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错了，大错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位“绝知此事”的躬行者，乃《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一书的作者张国骥博士。
张先生的研究结论，把清朝所谓的“精兵简政”的画皮，全部撕开了――他在书中写道：清代差役，均有定额，州县衙门书吏和差役一共不准超过80名，但实际超编要大得多，甚至几十倍。例如：直隶正定一县有差役2000多名，湖南邵阳县有3000多名，安徽阜阳县有2000多名（仅差役头目就达200余人），山东各县多约1000名。
贵州安化县总差头乘坐四人肩舆，浙江绍兴一个书吏竟有亲戚子侄辈三四十人在各书房当杂役。这些杂役要消耗皇粮（年俸银6两），更要命的是，他们贪婪成性，无恶不作，利用办案及其他公干之机，漫天要价，任意敲诈，往往案未结小民则已倾家荡产。
离新乡不足70公里的滑县，嘉庆年间有一快役因勒索未成，恼羞成怒组织一百余人，将良民剜出双目，致使其母惊病而死。这真是一群残害苍生的毒蛇猛兽。
张博士研究的是嘉、道时期的差役，他的这一成果能否拿来套在乾隆年间呢？当然不能全部“照搬照抄”，但却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乃至相似性。这是因为：其一，嘉庆、道光是紧挨着乾隆之后的两个朝代，其吏治应最接近乾隆。
其二，这么不可救药的府县吏治，不可能是一个早上形成的，而是有其发展的源头和过程。其三，乾隆后期，贪污腐败再度兴盛，是史学界公认的大清由盛变衰的转折点。
著名历史学家茅海建说：“自乾隆朝后期以降，吏治已经大坏。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
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天朝的崩溃》第68页）。
因此，完全可以将嘉、道与乾隆后期的吏治等同视之。其四，高度垄断的皇权专制统治，其“治绩”常会出现相同的特点和状态。
其五，皇权专制统治下，历来说的都是显规则，而行的却是潜规则。因此，在乾隆年间，尤其是后期，新乡县也好，汤阴县也罢，县衙里的差役绝不会只是志书上写得那样屈指可数。
那很可能是在编的，至于那些大量超编的，编志的则干起了“甄士隐”的勾当。顺便再说一点，在全国各府县那些书吏差役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之时，我读的这两本县志，里面竟无有这些人的半点劣迹。
是这两县“风景这边独好”？吏役都是些天生的好人和使者？否！这只能是编志者采取的“一边倒”政策的结果，官府修个桥立个碑建个驿站什么的，上面记载得清清楚楚，而他们干下的坏事、恶事，则“不着一字”。但不记不等于没有，罄竹难书也未可知。
有张博士这本著作作“参照物”，我们大体上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就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读那些官样文章，尤其是为本县、本府乃至本朝歌功颂德的皇皇大著，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一定要有点怀疑精神，切莫被其冠冕堂皇的说词所迷惑，更不要随其没置的节拍翩翩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