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间的辩论由来已久，双方致力于各自的理论领域寻求更有信服力的论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法又引起了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但这是一场无解的辩论，我们不应停留于谁对谁错的表面现象，应当看到各自不同的主体性所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与现实上生命的终结昭示着广义价值论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广义价值论 狭义价值论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价值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经典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以及在其基础上展开的关于分配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在分配方面应该按劳分配；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一个要素，因此应当形成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理论。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认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主体性。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机会。
一、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及相应分配理论的概念界定
（一）广义价值论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
（二）狭义价值论及按劳分配理论
当我们看到“狭义价值论”这个名字时，或许感到陌生，其实所谓“狭义”只不过是与“广义”相对应的一种说法，狭义价值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的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即劳动作是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标准。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辩论无解
（一）来自广义价值论的各种质疑
其实，所谓广义价值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只不过是200多年前法国人萨伊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一个翻版，但毕竟取了一个新鲜的名字，于是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学者抛出了种种观点，并对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质疑。
广义价值论者又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把各个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收益转归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广义价值论者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个“所有权”！谈到所有权的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那个被你们叫作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者所创造的价值在谁那里？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而昂首向前，那么劳动者为何尾随其后？因为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分配，它只是进行了可怜的交换；因为工资从来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劳动仅仅是资本家手里的一种生产要素，它从来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购买到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获得了资本家所支付的成本价格。
（二）主体性分析
诸如上面的辩论有很多，但是无论有多少辩论，都会限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都是无解的。作为一个劳动者，笔者是劳动价值论的坚持者与学习者，初次接触广义价值论时，试图逐条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应《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那本书当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质疑。但后来发现，陷于这场无解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主体性，对利益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主体性”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置身于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你承认与否，你都具有主体性与阶级性，没有人是公平的使者，尤其是那些自称为是客观公正的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学者们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分别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者为主体。”{5}我们不应该流于谁对谁错的表面现象，应该对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进行归类，首先明确一个学者的主体性与阶级归属，然后便可以明确他的观点的立场，他是为谁说话的。我们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者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代表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学者，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学者。显然，当双方处于不同阶级主体辩论阶级主体利益时，辩论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谁对，而在于你是谁。
三、走出辩论本身，接受理论与现实的考验
（一）强者为王
我们说不同主题之间就主体利益的辩论是无意义的，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主沉浮？强者为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上也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文化。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最终能够掌握利益分配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这要看哪个阶级最终掌握了物质力量。中国历史上的“盐铁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谈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重农抑商”，农为本、商为末，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是中国古代从来就有的，中国在封建领主制时期的周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发达的商品经济，《周易》中有大量的关于商业活动的记载，春秋时的齐国，以发达的商业而称霸一时，战国时更是涌现了诸如范蠡、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大商人。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却在进入集权官僚制社会之后经历了与西欧的商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命运，西欧的封建贵族们只看到了商业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金银财宝，而忽略了与这些金银财宝一起成长起来的另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于是，在西欧商业资本发展成了产业资本，资产阶级推翻桎梏他们的封建势力而成为统治阶级。但情况在中国古代却截然不同，封建势力害怕大商贾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在秦统一后大体确立。汉昭帝始元六年，由霍光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也就是“盐铁会议”，“会议上，桑弘羊的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主义就盐铁专卖与农商关系展开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是霍光一派获胜，这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胜利。至此以后，重商思想很少再有人提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由此确立。”{6}为什么以霍光一派为代表的重农抑商主义会赢得那场辩论的胜利，当时的封建领主的势力已经由于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各种分权政策而被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社会当中不是物质力量的统治者。
（二）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与现实上的没落
那么回到我们这场关于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既然辩论本身已经没有意义，那么在辩论之外，究竟哪个阶级主体会最终胜利？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去一探究竟。
以辩护论为方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已经渐趋终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护论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利用信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在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利他。我们说利他源于利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利己不见得能够利他，利己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道德的沦丧，因此个体的理性不等于总体的理性，你根本就感受不到看不见的手，因为它真的不存在。辩护论的方法还“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的表现，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的社会形式。”{7}从这一点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未免太过于确定与绝对化了，那种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制度的论断是极其露骨的辩护。辩护论的方法留于现象描述的方法，不探讨本质规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他们把经济体系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部分，有的加进中观部分，但都是孤立地看问题的方法，看不到个体与总体的联系，没有联系也就掩盖了矛盾。他们分析生产就是生产，分析消费就是消费。辩护论的方法还片面强调数学化，认为应用数学的复杂程度是检验理论是否有深度的一种重要的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刚刚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因为还未步入社会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在国外刻苦的学习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掌握了高深的金融工程，但作为学生，就像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一样，他们同样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毕业后回国工作，用的就是在国外学会的数学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的置空的理论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辩护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庸俗的实用主义，之所以称之为庸俗，是因为它为追逐创造财富这种有用性而不择手段。
资本主义的没落是资本的没落。资本曾经作为财富增长的手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那个时候，资本与人具有同一性。但是今天，当资本越来越投向既存收入，而不是投向新增收入时，资本是不顾劳动者而在虚拟经济领域牟利，资本的增长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一致了。于是，当资本总体脱劳动时，资本不再同一于人。它已经再无合理性而言了。{8}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不是忽略个体，而是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它是同一于人类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按劳分配的理论应该成为劳动者的理论，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走过了许多弯路。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因辩护论的方法而走向没落，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朝阳还没有出现。在很多打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旗号名下提出的理论充斥着不合理的因素。但这一切的不足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前途，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它必须明确主体性、革新方法、发展理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经济理论必然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