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中农经济；粮食安全；国民经济
农户作为农民生产、生活、交往、娱乐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既受国家农村政策的影响，也反作用于农村社会结构。认识清楚农户的经济行为，对理解转型期乡村性质意义重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关于农民经济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将种植小规模土地的农户称为小农，并对“小农意识”、“小农行为”、“小农经济”进行贬义化污名化解读，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长期得不到尊重；二是在多数人的认识中，农民多被看作同质的具有某种行动逻辑的群体，农村社会即是由具有某类行动逻辑的农民构成，以此大而化之地讨论农民的生存伦理或理性算计行为。根据这种认识得出的形式主义结论极易抽象掉农户经济的现实根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经过国家改造和市场冲击的农户经济迥异于传统小农经济，且土地流转和农民流动不仅带来乡村结构转型，也造成农户经济社会分层。搞清楚农户变迁的经济社会意义，需要学界转变思路，深入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意识
目前关于农民经济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范式：一是生存小农范式，代表人物有恰亚诺夫和斯科特，二者的思想有共性也有区别。恰亚诺夫认为，家庭结构对家庭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小农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特经济计算，他们的一切经济活动以生存为目标。斯科特从波兰尼的实体主义出发，认为“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是东南亚农民的生存原则，在“水深齐颈”的边缘生存中，农民逐渐形成生存的伦理道德感和社会公正感，他们的经济行为基于道德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生存小农的主要观点是农户不是追求利润第一，而是追求生存第一，安全第一，追求家庭劳动、消费的均衡。二是理性小农范式，代表人物是舒尔茨和波普金。舒尔茨认为，农户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润的投资者，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率低下的情况是少见的，小农会为追求利润不断创新。根据波普金继承舒尔茨的思路，他认为农户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倾向于按理性经济人原则办事，他们基于自身利益与他人讨价还价，得到可接受的结果，处在生存边缘的小农拒绝冒险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做任何投资。三是剥削小农范式，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小农是受剥削的对象，小农生产方式具有落后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无力过时的小农生产会被压碎。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一度中断小农经济与小农研究，直到市场化改革后，才从对集体经济的研究过渡到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上来。
上述三种农户经济的概括都能在农民生活世界中找到依据，不少研究者提出理论反思并做出拓展理解。如黄宗智认为，要了解中国农户经济，需要将上述三个范式结合起来，小农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形态反映出农户经济的不同侧面。郭于华认为，学界对农户行为逻辑的探讨多集中在理论层面，与现实情况距离较远，如果将农民行为放在情境化的社会中理解就会发现，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存境遇与制度安排。徐勇、邓大才认为，三大理论范式无助于解释当前中国社会化程度高、土地均等化、税费全免等制度安排及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配置“内卷化”的现象，他们以“社会化小农”作为再识农户的视角，用以概括农户被卷入“社会化”大分工网络后的经验现象。
已有的农户行为研究理论深刻且广泛，为我们理解不同时期农户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学术视角与深度学理思考，但它们还不是转型期中国农户经济的全面概括。农户经济行为在特定的时空场景进行，受制度政策、社会变迁、村落社会影响较大，农民群体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下，农民社会分化剧烈，不同阶层的小农经济活动与生存境遇及关系网络息息相关。如杜赞奇指出，斯科特和波普金各自强调的理论元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黄宗智则发现，经营式农场主较为符合形式主义分析模式中的形象，而为自家消费进行生产的自耕农则更接近实体主义笔下的小农。笔者在湖北京山J村调查时发现，经历阶层分化的农户经济与经典理论判断有所不同，摆脱生存困境的小农没有走上经营式农户的道路，也没有表现出“社会化小农”理论所说的受货币支出压力约束，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行为伦理。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入村庄社会关系中，J村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呈现出中农经济的村庄样态。笔者的思考是，如果中农经济是我国小农农业的一种普遍前景，它对国民经济和村庄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基于一个村庄的微观考察不能涵括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全貌，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值得思考的政策和学术话题。
二、中农经济的形成
与第一次“土地被动长期限流转”相比，税费改革后的土地流转更频繁，更多短期性与自发性。伴随着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外出打工形势的变化，农民的利益分化带来阶层分化，阶层特征和阶层意识逐渐明显。笔者以户籍在村的家庭为基础，依据农户种田或打工的收入差异，从社会关系和土地利益两个维度，将J村分为脱离土地阶层、外出务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村庄贫弱阶层，表1是根据J村两个组77户就业收入情况绘制的。
三、中农经济的村庄形态
中农阶层的出现改变了村庄社会结构，促使农此处称“中农”是为表述方便，实际应叫农村中间阶层。本文的“中农”区别于土改时新老“中农”的政治划分，仅从经济上加以区别，“中农”即“自耕农”，他们一般自己占有土地并通过家庭劳动维持生活，很少租出土地和雇工经营。户经济行为发生转变。笔者以为，要系统研究“中农经济”，需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是土地生产方式；二是农户生活方式；三是农户交往方式。要讨论土地生产方式，首先要搞清楚地权关系和土地经营方式。因为地权分配是村庄基础，直接决定生产活动、利益结构及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土地经营方式则直接决定农村生产状况和农民阶层形态。J村耕种10亩以上土地的中农阶层占主导，他们通过耕作土地不仅能满足基本物质需求，还能满足其他社会需要。在农业生产中，他们多以家庭经营为主，追求家庭劳动与消费的均衡，极少雇T，渴望多租人土地以增加收益。“中农经济”即是指以种植lO亩以上土地的农户为主体的自耕型小农经济。
J村大部分中农的生活方式与廖某的情况类似，他们并不过度消费物质，而是消遣闲暇，他们不以痛苦的劳动来获取生活的快感，只是在睡觉中，在找人聊天中，在看电视中获得满足与愉悦，这种经济态度与费孝通所说的“消遗经济”很类似。农民的经济生活态度是嵌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中的，对于一个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的家庭来说，农民不仅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有获得相应村庄地位的需求。即使举家外出务工，农户也并不是绝对贫困，只是相对支出压力较大，不能在子女教育、医疗保健、日用品消费上获得中农阶层的体面与尊严，因此，他们要忍受痛苦，努力劳动，不计代价的挣钱。中农阶层不在村庄面子竞争上用力，得益于他们处在村庄主导阶层（脱离土地阶层多不在村）的位置，过自由闲散的生活本身即是一种面子与地位的象征。
4.农户交往方式。农户交往方式包括人情往来、政治参与及阶层关系情况。中农阶层享有大量闲暇时间，除自我消遣和发展兴趣外，他们还会到别家串门，或者找人打麻将。相较于中农阶层，其他阶层即便会打麻将，也不经常坐上麻将桌，多是在旁边看看，他们在闲暇时会找些事做，打毛衣，做鞋，浇菜地，砍茅草等，有些特困户从不看人打麻将。打麻将充当着增加往来频度，活跃村民关系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阶层属性。有村民说，“不会打麻将的人关系一般不会太好”。除开打麻将，中农阶层对村庄公共事务和村庄交往也很有兴趣。他们无需为钱财发愁，有更多时间与村民交往，出于农业生产合作和长期生活预期的考虑，他们在帮助老弱病残、活跃村庄交往，融洽阶层关系方面更为用心，也相应培育出良好的社区关系。J村的公共事务多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农阶层种植土地较多，对农田水利建设、机耕道建设比较在乎，他们更会热情参与，积极出力，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中农阶层不仅具备相应的村庄地位和关系资源，而且有进行政治参与和村庄治理的强烈冲动，他们渴望获得体制资源，以便更好的发展村庄，为其他阶层谋福祉。J村现任的5个村干部全是有20多亩田的中农，他们多在税费改革之后当上村干部，其主要利益和主要关系及村庄地位对他们的政治参与影响很大。
总体说来，随着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当前的土地劳作变得相对轻松，农民所说的“3个月过年，3个月种田，还有半年农闲”的情况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但对于不同阶层来说，闲暇时间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农户经济行为会相应的从容起来。一方面，从农户角度讲，经济收入的增长会导致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家庭劳动强度的自然下降；另一方面，农户不是在真空世界里生活，他们要在村庄中谋求体面的社会地位。农户社会行为不是嵌入于经济活动中，而是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中。中农阶层在获得优越的经济条件后，在农业生产领域，他们会充分利用开放的市场和共同的阶层诉求，更大程度的减轻劳作辛劳程度，共同为增加土地产出而互助合作；在村庄生活领域，他们会增加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房屋装潢等物质方面的投入，同时以消费闲暇和自由玩乐等方式作为阶层区隔和面子竞争的潜在资源，而不会如新教徒般节衣缩食，为荣耀上帝而清心寡欲；在社会交往领域，他们会投入更多心思在村庄交往、阶层关系、村庄治理等方面，也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阶层共有的文化消费方式和社会交往习惯。正是中农阶层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的在村化，使他们能超越阶层利益，关心村庄整体发展，获得村庄各阶层的支持。
四、中农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可能影响
通过调查发现，J村有相当规模的中农阶层，非常富有且在村生活的富人阶层很少，非常贫弱的阶层也不多，村庄经济分化并不过度，阶层合作与阶层流动还能维系，客观上为中农生产合作、生活消遣及阶层交往、村庄发展营造出良好环境。中农阶层主导的村庄既不会造成混混治村的黑灰化后果，也不会出现“不出事”、“不得罪”的消极行政逻辑。作为现行农村政策和土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中农阶层对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高度认同，最为关注农村政策的丝毫变动，对维护村庄秩序和参与村庄建设最为热心积极，对参政议政和村级治理更为关心。也就是说，中农阶层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及国家政权的农村主要接应力量，他们对乡村治理及社会秩序影响较大。 与中农阶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相比较，中农经济展示出我国小农农业的一种发展前景：小农生产能力弱小、应对市场风险的脆弱与社会化程度之高并不构成直接的两级，村庄作为连接小农与市场的重要节点，对农民的经济行为影响巨大，通过土地自发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的中农阶层，面临的货币支出压力并不大，不会为“一切向钱看”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所迷惑，他们既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会为构建和谐的村庄秩序和良性的阶层交往而不懈努力。国家对大宗农产品的保护价格是中农阶层获得体面生活方式和较高村庄社会地位的关键，当然，中农阶层的发展壮大也会对国民经济发生重要作用。
限于人口与资源矛盾及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不能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经济报酬，一旦遭遇类似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们必将大批返乡务农。据贺雪峰统计，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数量为8.8亿左右，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为前提，即使未来50年内城市化人口速度由30%增至50%，农村仍将有7～8亿人口。也就是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农民顺利转移进入城市有困难，大部分人还要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徘徊，农村是他们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9亿农民中的大多数注定只能种植大田作物，这是低生产率和低效的农业。在市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9亿农民为3亿市民搞饭吃，农业生产收益不可能大幅增长，相反，农民生产的大宗农产品越多，越是不值钱，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普遍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经济体系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决定了农民的家庭收入（包括务农收益和务工收益）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农经济正是宏观结构约束下的产物，它的出现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当前的农村是谁在种田，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问题；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如何保证乡村社会稳定及农业生产有序的问题。
如果我们动态的理解农民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而表现出的农村一城市
农村的就业路径，就会发现，当前双层经营的土地制度的合理性在于，通过土地保障吸纳掉城市排斥的劳动力，保证廉价劳动力的源源供给和社会整体的相对稳定。中农经济的出现，让农户摆脱货币压力和地位低下的困窘，过上自足自得的生活，即使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他们也会安心种田，踏实经营。当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大农场是高效率的，能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小规模农业很难摆脱劳动投入过密化的困局。有学者进行质疑，认为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质量改变不大，家庭经营比规模经营更优越，效率更高。抛开具体学术争论，从结构角度思考就会发现，中农经济的出现是必然的，它应该成为政策扶持的对象，中农经济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结构性剩余的前提下，只要保障大宗农产品的合理价格，中农（中老年农户）就可以根据季节安排自如种田，自由生活，粮食产量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土地生产率也不会太低。中农经济立足于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不仅保障了城市经济活动的稳定有序，也保障了国家经济战略的稳健安全。
李强对“五普”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社会不是橄榄型结构，而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造成该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分隔。构成丁字型结构一横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构成丁字型结构一竖的则是更多的城市社会阶层。他认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分层体系独立运转，相互间不交融，但依然可能使整个社会处于“结构紧张”状态。现实情况是，大规模人口流动与众多的城乡差别并没有带来中国社会动荡与经济混乱，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得益彰。我们不禁疑问，分层理论所假设的中产阶层力量弱小导致结构失衡与社会断裂的后果是否适应中国社会。李强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中国不存在统一的中产阶层，中国阶层的各个部分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有巨大差异。一些学者不从学理而从现实层面分析发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阶段合理性，现今城市的很多问题都被转移到农村，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理论联系实际就会发现，中农阶层的崛起是农村团结有序的关键。从全国统一抽样调查来看，中农阶层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处于社会下层，但他们的生活场域是农村，他们收入比较与福利感受的参考标准是村庄其他农户，正是中农阶层较高的政治认同、适度的文化消费、融洽的阶层交往使得村庄不只是经济谋生工具，更是价值生产场所。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影响，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失，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弱化，村民职业结构和生活旨趣差异拉大，中农阶层的秉赋则保证了传统文化、习俗道德的传承与实践，农村破败问题得到有效的缓和，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也得到相应保障。
农业生产最需要农户操劳费力的是产中环节，产中环节需要克服两个问题：一是农田灌溉；二是插秧和割谷。农田灌溉需要完善的水利设施及农户间的水利合作，插秧和割谷的完成则直接依赖于村民间的互助合作。总结起来，农业生产的展开需要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户间的互助合作。中农阶层主要利益和主要关系都在村庄，他们不仅要达成阶层内的有效合作，而且要帮助贫弱阶层，促进阶层良性合作。同时，中农阶层适中的经济社会位置及较高的政治认同使其常常能超越阶层利益，将更多的心思与精力投入到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建设中，他们被吸纳进乡村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可能性较大。另外，对乡村社会的水利、农技、农业信息等社会化服务的高要求也将带动农村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与村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五、结语
当前的中国农民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其经济行为既不是在家庭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间作平衡，也不是根据市场机会和经济风险作理性判断且积极利用各种资源，更不是因社会化程度较高诱致货币收入最大化为行为伦理。中农经济的出现启示我们，在农户与市场，农户与社会间还有村庄这一节点，土地流转及村庄关系对农户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影响巨大，讨论农民经济行为必须考察村庄性质与变迁现状。
如果中农经济成为中西部农村的普遍现象，那么它不仅会促进精耕细作农业的出现和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会重建农民生活方式，营造出积极健康的经济观、生活观、价值观。与此同时，中农阶层的生产合作、生活消遣、村庄交往将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
在国际国内结构约束下，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经过深入调查和分析，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这有待我辈学者的努力与睿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