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分析其承担的义务，得出“入世”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意义 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 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缔约国地位）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谈判。
不论是这一过程的时间长度，还是其对中国国内改革和相关政策的影响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在GATT和WTO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如此艰难的加入历程，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加入这一组织而做出了如此多的让步。
由于中国是GATT的创始成员，因此，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其GATT缔约方地位。在这之后，若干复杂因素和政治事件延长了中国的“复关”过程。
到1989年春季时，中国与美国几乎已经完成了有关中国“复关”的双边谈判。但是，1989年6月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复关”谈判也戛然而止，直到1992年10月才重新恢复。
虽然中国是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签字国，但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生效时，中国仍然无法结束“复关”谈判。因此，GATT工作组转变为中国入世工作组。
1999年11月，中美之间达成双边协议，中国的入世申请才最终获得了转机。之后，中国又结束了与欧盟的双边谈判，美国议会又通过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最后，2001年11月，在多哈回合部长级会议上，WTO就中国入世一事进行了表决。
在中国入世过程中，若干政治事件中断了中美关系，延缓了入世对话进程，例如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中国的入世申请变得复杂化。
首先，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经济大国。这种双重身份提出了一个难题。
虽然中国坚持按“特殊与差别”的发展中国家待遇加入WTO，但是，WTO成员却把中国视作廉价劳动密集型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因而认为中国对其国内产业构成威胁。其次，WTO成员对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十分关切，需要有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充分以市场为导向，才会接纳中国入世。
各国出于商业利益，要求中国增加市场准入，承诺提高透明度。中国最初拒绝了其中多项要求，但在1999年早期转变了立场。
最后，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际覆盖范围大大扩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和农产品贸易），这也拓宽了中国入世所需做出承诺的范围。 2 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承担的义务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WTO义务比WTO现有成员的义务广泛得多。
中国的市场开放及其他承诺不仅比10年前加入的新成员要广泛得多，而且超过了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所有新成员的承诺。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所做承诺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还同意将遵守国际规则，保护知识产权，而且允许其贸易伙伴采取一些不常见的机制来减少中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 3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入世对中国经济改革计划的重要意义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对比。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有几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如蒙古和阿尔巴尼亚等，它们在共产党不再执政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申请入世的。
虽然除古巴外，中国是唯一一个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东欧有多个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通过这些国家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入世经历的独特性。
在上述时期，共有三个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波兰于1967年加入，罗马尼亚于1971年加入，匈牙利于1973年加入。这些国家是在东欧进入后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关注提高技术标准和改善人民生活时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
对匈牙利，其入关条件是承认在该国经济体制中贸易更加分权化——这一入关条件至少在原则上是基于关贸总协定已有的关税税率表框架。相比之下，波兰和罗马尼亚则是在没有改革其外贸体制的情况下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这两个国家的外贸体制没有使用关税，而是以经济计划中确定的目标为基础。
它们没有就关税削减承诺进行谈判，而是分别同意把其从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进口的水平提高到具体的数额。此外，这两个国家还同意提交有关文件接受定期审查，审查的侧重点是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外贸方向和构成。
尽管与最惠国义务不一致，但关贸总协定的这几个新成员被允许按特殊条款与经互会国家集团开展贸易。 中国的入世条件要求中国方面做出深度让步，能够使中国充分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市场体系。
相比之下，东欧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参与范围最终太过有限，以至于无法克服苏联阵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壁垒。 这些国家内部进行的改革范围也十分有限。
即使在匈牙利这样较为权力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在1989年东欧阵营解体之前，生产资料仍然主要是由国家所有和控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国营贸易占经济增加值的比例超过80%。
虽然这些国家将价格决定权交给了企业，但事实上，价格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由企业管理层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来操纵。因此，东欧的经历显示，关贸总协定在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改革方面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虽然入世对中国的经济和法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没有明显证据显示，参与关贸总协定对东欧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解释其中的不同。
首先，与关贸总协定不同，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全球性贸易组织，具有正式的结构，扩展的权限，持续进行的成员贸易政策审查流程，以及一个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入世条件要比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条件更加广泛和严格。
其次，这两种情况下的政治约束因素有很大差异。自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改革作为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把其合法性系于经济改革的成功之上。
相比之下，东欧与入关同时进行的改革受到苏联影响和控制的制约。因此，相对于苏联只是默许东欧加入关贸作为一种试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却是积极地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此作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手段。
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后，东方阵营的最终瓦解、各国日益形成的对市场经济政策的共识以及全球化的力量，这几个因素均强化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影响既定成员国国内政策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世贸承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国家法律和经济改革的催化剂作用。一些研究成果表明，改革期间整个经济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这说明，必须解决激励和其他体制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才能使国民经济长期保持持续增长。在中国入世的过程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日益认识到，另入WTO对中国的一个好处是由此带来的国内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加。
更大的竞争被认为是迫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亟须的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源泉。 4 总结 综上，中国的入世历程之所以独特，不仅是因为外部因素的独特性（如GATT变成WTO、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等），更重要的在于内部因素的独特性。
与其他已经加入或正在谈判加入国家的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将入世提高到关系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因而愿意为了实现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承受短期的成本，做出较大的让步。 参考文献 ［1］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J］.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U.S.A， 2002. ［2］Karen Halverson， China's WTO Accession［J］.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