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对于“新能源”的定义比较含混，范围不够清晰，人们对于“新能源”的认识存在着一些争议，一些观点趋向过于狭义化。所谓“新能源”，确实包涵着狭义化和广义化的两个层面的定义，关键是“新”字的界定对象，这个“新”字是想区别于传统的“旧”能源利用方式及能源系统，还是想表述这仅仅是一个新的能源技术？我们认为这个“新”不仅区别于工业化时代的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利用形态，而且区别于旧式的只强调转换端效率，不注重能源需求侧的综合利用效率；只强调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不注重资源、环境代价的旧的传统能源利用思维模式。
目前对于新能源的狭义化定义，主要是将新能源局限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之中。客观的说，仅仅谈可再生能源，而不强调“新”与“旧”的本质区别，将会严重束缚我们的创造性和新能源自身的健康发展。
严格地讲，可再生能源不是新的能源利用形式，在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前是没有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的。自我们的祖先开始利用火之后，数十万年以来，可再生能源一直支撑着人类的文明进程。
它是最古老的能源利用方式，只是今天当人类无法承受工业化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的巨额代价时，我们才重新赋予可再生能源以“新”的含义，它的新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在今天对于环境和资源的新的意义。它是一系列新技术；也是一系列新思维、新观念、新哲学；更是新市场、新机制和新交易。
最近，中国企业投资协会、高盛高华公司董事长方风雷提出：“新能源，新文化”，将开发、利用新能源与人类的文明进程相联系，从文化层面重新审视新能源的涵义。然而，对于环境和资源具有新意义的能源利用方式不仅仅局限在可再生能源技术。
要搞清什么是新能源，就需要搞清什么是传统的能源利用形式，特别是工业化时代的能源利用特点。由于技术的发展，对能流密度和能量强度的需求日益提高，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城市化建设都对能源系统规模化的要求日益强化。
应对更强的能流密度需求，只得建造更大能流密度的能源供应系统来保障供需。为了不断满足日益增强的能源需求，工业时代的基本法则是“规模效益”，生产形态同时强调社会分工的细化。
在细化分工之后，要想提高能源的转换效率，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因为所有的效率评价体系仅仅基于单一产品的转换端，而不是从能源利用的终端进行综合评价和系统综合优化。
这种传统的能源生产利用形态，必然导致企业不断扩大能源转换装置的规模，不断加大能源输送系统的规模，也不断大量消耗和浪费能流密度高的资源，同时造成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在电力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大电网、大电厂、特高压”；在热力行业是追求：大型热力厂、大型管网系统等等。
传统能源生产利用形态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无法提高，转换系统加大，输送能源的电网、热网、铁路、管网等都要加大，中间损失自然会增加；其次是必须大规模利用资源，一方面造成小规模的资源被忽略或浪费，另一方面被资源的规模所局限，造成可利用资源的供应出现瓶颈；其三是由于效率无法提高，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特别是集中排放二氧化硫造成酸雨问题和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
全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造成极端气候变化频发，不是酷暑就是严寒，又进一步加大了能源的消耗，整个能源系统和生态系统同时陷入恶性循环；其四是安全问题，大电网和超高压输电为供电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频发等问题，脆弱的电网成为恐怖分子和敌对势力要挟的把柄，成为悬在现代文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再则，这种规模化的能源大生产格局，无法调动社会和民众的积极性来参与节约和优化系统能源，使能源的经营者成为孤家寡人和众矢之的。因此，人类需要在能源问题上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需要有多种新的能源转换和利用形态，建立多源新的能源供应体系，创造多维的能源交易机制来解决人类文明的动力问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新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