探》，王新年的《河洛文化的地域和特点》，窦志力、刘佐泉的《客家“根在河洛”考》，黄明兰的《谈河洛文明》，蔡运章的《河洛学导论》，等等。
2.1993―2003年：河洛文化研究开拓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的研讨活动走出洛阳。值得关注的是于1993年10月在巩义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巩义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以“洛I与河图洛书”为主题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成果丰硕。河南、北京、河北、江西、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湖南、山西、辽宁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代表共174人到会，收到论文105篇。其中，涉及河洛文化的文章有戴逸的《关于河洛文化的几个问题》，程有为的《河洛文化略论》，李昌韬的《河洛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许韶立、王庆生的《论地理环境与河洛文明》，张天周的《客家根在河洛论》，徐晓望的《论河洛文化的南传与闽文化的崛起》，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河洛文化研究已经在洛阳以外得到重视。另一次研讨活动是2002年10月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河南大学、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在郑州主办的“河洛文化与台湾”研讨会。这次会议共有60余位代表参加，所收论文更侧重于两岸在姓氏、民俗、移民、语言等方面的关系，不少台湾代表就是从这次活动开始与河南建立了持久的联系。①此外，2002年8月，河南省组织的“中原文化台湾行”活动，在台北举办了“河洛文化研讨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王永宽研究员专门作了题为《中原姓氏寻根概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议。到巩义、郑州甚至到台湾举行研讨会，是河洛文化影响力扩大的具体表现。
第二，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置。1992年6月，由省社科院与巩义市联合组建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1992年至1998年），是目前所知的国内第一家河洛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该所立足于对洛I与河洛文化的研究，不但承办了“炎黄文化与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洛I与河图洛书》一书。洛阳工学院（今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分别于1995年、2002年相继成立，实现了高校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新突破，至今这两个机构还在发挥着重要的学术作用。此前，1995年6月，国内知名学者倡导成立“中国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和1995年9月洛阳市委统战部隶属的“洛阳河洛文化研究院”，都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建立河洛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热情。②
第三，河洛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除了前述若干本论文集外，一是在《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推出了“河洛文化专号”，张世军、张岱年、张书田、刘家和、韩国磐、朱绍侯等专家和领导的文章，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后，引起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二是洛阳和郑州学者出版了一批专著。如史善刚主编的《河洛文化论纲》，2003年出版的12本“河洛文化系列丛书”；周文顺、徐宁生主编的《河洛文化》，郑淑真、萧何、刘广才主编的《根在河洛》，张华、萧河、刘广才编著的《台湾河洛郎》，等等。据我们对2004年之前的河洛文化论文的粗略疏理，这一阶段在河洛空间概念、时间概念和定义以及河洛文化性质和地位的讨论方面，均已取得了较多的代表性成果。③
3.2004―2009年：河洛文化研究繁荣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研究由区域上升到国家层面。2003年10月，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在郑州召开。2004年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罗豪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席陈义初等到郑州、开封、洛阳进行调研。6月，河洛文化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在郑州正式成立并开启了工作机制。9月，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11月正式举行了“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2006年2月，在罗豪才、张克辉、张思卿、陈奎元等全国政协领导的倡导下，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正式在北京挂牌成立，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由地方主导而上升为国家主导。
第二，河洛文化研讨活动在河南四处开花。2004年11月，在郑州举办“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代表150余人到会，收到论文93篇，会前将论文正式结集为《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4月，在洛阳召开“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4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240多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2007年10月，在安阳举行“第六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26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33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2008年9月，在巩义召开“第七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3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53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2009年10月，在平顶山举行“第八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5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80余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此外，2008年11月，“中原文化宝岛行”活动期间，在苗栗举办了“2008年海峡两岸河洛文化论坛”。时任河南省政协主席的王全书作了《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的主旨演讲。2009年7月，在台湾举办了河洛文化与台湾姓氏座谈会，时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的邓永俭作了《河洛文化与台湾姓氏》的演讲。2009年12月，时任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的徐光春在中国文化大学作了《河洛文化与台湾》的专题演讲。这一阶段的研讨活动规模大、主题明确、规格高，使海内外参会嘉宾对河南有了更深的了解，提高了河南在海内外的文化影响力。
第三，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带动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2004年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研究――河洛文化起源传承与影响”获准立项，截至200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河图洛书探秘》（王永宽）、《河洛文化概论》（程有为）、《河洛文明探源》（李绍连）、《图说河洛文化》（杨海中）、《中原移民简史》（任崇岳）、《固始与闽台》（李乔、许竞成）等专著，以及前述8本论文集。2006年9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获得立项，2009年与201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史善刚等）、《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安国楼等）、《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杨海中等）、《河洛文化与宗教》（温玉成等）、《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薛瑞泽等）、《河洛思想文化研究》（董延寿等）共6部专著，共计230余万字。与此同时，薛瑞泽与许智银的《河洛文化研究》、徐金星与吴少珉主编的《河洛文化通论》等两部专著以及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河洛文化论丛》第三辑、张素环与刘道文主编的《河洛文化研究》、徐金星主编的《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等3部文集也陆续出版。此外，《光明日报》还刊发了李学勤、刘庆柱、许顺湛、李民、王子今、程有为、王永宽、高秀昌、谢重光、汤一介、杨海中、朱绍侯等专家的12篇文章，以及以杨海中执笔的《河洛文化：连结海峡两岸的纽带》的长篇文章。这对河洛文化的宣传都起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4.2010―2015年：河洛文化研究扩展阶段
第一，河洛文化研讨活动走向东南地区。2010年9月，第九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广东广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代表300余人到会，会议收到论文126篇，会前结集出版了《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2011年4月，在台北举办了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4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28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台湾文化》。2012年10月，第十一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江西赣州举行，150人参会，收到论文102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2014年6月，在福建厦门举办了第十二届河洛文化研讨会，20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10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2015年10月，在台湾新北举办了第十三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15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70余篇，会前出版《河洛文化与台湾》。河洛文化的研讨活动，走向广东、江西和福建，尤其是两度入台，极大地提升了河洛文化的影响力，也使河洛文化研究更接地气，更加促进了河南与东南地区的文化互动。
第二，河洛文化的国家课题成果丰硕。河洛文化的研究仍得到全国社科规划办的大力支持，2009年4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究”获得立项，已出版《河洛文化与客家优良传统》《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台湾知府陈星聚评传》《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等专著。2012年3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获得立项。此外，洛阳学者推出《河洛文化论衡》的专著，反映了洛阳学界对河洛文化研究的最新观点。
二、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成绩不小，问题不少
1.研究者对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
河洛文化进入繁荣阶段后，参与者和研究成果数量虽然较前一阶段明显增多，但也出现了人员参差不齐和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对此，韩石萍在研究河洛文化若干问题时，将“河洛文化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作为专门的部分，她认为这些问题包括：“第一，研究方向不明确。对河洛文化中的某些问题反复研究，资料反复使用，抄录现象比较严重，叙述多、创新少。第二，研究不够全面、均衡，过于偏重某一方面。对考古文物方面研究较多，而理论性、综合性研究缺乏探讨。”④同时，她也强调河洛文化应选择一些重点研究课题，以提高河洛文化的研究水平。石玉梅也谈到河洛文化研究的不足，不仅是“对本地域特色的研究不足”而且是“对河洛文化渐进式辐射的研究不足”。⑤这些不足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薛瑞泽、许智银在探寻河洛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研究队伍几乎谈不上整齐划一，研究选题无目的，不能有的放矢，研究队伍不稳定，研究很难全方位展开，这些显然制约了研究的深入。⑥李晓燕在谈到河洛文化研究的瓶颈时，也谈到“如何整合河洛文化研究的力量，如何使河洛文化研究既深入又普及等等”⑦。这些都是河洛文化研究整体上遇到的困惑。
从研究的“旁观者”来看待河洛文化研究问题似乎更能“入木三分”。李振宏在谈到河洛文化研究时认为，虽然“在国内诸多地域文化研究的比较中，河洛文化研究算是一个亮点”，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浮华而不繁荣、热门而不深入”，最关键是“主流学界的参与不够，学理性方面的探究不够”。因此，“抛弃急功近利式的浮躁，吸引学者的加入，推进学术性的探讨，是今后河洛文化研究深入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⑧
河洛文化研究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通病，这种研究与特定学科研究有一定的距离。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学术的规范度明显受到了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所以稳定研究队伍，自始至终都是河洛文化研究的关键。
2.组织者对河洛文化研究的反思
河洛文化研究的组织者是河南省政协与全国政协的领导。在第三阶段开始前的准备时期，应该说在郑汴洛召开专家座谈会，比较多地听取了专家对河洛文化研究的意见与建议，而且还到湖北、湖南、安徽等地进行调研，学习借鉴其他地方在区域文化研究方面的经验。
自2006年开始，河洛文化研讨要注意的问题都引起了研究会领导的关注。如2007年，郭东坡会长在安阳会上提出“河洛文化研究要突出重点”“要加强河洛文化与相关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2008年，陈义初常务副会长在巩义会上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其中有一个就是“发掘与扬弃的关系”，这就说明河洛文化有优秀的和糟粕的东西，需要“批判糟粕”。王全书主席也提出“要多做深度研究”。2009年，陈云林会长在平顶山会上，在对河洛文化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时也提出“研究要不断深入”“队伍要积极整合”。尤其是在2012年，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换届会上，邓永俭常务副会长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整合研究力量方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合作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争取有新的突破；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比较研究方面还需要进行有益的探索；两岸合作与海外交流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等。”⑨因此，河洛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得到研究会领导的持续关注，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解决。如河南与东南地区研究力量的整合、研究课题的协同攻关等。这些在其他地域文化研究中似乎不好解决的问题，在河洛文化研究方面协调处理得相对比较好。
3.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路径探索
2014年12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等单位，在郑州联合举办“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河洛文化的回顾、反思与前瞻”。这次会议汇聚省内长期参与和关注河洛文化研究的专业研究工作者以及来自北京的知名专家和领导。徐光春顾问提到了对河洛文化基本问题的关注，即要研究河洛文化的“源”“脉”“形”“核”“位”“力”。这对于深入开展河洛文化研究无疑具有启迪意义。⑩
学界对于河洛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河洛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不等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认知。刘庆柱认为“河洛文化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载体”“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软件――思想文化、人文文化物化载体之源”“开启了多民族国家的新时代”。B11因此，河洛文化支撑“国家统一”的政治使命是不言而喻的。宋豫秦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对历史时期河洛文化的特质进行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的地形、气候、景观、资源等自然生态系统，经济、区位、文化、政治等社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复合生态系统比较优势”B12，从而成为古代中国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从一定的学术高度回答了河洛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这也正是河洛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键所在。
河洛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简单归纳为“学”与“用”的问题：一是关于河洛文化基本问题的认识。涉及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基本概念、特点内涵等，这些问题从河洛文化研究开始便已提出，在持续的研究中不断有人涉及。“对河洛文化自身内涵、特点、形态、传播与辐射等，从人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角度切入进行全面深入的学理探讨，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与不同地域乃至异国文化的对比，梳理其内容、概括其个性，是非常必要的。”B13实际上，“河洛文化研究需要向学术性回归，需要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将河洛文化置于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摒弃一般性的泛泛而论，在研究深度上下功夫，揭示河洛文化的丰富内涵”B14。因此，学术回归，并在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极为重要。二是要加强对洛阳的研究。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不研究洛阳，犹如花朵的心是空的，没有核。洛阳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的问题搞清了，河洛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搞清了。尽管“河洛文化等同于洛阳文化，认为河洛文化是洛阳的地域文化”B15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研究河洛文化“要特别重视洛阳”B16，要“紧紧抓住洛阳这个河洛文化的核心，深化研究，扩大影响”B17，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应该是河洛文化研究下一步要关注的事情。三是河洛文化研究的成果要普及和利用，要形成产业。河洛文化研究成果涉及惠民问题，涉及让更多的人接受问题。能否形成“河洛文化产业带”B18，能否形成“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B19，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河洛文化研究的提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势在必行
1.回归洛阳是河洛文化研究提升的标志
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洛阳举行，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在繁荣扩展之后，回归到河洛文化的源头地。从1989年由洛阳学术单位开启河洛文化研究的大幕，至今已有近30年时间。河洛文化研讨在这期间尽管大举扩展，在域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河洛文化研究要重视洛阳，洛阳历史文化研究是河洛文化研究的关键，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深化河洛文化研究就应将河洛文化上升到河洛学这个层面，这种观点尤其在洛阳学界较为盛行。“河洛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学科，即河洛学，也取决于它有与其他学科区别的典型特征。”B20实际上学科之间有差异，才会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是因为差异而有不同的命名。“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古代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B21这种学科所强调的“综合性”实际上与地域文化的古今延伸并不矛盾。无论是河洛文化还是河洛学，没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河洛文化研究的侧重点虽然在历史文化，但也应包括河洛地区的当代文化和文化资源的利用。
学界在讨论河洛学的时候，对于河洛学所表述的内容，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蔡运章认为“‘河洛’既是古代河洛地区的称谓，也是历史上洛阳的别称。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B22徐金星则从三个层面解构河洛学。他认为：“河洛学是研究河洛文化及其价值与意义的综合性学科。”“河洛学是研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探索其理念、价值与精神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河洛学是以研究洛阳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建筑有古都风象的现代洛阳为目的，为洛阳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前瞻性规划的综合性学科。”B23虽然不少人关注到河洛学的中心问题在于研究洛阳，但程有为对河洛学则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与“中原学”“河南学”相比较，“河南地域文化学的名称，‘河洛学’是最佳的选择”。B24程先生不但将河洛学界定为“河南地域文化”，而且时间上以古为主，地域上以河南为主。
在讨论河洛学时，大家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河洛学要高于河洛文化，或者说河洛文化研究积累到一定高度时，可以提升为河洛学了。实际上，从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历程看，文化与学科在有的地方是并行不悖的。北京学的提出，并不是研究北京文化积累的结果，而更多偏重于北京综合发展的需要。长安学则几乎是陕西历史文化的代名词，而长安学的提出，似乎并不全是长安文化研究积累提升的结果。
河洛文化的概念，经过二三十年反复研究与宣传，已经得到海峡两岸以及关联地区、关联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具有宽泛性，而这种宽泛性，一方面包括河洛地区较之洛阳更为宽泛，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看，更具有代表意义；另一方面河洛文化的扩展，所涉及的客家族群与闽南族群，某种意义上讲，河洛文化正是中原与东南地区相关族群联系的纽带，文化的纽带意义更加顺理成章，学科的称谓则过于严肃，而这种概念的讨论或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而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推动更多相关联的族群去认同河洛文化，河洛文化的重点还是历史辉煌的发掘以及当代应用价值探寻。
河洛学其实还是一个历史概念，“河洛之学”“河洛学”与前述学者所讨论的河洛学有着显著差异。因为历史上的河洛学，就是河图洛书之学。河图洛书的说法由来已久，但为北宋易理大师陈抟所倡导，“自陈抟之后，河图洛书作为河洛之学，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B25。河图的历史十分悠久，其与八卦、周易有着内在的联系，成为历代儒道关注的对象，宋代的河图洛书研究成绩最大，对数字（九、十）、形状（方、圆）有着不同的解读，因此宋代的河洛学成了一门学问，并与自然科学产生了广泛的联系。B26实际上，在倡导河洛学的学者中，最早也将河洛学界定为河图洛书之学。“河洛学亦名图书学，是中国古代经学界研究河图洛书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产生于战国，兴盛于汉魏，衰落于西晋、南北朝、隋、唐，复兴于宋，千百年来，支脉繁衍，延绵不绝，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B27既然河洛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专门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连续千年的研究成果，在古今学界有明确的认知，一旦我们将已经形成共识的华夏核心文化的河洛文化界定为河洛学，在学界引起混乱与争议是显而易见的。
2.河洛文化研究提升的标志是洛阳学
河洛文化研究，在最初以洛阳为核心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河洛文化的关键是洛阳的历史文化，只有对洛阳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阐释清楚河洛文化的内涵，因此将古今洛阳研究提升到洛阳学的高度，将洛阳学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已属迫在眉睫。
一是洛阳名洛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洛阳名洛阳有2400年的历史，从战国至今没有改变，洛阳的名字深深地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辉煌联在一起。在这期间，北京的名称有燕、幽、北京、北平之变化，西安的名字有长安、西安之变。因此洛阳的名称悠久，都是其他大古都无法比拟的。二是洛阳的建都始自夏代，汉唐时为主干，北宋仍为西京，前后有15个朝代为主都或陪都。洛阳为都可以早到4000年前，累积为都时间2000余年，在中国西安、开封的东西古都轴线上，居于中心地位。洛阳为都时间之早，累积为都时间之长，较西安、北京具有明显的优势。三是洛阳的历史文化具有根源性、主干性两个明显的特点。洛阳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道学肇始于此，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诞生于此。中华文化最早根源于洛阳，中华文化最早辉煌于洛阳，洛阳为中华文化圣城。四是历史上有大量与洛阳有关的文献，除正史中数量相当的有关洛阳的文字外，《洛阳记》《洛阳伽蓝记》《洛中九老会》《洛中耆英会》《洛阳缙绅旧闻录》《洛阳名园记》《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洛阳名城记》《洛阳游记》《洛阳金石录》《洛阳石刻录》《洛中记异录》等大量地方文献，以及与洛阳有关的府县志书，构成了研究洛阳的文献基础。尤其是洛阳出土的大量墓志资料，更为洛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五是洛阳学的概念，虽然在国内有人提及，但真正以洛阳学命名，正式将研究洛阳的学问称为洛阳学，还是始自于日本学界。2010年11月，在日本举行了有中国、日本学者参加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B28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了在东京明治大学举行的洛阳学研究的国际盛会，之后在中国洛阳，韩国也先后举办了洛阳学的国际研讨会。这说明洛阳学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与响应。
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洛阳，河洛文化研究的提升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目前，以城市命名的学问有长安学、北京学、泉州学、杭州学，甚至有人提出要构建张家口学。“北京学是一门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北京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B29北京学更多地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应用性和科学性。而“长安学应是依托于周秦汉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B30。从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学科主导者来看，对相关对象的认识显然是有区别的。长安学更多地关注历史，研究的是盛世文化，B31而且面积涉及整个陕西，实则是陕西历史文化的代名词。而北京学则立足于对古今北京城市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进行综合研究。北京学的研究与有的学者所倡导的“西安学”更为接近，因为西安学“就是通过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各个侧面的研究，对以现西安市为中心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中核心区域的文明形成基础，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问”B32。因此，有关西安、北京相关学科的界定，对于洛阳学无疑具有参考意义。
河洛文化的提升关键点在洛阳，但是河洛与洛阳、河洛文化与河洛学显然不能画等号。洛阳学的定义应该借鉴北京学和长安学。我们认为，所谓洛阳学应该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探索的学问。就范围而言，以文献中的“洛阳”，以及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地区，如河南郡、河南府的范围为研究的界限；就时间而言，以古代厚重的洛阳历史文化研究为重点，但要涵盖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拓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因此，洛阳学的构建不仅有益于河洛文化的深入与提升，也对当代洛阳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文化圣城的确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河洛文化的研究已经走了27年的历史进程，要将深化和提升河洛文化研究当成河洛文化研究的重点，关键是要将洛阳作为研究重点，在河洛文化已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洛阳学，加大洛阳学的研究，已属当务之急。只有洛阳学成为国际学问的时候，才是河洛文化在学术上立足和扬名的标志。
注释
①卫怀：《河洛文化与台湾研讨会综述》，《黄河文化》2003年第1期。
②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③张新斌：《河洛文化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
④韩石萍：《关于河洛文化的若干问题》，《根在河洛》，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⑤董玉梅：《目前研究河洛文化的几点不足》，《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
⑥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3―55页。
⑦李晓燕：《二十年来河洛文化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
⑧李振宏：《大陆学界河洛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⑨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编：《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会刊》特辑（二），内部资料，2012年，第41―54页。
⑩徐光春：《在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上的讲话》《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1刘庆柱：《新时期河洛文化研究的历史使命》，《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2宋豫秦：《河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优势》，《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3杨海中：《对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认识》，《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4王记录：《河洛文化研究的两个问题》，《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5刘红旗：《关于河洛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6杨海中：《对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认识》，《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7张新斌：《深化河洛文化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若干问题》，《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8张希清：《河洛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19尹全海、李技文：《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河洛文化研究散论》，《黄河文化》2014年第4期。
B20郑贞富：《河洛学与河洛文化浅论》，《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B21蔡运章、赵金昭、董延寿：《河洛学导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B22蔡运章：《河洛文化与河洛学研究》，《洛阳月谈》2016年第1期。
B23徐金星：《构建河洛学――推进、深化河洛文化研究的途径和目标》，《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论文集》，内部资料，2014年，第34页。
B24程有为：《关于重构河洛学的思考》，《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2014）论文集》，内部资料，2014年，第30页。
B25冷德熙：《河洛之学源流略记》，《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
B26苏洪济：《河图洛书考释》，《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
B27蔡运章：《河洛学导论》，《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5页。
B28[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B29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等：《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B30李炳武：《长安学总论》，《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B31李小成：《长安学榷议》，《社科纵横》2009年第6期。
B32王杜教：《对西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