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随着现代形式逻辑的诞生，哲学领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意义问题成为哲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意义理论的先驱弗雷格开创了基于现代形式逻辑对语句真的分析来澄清语句意义的先河，从而使得哲学中意义理论的研究必然与逻辑、与真密切相关，真与意义联系在了一起。逻辑与哲学结盟了，这并非出于偶然，而且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每一哲学问题，当它接受必要的分析和净化时，都可发现它要么根本不是哲学问题，要么在我们使用逻辑一词的意义上说是逻辑问题。即，逻辑对于哲学来说是基础性的。然而，自60年代哲学领域出现了认知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哲学要面对世界向它提出的问题，否则没有意义，逻辑的弱点在哲学领域似乎突出起来，维特根斯坦就指出:说哲学里我们考虑的是与日常语言相对立的理想语言，乃是错误的，因为这使得我们好像认为我们可以改进日常语言，但是，日常语言却是完全正确的。于是，哲学家、逻辑学家都热衷于研究实践中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侧重于形式研究的逻辑似乎被哲学的光环所掩盖。尤其是他们探讨意义理论、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时，与认知主体、认知实践相结合，真是隐蔽于意义之后的东西，而实质上，意义是真的呈现方式，这又使得意义指向真，真与意义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似乎被削减了。真是这样的吗?率先尝试自然语言中意义理论研究的戴维森以其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打破了这种认识，并开创了在自然语言中以逻辑上的真为核心去研究哲学中意义问题的新趋势。本文就是通过对真与意义理论历史沿革的系统梳理、对戴维森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中真与意义的融合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特征的深入剖析，把真与意义剥离开来，从而突出逻辑上的真是解决哲学意义问题的有效途径，逻辑依然是哲学的基础，进而厘清逻辑与哲学的关系。
一、传统逻辑境域下对真与意义的探究
公元前6世纪的赫拉克利特最早有了对真的思考，团队专业他指出就认识逻各斯的真而言，理解、思想、智慧这种理智认识最重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说:赫拉克利特还设想过，为了获得真理的知识，人具备两种器官，即感觉和理性。他和前面提到过的自然哲学家们(指德漠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等)一样认为，这些器官中感觉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才是标准。巴门尼德也曾借女神之口提出了真理之路与和意见之路，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认识的角度，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要寻求更高一级的真。
亚里士多德，传统逻辑的创始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也以求真为己任，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不仅在哲学上探求世界的真，而且还提供了基于三段论推理求真的词项逻辑理论。这种词项逻辑的基本单位就是概念，最基本的句式是是(不是)，尽管基于这种句式亚里士多德从形式上构建了其严谨的词项逻辑体系，但对S是(不是)P如何为真却没有形式刻画，只是直观上说:认为分开的东西分开，结合的东西结合，就是表真，所持的意见与事物相反就是作假。也就是，如果s具有(不具有)P的属性与事实相符合，那么P对S的肯定(或否定)谓述就是真的，否则，为假。这也体现为他哲学上经典的真之符合论:一方面，说的不是或不在的是的人为假;另一方面，说的是和不是的人则为真，并把它通俗化为并不是由于我们真的认为你是白的，你便白，而是由于你是白的，我们这样说了，从而说得真。即，认识与事实相符则为真，与事实不符则为假。这无疑是一种最直观且最合乎常识的真理论。这种对真的语义阐述因与内涵紧密相关，且对关键的两个问题什么是事实和什么是符合、如何符合没有准确而严谨的回答，故引起了很多争议。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占主导的中世纪、近代，这种符合的真理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现代形式逻辑境域下真与意义研究的新突破
真与意义研究的新突破，都得益于弗雷格，弗雷格既是现代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又是意义理论的提出者。而他对真与意义的贡献显然应该归功于其对现代形式逻辑研究的新发展。
现代形式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兹提出通用代数，通用语言的构想，开创了以数学方法研究逻辑的新方向，使传统逻辑得到新生，但终因他仍局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主谓结构而无实质性进展;直到1879年弗雷格引入函数和自变元，第一次构设出基于概念文字的逻辑演算系统，才使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促使逻辑真正走上形式化的道路，初步完成现代形式逻辑的变革。现代形式逻辑突破了传统逻辑的框架，打破了主谓结构的研究传统，以命题为基本单位，区分了对象和概念，认为句子是由专名和概念词构成的函项。概念词是带空位的不饱和的函数，空位由专名补充，这就构成一个句子，而这个函数对不同自变元的值就是真值。弗雷格宣称:逻辑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真这一谓词，真一词表明逻辑。在现代形式逻辑中，真不再是内涵的，而成了外延的，并且是形式的、能行判定的，自此，对真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现代形式逻辑开始以一种不同于哲学的方式研究真。
三、基于逻辑与哲学的真与意义
在戴维森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中，真与意义、逻辑与哲学实现了融合，凸显出了真与意义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都是对自然语言中某语句真进行的理解与解读。但这种融合并没有抹杀它们各自的独特性，真与意义毕竟不同。它们的不同是:戴维森自然语言中的真理论是对经典逻辑中塔尔斯基真理论进行修改后形成的，但这种改变并非意味着离开了形式化，其真理论仍然是基于经典逻辑对某语句如何为真进行形式的刻画，从而给出语句真的真值条件;而意义理论则是与世界、与具体事实相联系对这种形式刻画的量化结构给以哲学的、认识论的回答，即基于哲学、认识论对自然语言中某语句真进行的解释。这样看来，真与意义理论都是基于逻辑与哲学对语句真的不同解读:基于逻辑对语句真进行解读而形成的自然语言真理论，我把它称作逻辑意义上的真，基于哲学、认识论对语句真予以解读而构建的自然语言意义理论，我把它称作哲学意义上的真。在戴维森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在自然语言中，真仍然是意义的核心，意义理论是其真理论的显现，逻辑上的真仍然与哲学中的意义理论的基础。
正如魏斯曼所言:哲学和科学是人的心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科学的心智寻求知识，即真的、与实在一致的命题。在较高的层次上，它上升到理论形式。通过哲学人们能获得日渐增多的内在清晰性。哲学推理的结果不是命题，而是对命题的阐明。真与意义实质上是基于科学和哲学的不同态度对语句的真做出的不同理解，所以，我们要清楚逻辑意义上的真与哲学意义上的真的不同，绝不能混淆真与意义;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实质上真与意义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对语句真的解读，只不过是基于逻辑与哲学两种不同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戴维森以基于经典逻辑的自然语言真理论为核心建构了其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达米特以直觉主义逻辑证实的真为核心完成了其反实在论意义理论，也就是说，正是基于对逻辑意义上真的架构，才实现了对哲学意义上真的释义。
由此可见，逻辑中真的探求正是哲学中意义研究的基础，逻辑的发展、逻辑学对真研究的深入，必将促进人们对意义理论的解决，经验丰富逻辑终究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