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代际差异
引言
针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受到多种社会排斥，整体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和隔离的状态，他们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融入过程主要受到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水平高、务农经验缺乏、外出动机兼顾谋生与发展、定居城市的意愿高，但是耐受力低等特点，他们身上的城市特征更多，也更易于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可能呈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现有文献中已有关于两代农民工在就业状况、消费水平、利益观念等局部特征的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对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如刘传江和程建林从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两个方面比较了两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何军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三个方面测算了两代农民工的融入程度。两项研究成果都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社会融入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多维度概念，目前研究中相对缺乏更为系统、全面地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两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测量，从而比较他们在社会融入方面的显著差异，以期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制定和社会认知提供经验依据。
一、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测量指标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涵盖多个维度，涉及多个指标的抽象概念。Gordon将移民的社会融入分为结构性同化和文化性同化，前者主要指移民不断提高的社会参与度，而后者指身份和价值等文化方面的同化过程。沿袭Gordon的基本二元分类，学者们又进一步扩展了社会融入的维度，主流的观点认为其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因此，本研究着重从这三个层面分析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中的代际差异。
经济层面的融入是农民工立足于流入地城市、适应城市生活的基础环节。推拉理论指出以就业――收入――消费三个关键环节为代表的经济因素既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也决定了人口迁移的移动能力。因此，本研究选择职业、劳动合同签订、月收入、参加社会保险、居住情况几个指标进行衡量。
社会层面的融入体现了农民工在行为处事上能否与流人地居民趋同，享有一定的市民权力，降低其被社会排斥的程度。该层面更多的是从非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排斥的角度考察农民工的融入情况。本研究选择参加社区便民活动、参加社区文化活动、闲暇时间的利用、在城市的朋友数量和朋友构成情况，以及困难求助作为衡量指标来考察农民工的代际差异。
心理层面的融入反映了农民工主观上对市民社会的认可，是他们深层融入的心理建构。这一建构过程是在社会互动中实现的对我群和他群的识别与认同。因此，本研究选择身份认同、交往意愿、居留意愿和转户意愿4个指标来进行衡量。
（二）调查方法
（三）样本特征
二、结果与分析本研究采用交互分类和卡方检验的方式对两代农民工在各个层面的融入结果进行比较。
（一）经济层面的融入
表2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农民工整体的经济地位仍处于社会底层，参加各类社会保险的比例不高。但是两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涌入第三产业就业；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表明其在维护自身劳动权益方面的意识更强；相比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中低收入群体（月收入水平在1500元以下）的比例更低，高收入群体（月收入水平在3000元及以上）的比例更高，他们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更高，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能力也更强。从经济实力的绝对水平上而言，第一代农民工要略好于新生代农民工。
（二）社会层面的融入
表3的结果表明了两代农民工在社区参与、社会交往方面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各项活动的水平要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与之相对应的，他们的交友类型也更为异质性，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和能力更强一些。
（三）心理层面的融入
表4的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心理认同的各个方面均存在着显著差异。虽然在户籍制度的隔阂下，大部分农民工仍不认同自己是城里人，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中认可自身非农身份的比例相对更高。同时，他们中愿意与城市居民交往、转为城市户口的比例也更高。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心理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中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个体比例也要更高一些。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比较缺乏农村务农经验，他们对乡村生活的感受没有第一代农民工那么强烈，而进入城市之后又源自于自身素质的不足，很难实现其对城市生活的预期愿景，因此，也更容易陷入一种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代际差异的视角下考察了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融入状况。相比较而言，第一代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经济融入为重点的特征，但是由于自身定位问题，他们的经济融入未必带来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则呈现出先社会和心理融入，后经济融入的特征。具体结论如下：
1.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就现阶段而言，大量已经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仍然多是半城市化的，主要表现为他们基本处于次级劳动市场，就业层次较低，收入不高，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足，社区参与和社会交往有限，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因此，即使很多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有着美好的期待，由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本方面的弱势，加之制度限制，他们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上尚难真正实现与城市的融合，也进一步导致他们对非农身份的认同感较低，难以形成强烈的城市归属感。
2.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性特点和较高的自致性人力资本使他们在社会融入进程中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具优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和受益于现代传媒通信的发展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和更为开放的新思维，使他们逐渐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和接受者。当他们步入城市之后会更为积极主动融入到城市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市民化的意愿也更为强烈。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年轻力壮、子女年幼或尚无子女，他们对医疗、子女教育等制度造成的排斥感受尚不如第一代农民工那么明显。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丁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更好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不长，在经济基础上可能略逊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与其就业、收入有极其重要的正相关性。新生代农民工所具备的较高的教育程度对其经济提升的作用也势必在职业选择、工资收入等方面逐渐显现。
3.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确的特征。农民工从农村迁往城市.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居住、工作、休闲等具体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身份认同和未来发展规划的问题。对于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不过是一种谋生和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持有“落叶归根”的情结，进而也更肯定自身的农民身份。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已经不如第一代农民工那么强烈，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更为强烈。但是，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经济上的困难，对比城市居民在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生活方式方面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加之尚未完全成熟的心智，使他们面对着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拒绝回流于农村的现状。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使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其身份认同和未来发展意愿上呈现出模糊不定的状态。如果不能适时地加以调节，则可能使他们产生疏离乃至抵触的心态，甚至诱发出一系列消极失范行为。
（二）相关建议
由于户籍制度和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短期内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于建立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本研究有以下建议：
1.以社区为载体，加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群际接触。由于第一代农民工中一些具有较好经济基础的个体已经成为农民工中的“带头人”，可以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加入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团）组织，引导他们代表农民工群体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发展包括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私有部门等多元化的社区网络，为农民工和社区居民创造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参与的环境，推动农民工社会资本广度和深度的发展。
2.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一方面，利用城市的中职和高职院校，通过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给予经费支持的方式，将有学习同一专业方向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打包”给职业院校，这样既能使他们获得专业的职业教育，又能解决部分职业院校招生难的困境，实现“双赢”。另一方面，发挥现有社区教育学校的教育功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各类以公民教育为核心的引导性培训和讲座，如城市生活规范、法律知识、心理健康知识等。还可以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志愿者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认同感。 3.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国家、省、市和区关于做好农民工管理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具体服务措施，同时也应宣传农民工中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树立农民工的积极形象，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可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