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打通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将国学教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可以为国学教育指明方向，而且可以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内涵，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影响力，增强国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国学 国学教育 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为国学教育指明方向，提高国学教育实效
从历史上看，中国现代史上有过多次国学潮流。最早的当属林纾等清朝遗老的国学运动，他们出于维护旧制度的立场，顽固地捍卫国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宓、梅光迪等一批学贯中西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出于抵抗当时作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后盾的激进思想，再倡国粹。这些运动，由于处在一种违背时代潮流的立场继承国学，因此事与愿违。其后，尽管包括熊十力、牟宗三、余英时等一批新儒家代表，在不遗余力研究、弘扬儒家思想，成效也极其有限。这些人振兴国学和国学教育的努力，之所以收效甚微，一方面固然与当时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有关，但归根结底是与时代潮流脱节。当下的国学和国学教育热，可以说与当时的环境已大不一样：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家呈现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这为国学热和国学教育创造了条件。不过，国学运动、国学教育的历史和当前国学教育的形势，都提醒我们，尽管现在处于弘扬国学的绝好时期，但仍应该保持清醒，认识到国学本身不仅内容驳杂，而且精粹与糟粕并存。如果我们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高度，开展国学教育，弘扬国学，国学教育可能只能是表面热，缺少实效，甚至走以前国学运动的老路。故此，可以说将国学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结合，就是站在时代潮流的高度上看国学，开展国学教育，习近平主席关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话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内涵，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
在一个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文化对立，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也主要强调与现实的结合，忽视甚至排斥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这不仅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隔阂、甚至空洞化。这种不良影响至今还在，人民大学张践教授认为“当前的农村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真空……所以从这一点上看，今天发展国学教育，不仅是必要的、现实的，而且是迫切的”[6]，说的正是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高层面的指导思想，但它需要和中国优秀文化结合，必须和中国实际发展情况结合，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观结合，从本质上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国学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中国是一个道德伦理非常发达的国家，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是如此：在小传统方面，体现为中国道德伦理体系建立在传统哲学基础上，有完备的体系；在大传统方面，体现为中国古代的伦理精神体现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小传统方面，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明末以后的陆王心学，虽然其逻辑体系不如西方，但他们都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内化为国人的精神支柱，对当代中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儒家的心性学说，无论是孟子的性本善，还是王阳明的致良知，都相信人自身的力量，强调人性的美好和向善的自发性，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性基础和精神基础，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人民服务，当然也相信人民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显然与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存在相通之处。不仅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可以用来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法治思想、民主思想、社会思想也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孟子是中国早期少有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哲学家，他借用诗经中的话说：“《天誓》曰：‘天视自我民也，天听自我民也’[7]，此之谓也。”其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也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与中国的民主有相通之处，它虽然没有直接说管理者的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的利益是管理者决策的出发点，这与我们党和国家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的决策机制是相同的。法家思想虽然与现代法治思想有很大的差距，但在突出依法办事、法律前面人人平等的精神有相通之处。总的来说，以国学心性哲学作为建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以国学国家学说作为建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以国学的社会理想学说作为建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打通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性和包容性，优化教育和践行效果。 不仅是文化中小传统――与狭义的国学类似――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性包容性，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广义的国学近似――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中国伦理的发达不仅是具有完备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例如爱国思想，不仅作为价值取向、道德操守而存在，它还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于老百姓的生活中，如端午节就是以屈原为符号的爱国精神的载体。再如平等、公正的社会价值，也与包拯、海瑞等活生生的形象一上进心留在老百姓的记忆里。这些风俗礼仪、历史传说加以改造，都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服务，以一种更亲民的方式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影响力，提升国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大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我们不少人或延续了“五四”以来“向西看”的惯性思维，或受科学技术、经济领域向西方学习的影响，对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力不够。另外，一些国家或者别有用心，或者出于忧虑，抹黑中国，抹黑中国文化，将中国描述为专制化国家，中国文化是专制文化的体现，这不仅影响了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并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化实质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且影响了部分国人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信心。极少数大学教师，上课动不动就以宣扬西方思想为荣，批判中国作为具有批判精神的体现，正是缺乏文化自信力的体现。将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学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不仅可以有力反击一些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抹黑，而且可以增强国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曾是西方人眼中的理想之国、天堂之国，中国文化也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在十八世纪之前的西方形象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首先进入西方视野的是器物的中国：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物产丰富的中国，这一印象由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质文明刺激而形成，《马可波罗游记》则把零碎的记忆编制、加工，将中国打造成富足、神奇的天堂。自1585年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塑造了“一个完美、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8]P56后，器物中国走向制度中国。从中国的科举制度里，西方看到一个没有贵族的人人平等的高度政治文明的中国，“中国形象的意义有所变化，制度文明的意义突显出来，成为大中华帝国最优秀、最有启示性的侧面”[8]P55，也说明西方对中国的关注由器物技术转向政治。1687年柏应理等4位神父合译的《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的出版和其后出版的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则把制度中国推向思想中国。“儒家伦理是一种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伦理，中国是个接近理想的‘理性化国家’，多少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8]P87，很显然，莱布尼茨挖掘了中国政治制度背后的思想。无论器物中国，还是制度中国、思想中国，中国都是西方所向往的国度。进入中国近代以后，尽管备受欺凌，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地位大大降低，中国文化仍为一些西方思想家所倚重，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白壁德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白壁德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走向两个极端：以培根为先导的科学之上论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至上论，前者导致了人们重视机械效率和急功近利，后者导致理性的放逐和情感的泛滥。两者共同结果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道德文明急剧下降，导致西方文明的分裂。为了解救西方文明的分裂，白壁德将目光投向中国，并再次拾起以孔子为符号的中国古代文明。显然白壁德将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庸、理性思想作为拯救西方社会弊病的良方。通过国学教育，让我们的学生，让国人了解国学在西方发展过程中的曾经起过的作用，以及西方眼中的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的差距，可以跳出东方主义的陷阱，更理性地看待中国古代文明，而国学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增强国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自豪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社会影响力大大减弱，但仍有一些学者在致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其中新儒家最具代表性。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三大思潮之一，从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再到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思想虽然有所差异，但在致力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上是一脉相承的。近一个世纪以来，新儒家思想衣钵相传，延绵不绝。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主要生活在海外，他们的思想在海外华人中具有较大的影响，是维系海外华人民族魂的重要精神因子。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的第三期儒家，他们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提出“对话”理论，在超越的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对话，力图谋求人文价值与科技成果的平衡。从新儒家的最新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互动的前景，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学融合，将国学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则更有力于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也可以增强国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
灿烂的中国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延绵几千年，薪火相传，而且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过一个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岛为外缘的“汉字文化圈”（又称“中华儒家文化圈”、“华化佛教文化圈”、“筷子文化圈”），“汉字、汉文、儒教、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9]则是圈内文化共相。尽管进入现代以后，许多亚洲国家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走上脱亚入欧的征程，但传统是不可能完全抛弃的，也就是“中华文化圈”的共同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另外，在南亚的许多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还有数量庞大的华裔，他们虽然在国外繁衍生息，生活很长时间，但仍保留了不少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有些方面，甚至比中国大陆传承得更好，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其中的国家的现代化而完全消失。儒教、华化佛教是“中华文化圈”纽带和灵魂，因此将以儒家文化为重要内容的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可以重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曾经是“中华文化圈”国家之间的文化关联，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也可提升国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
总之，打通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的关系，将国学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不仅可以使二者相形益彰，而且可以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增强国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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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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