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俞琰易数观仅承认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且认为九宫数等皆推衍附会之论，其中天地之数是诠释宇宙生化之模式，大衍之数经天地之数推衍而出，呈现了人事吉凶变化之模式。河洛之论由来已久，其后逐渐成为画卦之依据，俞琰批驳了过去各家对河洛的看法，特别对孔安国“伏羲据河图画八卦，大禹因洛书成九畴”的观点和刘牧“以五十五数为洛书，四十五数为河图”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后又考证出河图、洛书仅是天意之指代，河图实乃河玉，洛书则是白石。总之，俞琰不仅驳斥了当时人们对“易数”和“河洛之学”的诸多观点，而且考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易数”和“河洛之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键词：俞琰；易数；天地之数；大衍之数；河图；洛书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1007106
俞琰（1258―1324），字玉吾，号全阳子、林屋山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其生卒年诸说不一。俞琰出身书香门第，嗜好《易》、丹道之学，其始为儒者，习科举之学，期入仕，后宋亡，无奈闭门隐居，乃著书立说。后援易入道，会通儒道两家思想，其对易学研究颇深，影响广大，先生传世著作颇多，现存所见主要有《周易集说》《易图纂要》《易外别传》《周易参同契发挥》《读易举要》《周易参同契释疑》等书。本文拟从易数之驳斥与考辩和河洛之驳斥与考辩两方面管窥俞琰对易数和河洛的看法，就教于学界方家前辈。
一、易数之驳斥与考辩
《易》者，天地人三才之道也，卦象义理之道也，易数占筮之道也，《易》经三圣之诠释，将天地造化之理下贯到人事，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义理之学，《易》中之象、数、理，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揭示着天道的法则。
俞琰认为易数只包括天地之数、大衍之数两类，其余的数皆是后人推演，不足为道。他说：
朱子曰：“大衍之数说蓍，天地之数说造化生生不穷之理，此外是后人推说出”，愚亦曰：“易数不过大衍之数，五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即无所谓四十五数也，四十五数九宫数也，乃后人推出以附会于易数尔。”[1]292
俞琰宗朱子的说法，认为易数只有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而九宫数是后人推演附会的，其余的数均非易数，是来附会易数的。
（一）宇宙生化的代数模式――天地之数
俞琰认为天地之数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数分阴阳之性，其涵摄了宇宙生化之理，且模拟了天地生化万物之模型，俞琰对此论述维详。他说：
愚谓：阳数奇，故以一三五七九为天，阴数偶，故以二四六八十为地。天地者，阴阳对待之定体，一至十则阴阳流行之次序。[1]292
俞琰认为天地之数，阳数为奇数，为天，阴数为偶数，为地，而天地是阴阳对待的定体。林忠军在《象数易学发展史》俞琰章节中说，天地之数与天地是一致的，皆与阴阳相关，所不同的是天地是阴阳对立统一之实体，而天地之数是对这个统一体的抽象，反映了阴阳变化的次序。[2]408
既然天地之数是宇宙天地实体的抽象，而在易学语境下，天地是阴阳对待的统一体，阴阳二气消息又促成了五行的变化，故天地又是五行变化的统一体，自然天地之数就具备阴阳和五行的属性，故而俞琰首先探讨了天地之数的五行属性。他说：
以五行言之，不过一二三四五，盖正数也。六七八九十乃其配耳。一属水，其位居北，二属火，其位居南，三属木，其位居东，四属金，其位居西，五属土，其位居中央。以五加北方之一则为六，加南方之二则为七，加东方之三则为八，加西方之四则为九，复以四方之一二三四会而归于中央，则成十。或曰：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数也，五六居中，天地之中数也，以五十有五去其五，余得五十，是为大衍之数，以五十有五去其六，余得四十有九，是为揲蓍之数。[1]292
俞琰认为天地之数，若以五行来看，一二三四五是正数，六七八九十是配数。一是水，居北方；二是火，居南方；三是木，居东方；四是金，居西方；五是土，居中央。而配数则是由一二三四加五后所得的六七八九，故而俞琰得出了五六为天地中数，并用天地之数减去天地中数五和六，来形成大衍之数和揲蓍之数。俞琰认为天地之数是根本，而大衍之数是由天地之数所推导出来的，天地之数是对天地实体的抽象，而大衍之数则是对天地规律的应用。
俞琰认为天地之数不仅有五行属性，同时还具备阴阳属性，阴阳无五行，则难以生化，五行无阴阳，则难以变化，天地之数既是天地实体之抽象，必然对应具备阴阳和五行之属性，所以俞琰接着又探讨了易数阴阳的属性。他说：
愚谓：天数五指一三五七九之五者，皆阳也；地数五指二四六八十之五者，皆阴也。气有二而行有五，二非五不能变化，故天数有一三五七九，地数有二四六八十，五非二不能自行，故一三五七九则为天，二四六八十则为地也。[1]292
俞琰用阴阳与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诠释天地之数生化万法的奥妙。他认为天地之数的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属阳性；其中的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属阴性。此即天地之数的阴阳属性。同时以五行观之，一为水，二为火，三为木，四为金，五为土，而六、七、八、九、十是其配数，其中一、六相配，二、七相配，三、八相配，四、九相配，五、十相配，如此阳和五行则备矣。俞琰认为阴阳二气没有五行就难以生化，而五行若没有阴阳二气也无法变化，正是五行和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促成了万物的变化。
俞琰对天地之数的考辩，不仅赋予其阴阳和五行之属性，同时引入天干来诠释其“五位相得”和“五位相合”之关系。他说：
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犹甲阳得乙阴，丙阳得丁阴，戊阳得己阴，庚阳得辛阴，壬阳得癸阴，五者之阴阳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犹甲阳合己阴，乙阴合庚阳，丙阳合辛阴，丁阴合壬阳，戊阳合癸阴，五者之阴阳各自相合也。[1]292 俞琰认为“五位相得”即是阳数、阴数次序流行的相得，即一阳和二阴、三阳和四阴、五阳和六阴、七阳和八阴、九阳和十阴，用天干之阴阳属性来表达，犹如甲阳得乙阴，丙阳得丁阴等，即侧重于描述其阴阳之属性关系。而“五位相合”则是指天地之数五行属性的相合，一和六均为水，二和七均为火，三和八均为木，四和九均为金，五和十均为土，用天干之相合属性来表达，犹如甲阳合己阴，其五行为土；乙阴合庚阳，其五行为金等。俞琰进一步开显了天地之数生化万物的模式。
天数二十有五，谓一三五七九积而为二十五也；地数三十，谓二四六八十积为三十也。总而计为五十有五，是皆天地之数也。一三五七九乃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乃地之五材，一生一成，一往一来，造化功用皆不出乎此，故曰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1]292
俞琰认为天数二十五，是一、三、五、七、九的和；地数三十，是二、四、六、八、十的和，总和为五十五。而一、三、五、七、九是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是地之五材，天之五行为阳，地之五材为阴，如此阴阳和合，生化往来，而万事万物由此造化，此即天地之数生成万物之模式。在天地之数中，俞琰非常重视天地中数，即“五、六”也，五居天中，六居地中，此二数是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过渡的中介，亦是贯通先天和后天的桥梁。他说：
五、六，天地之中数也，五居天中，为生数之主，六居地中，为成数之主。何谓天中，天一、天三、天七、天九之中也；何谓地中，地二、地四、地八、地十之中也。干数十倍，五而为十也，支数十二倍，六而为中也，以五十有五，去其五余得五十，是为大衍之数，以五十有五，去其六余得四十有九，是为揲蓍之数。[3]430
俞琰认为五和六是天地之中数，五是生数之主，生数即是一、二、三、四；六是成数之主，成数是七、八、九、十。五、六不仅是干支数之过渡，也是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过渡的关键。天地之数五十五，减去五则是大衍之数，减去六，则是揲蓍之数，如此天地之中数五和六，进一步揭示了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和揲蓍之数三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俞琰认为易数只包括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而天地之数是阴阳的统一，是五行的统一。没有五行，阴阳难以生化；没有阴阳，五行难以变化。正是阴阳和五行的相互变化，衍生出万物，而用数字表达的话，就是天地之数，所以天地之数就是宇宙生成的代数模式。
（二）人事吉凶的变化模式――大衍之数
俞琰认为易数中天地之数为本，而大衍之数则依天地之数推导而出。天地之数是天地实体阴阳对立统一的抽象，故而俞琰运用五行和阴阳来诠释，并确立其演化万物的模式，而大衍之数则是以天地之数为根本，推衍到万事万物发展变化之中。一个是生化万物，开显了天道生生之德；另一个则应用天道之规律，推究人事之吉凶悔吝。
大衍之数的诠释历来备受争议，大致观点有二：其一，认为天地之数即是大衍之数；其二，认为天地之数不同于大衍之数。俞琰对大衍之数的诠释，则认同天地之数不同于大衍之数，且他对历史上诸易学家诠释大衍之数的观点均不认可。他说：
大衍之数五十，崔憬去天一地四，以余数五十为大衍之数，李鼎祚深阔之，其他如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姚信、董遇、顾怀、王弼之徒，其说纷纷无一可取。[3]429
我们稍作解析，京房认为“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4]。
此说显然是凑数五十，不足道也。马融认为“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5]。
其说易为“北极星”，纳为历法天象，而合五十之数，因大衍之数是推衍之数，而马融却把它变成了具体之物象，谬矣。且《易》中更无历法五行，故此说亦无根据。荀爽之说是“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6]438。
其说认为五十的确定，要参考乾卦的爻辞，大衍之数牵强附会到爻辞，难以信服。至于姚信、董遇则认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7]。
天地之数减六，而六为六画之数，此说更是论据不足。
同时还有郑玄之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用四十九也”[6]437。
其说的五十五，减去五行之数，此说在《易传》中难有根据。王弼之论为“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宗也”[8]。其认为“一”是太极，故而不用，此说同于俞琰之论，但王弼未说明五十的来由。而崔憬以为：“八卦之数相加为五十，艮为少阳，其数三；坎为中阳，其数五；震为长阳，其数七；乾为老阳，其数九； 兑为少阴，其数二；离为中阴，其数十；巽为长阴，其数八；坤为老阴，其数六。”[6]437其认为五十之数，是由八卦之数相加而得，与天地之数没有关系，故难以信服于大众。最后朱熹之说“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9]。其认为五十之数，是由河图中宫的天五乘地十而成的，但于占筮，为什么只有四十九，朱熹说难以知晓，认为是处于理之自然，将此推到理上，故而人力难知。
总之，俞琰认为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姚信、董遇、顾怀、王弼，这些解释大衍之数五十的方式，均无一可取。而我们之前逐一简析，大多亦有问题，很多牵强附会了历法、五行，或是用他们自己创造的学说来加以整合五十，如京房之释等。
俞琰虽批驳了各家Υ笱苤数的观点，但赞同郑武子和黎时中的观点，并借此申明了自己诠释大衍之数的观点，此两人之观点为：
愚乡见郑武子揲蓍占法云：“天地之数五十有无，而大衍不尽天地之数何也，盖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数所衍者，不及五也”，近得临江黎时中之说云：“大衍之数五十者，太极一，两仪三，四象十，八卦三十六，共五十也，太极一也，太极生两仪，一衍而三也，两仪生四象，两衍而十也，四象生八卦，四衍而三十六也，一为太极之数，盖先天之本体而妙用所由起，四十九为两仪四象八卦之数，盖后天之变体而大用所以行后天，不立无以寓先天，无体之造化先天不妙，亦无以神后天，有物之主宰，大衍之虚一而用四十有九，其理如此，黎氏之说，盖与郑武子同而其义又加详焉。”[3]429 俞琰对大衍之数的解释，是取材于郑武子和黎时中两人的看法，大衍之数之所以为五十者，《易》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语。黎时中认为：太极是一；太极生两仪，两仪则是1+2=3；两仪生四象，四象则是1+2+3+4=10；四象生八卦，八卦t是1+2+3+4+5+6+7+8=36；其后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之总和，1+3+10+36=50。此即黎时中之观点，而俞琰深以为然。且此说尤重太极之“一”也，并引入体用论来诠释“一”与“四十九”之关系，也即先天与后天之关系。其中“一”为太极之数，是先天之本体；“四十九”是两仪、四象、八卦之数，是后天之大用；“一”是本体，不是单一之数，而是万物生化之源；“四十九”是大用，是万物生化之显现。此两者之关系为“一”体全现为“四十九”之大用，即太极生化出阴阳、四象和八卦之过程，开显了万法生化之理，此即俞琰的大衍易数观。
在其大衍之数的诠释中，他非常强调“一”这个本体的重要性，同时解释了圣人揲蓍不用“一”之因。
愚谓：太极之“一”，非数也，数自此而起，是为数之体，非数之用，故不用，不用而虚其一，所以存太极之本体。而其用则惟两仪四象八卦，所衍之数则其用四十九也。圣人用四十九蓍，如下文所云之法，挂其一而以四揲之，……盖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损，此大衍之数五十而用惟四十有九，是为不可易之法。
[1]293294
俞琰认为太极之“一”，并非数字，而为数之体，其表示万法生化之源，而其后之推演则是由体而达用。俞琰用体用论来诠释“一”和“四十九”之关系，的确更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宇宙万物推衍变化的过程。“一”为体，“四十九”为用，“四十九”是“一”的完整化现，“一”为“四十九”的变化本源，两者逻辑上有先后，但实际上，则是无二无别之一体，故而“一”即“四十九”，“四十九”即“一”。那么在揲蓍过程中，则不需要“一”，缘“一”和“四十九”是体用关系，我们推衍万法之变化，就是在模拟太极生化两仪、四象和八卦之过程，用“四十九”即是用了“一”，俞琰以此来诠释“一”不可用之因，的确在宋代易数解释中更具理性。
总之，俞琰在大衍之数的注释中看到前人牵强附会之处甚多，两汉的解释多是五行、历法、占筮之论多，而后期又是义理之解，均未从《易》道之根本上论，故而他认为郑武子和黎时中的解释更为合理，更合于《易》道。
二、河洛之驳斥与考辩
河图和洛书最早见于《系辞》，其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至两汉后，人们纷纷注解“图书”，至孔安国时，他认为“河图为伏羲画卦之物，为五十五之数；洛书为大禹的洪范九畴，为四十五之数”，而刘牧则认为“五十五数为洛书，四十五数为河图”。俞琰驳斥了此两人对河洛之图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河洛的看法。
（一）宋之前，河图、洛书研究的语境
河图最早出现在《尚书》《论语》中，然在此两书中，“河图”并非伏羲画卦的河图。
《尚书・顾命》云：“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10]99此论河图和大玉、夷玉同类，故而为玉石。
《论语》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10]99
其河不出图，和凤鸟不至同类，属于瑞象，且是不出图，故难为证据。
《系辞上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0]99
先秦时期，河图出现在此三处，而洛书则只出现在《系辞》中。以此三处的观点来看，我们并不能明确得出孔子说的河图和洛书，就是伏羲曾经所依据的画卦图像。
之所以河图和洛书成为八卦的依据，应源于两汉时人们的解经，其中孔安国注解《尚书》时曰：“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卦，谓之河图。”[10]101
在此，他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洛书就是洪范九畴。他在注解《洪范》时曰：“天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10]106
他认为洛书就是大禹的洪范九畴。其后《易纬》的《乾凿度》中“河图龙出，洛书龟予”，也承袭了这一观点。东汉的郑玄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注曰“马图，龙马负图而出”，且认为《春秋纬》“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龙。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6]458。
他认为河图即是龙马伏图，有九篇，而神龟负书，即是洛书。而且两汉时期，很多易学家都对“图书”有所言及，如高怀明教授考证说：“汉人言及河图者，除了前引孔安国、刘歆、《易纬》之言外，也还有许多，如杨雄的赋，王充的《论衡》，《后汉书杨雄传》、张衡的《东京赋》及其传记中，也都言河图而不言五行数，甚至到了东汉以后，如魏王肃注《系辞传》河出图时候，仍说河图，八卦也。”[11]唐孔颖达亦认为“龙马，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他亦认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图书”之学真正鼎盛的时期是宋元之时，宋朝的时候，开始出现了黑白小点组成的“图书”，而根据朱震《汉上易传》的“图书”传承，他们依次是陈抟、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有关宋朝对于“图书”之学的探讨，林忠军曾做过整体精细的概括：“宋代主要是围绕河图洛书的真伪，陈抟、刘牧及朱熹等人认为河图洛书是存在于伏羲时代的一种天象，由伏羲据天象而画出，南宋的薛季宣认为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是地理图。而俞琰则认为河图是宝器。欧阳修对河图洛书持否定态度，并由否定河图洛书而怀疑《系辞》非孔子所做。”
关于河图、洛书与八卦之间的关系，凡承认河图、洛书确实存在于伏羲时代者，皆主张河图、洛书为八卦之源，即伏羲据河洛而画八卦；但是也有一派认为河图为八卦之源，洛书为《洪范》之源，如朱熹、蔡元定皆主此说，蔡沉提出“河偶洛奇说”区分河图、洛书，还从洛书推出“九九圆数图”。 关于河图数、洛书数的问题，刘牧主张图九书十，程大昌、朱震、雷思奇皆承之，雷氏不同之处是将河图确定为四十。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是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胡一桂、董楷、吴橙之书皆宗朱蔡。[2]129
总之，从《系辞》中河图和洛书出现，两汉时期就开始探究其源头，追至《尚书》《论语》等，而直到孔安国提出“伏羲则河图画八卦，大禹则洛书著九畴”，其后的郑玄、刘歆等人承续其观点，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进行探讨是在宋代，其间出现了黑白相间的白点，视为“图书”，然而在宋代又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莫衷一是。到底“图书”是什么，是玉石还是八卦，是从河里边出来的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均未解决，故而东坡感叹曰：“夫河图、洛书，其详不可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
（二）俞琰对孔安国“图书论”的批驳
俞琰身处是时，同样对河洛做过考辩，尤其对孔安国之说驳斥甚多，孔安国认为伏羲据河图画八卦、大禹因洛书而成九畴，但是俞琰认为孔安国此说没有根据。
其一，俞琰认为“图书”在孔子时兼并为一，为何到孔安国时分为二，违背孔子的原意，是大谬也。
愚案：禹贡但言导洛，不曾言洛之出书，安国亦何所据而有是说耶？夫孔子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指作易之圣人，盖伏羲也，是河图洛书，伏羲之时具有之也。刘向父子班固辈，皆循安国之说，遂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如此则是伏羲时止有河图，未有洛书也，不亦谬乎，夫孔子兼图书，二者并言，安国之徒乃岐而二之，已与孔子之说大相戾。[1]297
俞琰认为按照《系辞》之文，河图和洛书是并称的，圣人伏羲是参考两者来画卦的，然而如果按孔安国之讲法，河图授伏羲，洛书授大禹，是时此两书就不是同处一个时期了。难道是伏羲之时，仅只有河图，还未有洛书吗？岂非大谬。孔子兼“图书”两者，为什么孔安国要把“图书”分为二呢，这不仅与孔子的原意不合，而且这又是根据什么呢？俞琰对此甚为质疑。
其二，俞琰认为孔安国妄自对等九畴和洛书，何其妄也。
况书所谓天赐禹洪范九畴，盖未尝谓赐以洛书，安国之徒乃谓洛书有九数，畴之数亦九，遂肆其说谓禹得洛书，而叙九畴，何其妄耶。[1]297
俞琰认为孔安国之所以把洛书归于九畴，是因为洛书中有“九数”，而九畴也有“九数”，于是两者就相对等了，俞琰认为这是牵强附会，何其妄也。
其三，俞琰认为孔安国妄自解注“图书”之数，何其可笑。
彼既以洛书为数九而归之禹，于是以河图为十数而归之伏羲，吾不知河图洛书之有数，安国之徒，曷从而知之？而图之数十，书之数九，又果何所据耶？盖皆出于纬书也。纬书不经，牵合附会，怪诞之甚，汉儒多习谶纬之学，其为义疏，往往采诸纬书，自其有九篇六篇，赤文绿字之说，故班固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本文，顾野王以农用敬用十八字为神龟所附者，岂不甚可笑哉！[1]298
俞琰认为孔安国对等洛书和九畴，缘由出自于数，而孔安国认为河图是十，洛书是九，而追根溯源，其来自于《纬书》，俞琰认为《纬书》不经，牵强附会处甚多，怪诞之甚，而汉儒多专于谶纬之学，这是很可笑的。
安国盖用《纬书》，九m戴九履一之数也，夫九宫术数家用之，非易数也。[3]433
张南轩曰，郑康成泥于纬书，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此皆污秽圣经者也，愚谓九畴出于箕子，所陈非洛书也，若以洪范之九畴牵合而为洛书，则中庸之九经，亦可牵合而为洛书矣。[3]433
俞琰认为《纬书》九宫戴九履一之数是术数家用的，不是易数，俞琰承认的易数只有两个，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其他的如四十五数等，俞琰深辟之。而他认为《九畴》出自箕子，并不是所讲的洛书，如果仅仅是以九这个数字来牵合洛书和九畴的话，那么《中庸》的九经亦可牵合于此了。
总之，俞琰完全不认同孔安国的说法，认为他的说法不仅将河洛分歧为二违背圣意，而且牵强附会统合洛书和九畴，何其妄也。同时他也对《纬书》做了专门的批判，认为其是术数家用的，不是易数，不可以作为洛书和九畴之间对等的依据，而且九畴的作者是箕子，并非出自洛书。
（三）俞琰对刘牧“图书论”的批驳
俞琰认为关子明以五十五数为河图，四十五数为洛书，刘牧又两易其数，以五十五数为洛书，四十五数为河图，可谓以谬攻谬也。
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处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作易之数，诚相表里为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规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己暗与之符矣。[3]435
俞琰指出刘牧的观点虽然与旧儒不同，然而也只是以谬攻谬，其说以“图书”同处伏羲之世，此难以分辨，但是伏羲兼取“图书”之数来作易，这是表里不相为一的。天道一也，故而伏羲据河图作易，并不一定需要洛书，而与它符合；大禹据洛书做规则，也不必参考河图：因天道一也，同于此道、同于此理故也。
其后俞琰还反驳了蔡元定引蓍龟来证明圣人作易是出自天意，认为也是循汉儒的旧说，俞琰认为大衍之数五十五，如果大衍之数果是河图，而四十五数果为洛书，那么圣人应该明讲，为什么圣人没有明言，而汉儒却如此附会呢，那我们又怎么会听信汉儒附会旧说，将之臆想为孔子的圣意呢。
（四）俞琰考辩“图书”实为玉石
俞琰在反驳了汉儒和宋儒的“图书”理论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的“图书”是玉石和白石。
案《书・顾命》云：“天球河图在东序。”天球玉也。河图而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白石而有文者也。[1]298
俞琰在注解《尚书・顾命》篇时，他认为河图是玉石，来源于昆仑山，洛书是白石，盖缘于石头上有天然形成的纹路，故而使人们错认，其实石头上根本就没有数字，汉儒讲河洛只是文论谈及，到了宋代出现黑白小点组成河洛之图，这是完全违背《易》之原旨的，《易》中仅仅提及河洛，并没有把河洛和易数联系在一起，而汉儒的推测臆想乃至宋儒的图文并茂，实是背圣甚远矣。
总之，俞琰身处宋元之际，是时正是“易数”和“河洛之学”兴盛之际，而历代诸家对“易数”和“河洛之学”均有阐发，故而学界观点庞杂，莫衷一是。俞琰对各家之观点均有评议，为我们研究“易数”和“河洛之学”提供了新的思路，至于其考证的易数观和河洛论是否正确，我们难以判定，但其治《易》一生、为开创《易》学研究所做的贡献却是难以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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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