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探讨了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检验了各因素影响效力的城乡差异。性别角色意识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与性别差异，女性性别观念在不断现代化的同时，仍延续复归传统的趋势；影响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差异的因素主要反映在夫妻相对收入比、生育子女数、女性年收入、母亲受教育4个变量上。而城镇化、市民化以及义务教育持续普及与巩固有助于缩小城乡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差异。
关键词 女性 性别角色意识 城乡差异
一、问题与背景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社会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和评估指标之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男女平等被写入宪法。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现实中的平等，两性社会地位的差异依然存在。就国情而言，性别平等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赖于两性在社会性别观念方面平等认知的构建。
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行为有直接的影响，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女性较观念传统的女性往往有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③传统性别意识的回潮，女性社会角色的弱化，对男性依附性增强，使得女性在就业机会、资源分配、性别利益等方面日益边缘化， 陈芳：《从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看女性意识的传统回潮》，《兰州学刊》2008年第4期。这既弱化了女性整体社会地位，也背离了国家倡导性别平等的价值理念。因此，研究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考察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更好把握“传统性别观回潮”背后的深层原因，打破传统性别观念，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和谐发展。
因此，本文利用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这一全国综合性调查数据，一方面综合考察个体社会化历程、婚姻家庭、社会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探讨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模式，检验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城乡差异，并以此为基础理解中国女性性别观念的变化。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假设1：父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就业状态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认同度有削弱作用。
假设2：女性受教育年限越长，性别角色意识越现代。
假设4：女性社会参与程度越高，性别角色意识越现代。
假设5：在家庭权力分配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其性别角色意识趋于传统。
性别意识是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社会外部环境同样形塑个体性别角色意识。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健全的后工业国家公众的性别角色观念较欠发达的农业国家更为现代。 Inglehart R， Norris P， Rising Tide：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众所周知，我国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使农村地区整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落后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相对偏远，虽也受现代化和工业化影响，但冲击程度远弱于城市，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留存较多，“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父权夫权制留存较为浓厚。综上所述，农村地区居民的性别平等意识应弱于城镇居民。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6：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较城镇女性更趋于传统。
假设7：由于外部宏观社会环境不同，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存在城乡差异。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2变量
（1）因变量
（2）自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影响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因素主要包括原生家庭背景、新生家庭的婚姻特征、个人背景特征、个体职业经历、社会参与程度等。因此，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以下变量：
个人背景特征：个人受教育年限、年收入、婚姻状况。个人受教育年限同样由“受教育程度”变量推算而来。个人年收入既包括工资性收入，也包括工资以外的租赁性收入以及社会福利性收入。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参照组）、已婚、离异或丧偶。
个体职业经历：职业类型、职业层级、自我能力认知。职业类型分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参照组），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六类。职业层级主要了解调查对象就业以来是否担任过班组长、村/居民小组长及以上的领导或负责人，作为一个虚拟变量，以“否”为参照组（担任过=1）。自我能力认知主要测量调查对象对自我能力和独立性的评价，研究通过相关测量语句提取“自我能力认知”因子，因子值越高，说明自我能力评价越高。 自我能力认知是用因子分子法计算综合因子值，并将其转换为取值范围在1至100的指数。原始测量语句包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很少依赖他人，主要靠自己；经常觉得自己很失败。答案分为5个维度：很不符合，不太符合，说不清，比较符合，非常符合。
社会参与：分为制度内的政治参与、制度外的政治参与、非政治的社会性参与。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测量指标为“近5年内是否投票选举过人大代表”，以“否”为参照组（是=1）。研究从问卷中调查对象“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等3个有关制度外政治参与行为的测量语句提取“制度外政治参与”因子， 制度外政治参与是用因子分子法计算综合因子值，并将其转换为取值范围在1至100的指数。原始测量语句包括：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评论，参与讨论；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答案分为4个维度：没有，偶尔，有时，经常。评估女性制度外的政治参与频率，得分越高说明女性制度外的政治参与越广泛。非政治的社会性参与用社会民间组织的种类来衡量。问卷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加入专业/行业组织、联谊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社区管理/活动组织、民间自助/互助组织。变量取值从0到5，取值为0说明个体没有加入任何社会民间组织，社会参与度极低，取值为5意味着个体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度。 新生家庭的婚姻特征：丈夫受教育年限、夫妻权力分配（妻权、夫权、夫妻平权，以妻权为参照组）、夫妻相对资源的差异、家庭子女数。夫妻相对资源的差异从夫妻相对收入、夫妻相对教育程度、夫妻相对就业状态三方面测量。夫妻相对收入用“丈夫年收入/（妻子年收入+丈夫年收入）”测量，取值从0到1，取值越大，说明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大。夫妻相对教育程度用丈夫受教育年限减去妻子受教育年限，差值为0表明夫妻受教育水平相同（参照组），差值为正表明丈夫受教育水平高于妻子，差值为负表明妻子受教育水平高于丈夫。夫妻相对就业状态分为夫妻皆无工作（参照组），丈夫就业、妻子无工作，妻子就业、丈夫无工作，夫妻皆就业四类。
（3）控制变量
分析过程中，在参考已有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年龄、年龄平方、地区、居住地作为控制变量。
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参照组）。 东部地区：京津沪+东部8省（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8省：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地区12省区市：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居住地：研究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因此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变量。在分析模型中，居住地是一个虚拟变量，以农村为参照组（城镇=1）。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大量农民工留居城市，其中小部分人获得城市户口，大多数仍保留农村户籍，此外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后多数也留在城市并获得城镇户口，同时也有少部分城镇户口居民上山下乡到农村居住，甚至非转农为农村户籍。这部分流动人口的性别观念极有可能夹杂着来自于出身地背景以及居住地环境的双重影响。因此为了准确评估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力是否城乡有别，不能仅考虑被访者的现居住地，还要考虑调查对象是否发生过城乡间的流动、是否有过户籍身份的转换。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询问了调查者的出身地以及是否经历了户籍身份的转换。为减少不确定因素对研究造成的影响，研究仅保留了现居农村且户口一直在农村的调查对象，以及现居城市且户口一直在城市的调查对象，剔除了有过城乡流动和户籍转换的人群，以准确测量城乡因素的影响。
四、分析结果
1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描述性分析
表1反映了城乡男女在6条测量语句上以及性别角色意识因子的平均得分。虽然本文并不针对男性性别角色意识做回归分析，但也有必要通过全国样本说明我国城乡男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基本情况，并通过与女性数据的对比，了解我国居民性别意识的现状。
表1中，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因子得分均值达到59.41分，我国女性性别观念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城乡数据的对比显示，无论男女，城镇样本的均值均高于农村居民，城镇人口的性别角色观念较农村人口更为现代，假设6得到证实。城镇女性性别平等意识强于农村女性，城镇女性更具现代性性别意识。
表1性别对比显示，女性性别角色意识更现代。一方面男性对“男外女内”分工模式表现出较女性更高的认同度，主张男性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女性承担更多家务职责；另一方面在生存竞争压力下，女性表现出主动回归家庭的趋势，婚嫁观念较男性更趋向传统。在“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两条语句上，男女两性的均分都较高，而且城乡女性的得分均高于城乡男性，传统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以及“男强女弱”的两性能力认知模式已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现实婚姻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中，丈夫与妻子的发展孰轻孰重，究竟是干得好重要还是嫁得好重要，在相关两条语句的得分上，城乡女性的均值分别低于城乡男性，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男方的发展。虽然女性能力获得认可，但女性还是倾向把自己放在家庭配角位置上，表现出对男性的依附性。当然这也可能是人们面对外部社会环境，在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下所做的理性选择。面对经济环境的波动和福利保障的减少，面对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个人和家庭风险的不确定性，男性在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同时，相对更期望与另一半共同抵御家庭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在加上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女性职场竞争难度的加大，女性相对倾向退回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