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心目中，最恶毒的咒骂之一莫过于被人斥为“走狗”。历史上却不乏有人自诩是“一条狗”，更有人争着抢着要当别人的看门“狗”，当然还有人无端被人恶为走狗！然而，一些情愿或不情愿做了“一条狗”的人，至今仍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力。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声中客死越南凉山。这位诞生于1840年英国侵略者炮声中的百岁老人，去世前对记者胡愈之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900年，马相伯将全部家产捐出，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梁启超对马相伯创建私立“震旦学院”激动不已：“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后来，马相伯又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北上辅仁大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步步践行教育救国的理想。抗战爆发，马相伯抱定“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信念，以百岁之身投身抗战，被柳亚子誉为“一老南天身是史”。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说，晏阳初曾向她发问：“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求回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困惑晏阳初的问题，到现在依然困惑着我们这个世界。从平民到公民的距离，除了教育还须管理制度和社会治理层面的跟进。平民可以戾气十足地污耶鲁博士晏阳初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读书人也可以随意把哈佛归来的文学硕士梁实秋贬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缺了自由平等的底色，除戾气十足和行为乖张，任何道德高度终将远离本真。
由平民教育到公民教育的路径依然充满荆棘。这里无郑板桥“青藤门下看门狗”的文化通透，亦无齐白石“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的艺术豁达，然而，却不可或缺法治的框架，等级的不断消弭，民主、自由和契约精神的持续深入。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远离被道德绑架为“走狗”的恐惧，尽管不是谁都能做好一条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