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关自己的‘他人性命’，人们为什么会愤怒？”徐昂联想到国内近年来动不动就被“点燃”的舆论浪潮。“可以透过对这种愤怒的呈现，探讨更本质的东西”，于是徐昂就拍了这么一部“12个中国人坐一块儿，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的电影。
徐昂的影片在经典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十二怒汉”变成“十二公民”，故事背景从真实的法庭变成了国内法学院里一场有关西方庭审课程的考试，而原著中12个陪审团的成员，则由10个来帮自己孩子补考的家长，外加拉来充数的学校保安和小卖店老板临时凑成。
去年10月，《十二公民》斩获了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马可・奥列留”金奖，这是罗马国际电影节史上第一部拿下最高奖的中国影片。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给予电影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他看到的第一部深刻反映中国现实的群像作品，他认为徐昂对“经典的本土化做得十分到位”。
本土化改编不是拿来主义
《十二公民》不是徐昂第一次将外国作品“本土化”，在话剧舞台上，他已积累了不少经典文本本土化改编的经验。其成名话剧《喜剧的忧伤》，就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喜剧的忧伤》将《笑的大学》中批评日本二战时期对喜剧严苛审查的历史背景换成中国抗战期间国统区对文艺工作者审查的背景，由陈道明和何冰出演。这部批评审查制度且只有两个演员飙戏的话剧在2011年上演后颇受欢迎，成为了人艺建院60多年来票房最好的作品。
自那部作品起，就有人认为徐昂的本土化改编是在搞“拿来主义”，徐昂自己倒不在意，他十分推崇这种“拿来”，在他看来，剧本永远是价值为王。“如果一个文本提供的东西有价值，有力量，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我觉得都应该把它拿出来拍。”徐昂说。
其实《十二怒汉》电影里的故事也并非首创，而且各国都有不同的改编版本。
到了2006年，《十二怒汉》在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手里变成了《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与美版鲜明的主线相比，日版的改编更加复杂，12名陪审员围绕一个因受不了前夫纠缠而在扭打中将其推向行驶的汽车导致他身亡的弱女子展开了争论，其间穿插从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的两大逆转，又加上了大量的插科打诨吐槽，影片表达的重点已不是法律的正义，导演让整部电影成为了一种日本民族性的展示。
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让12个俄罗斯人坐在一间空旷的学校体育馆里，为一个车臣少年是否无辜吵成了一团。俄版沿用美版的故事框架，但因为融入了俄罗斯敏感的车臣问题，使得全片多了种族冲突的视角。
即使各国都有成功的改编尝试，但当徐昂想要拍一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怒汉》时，身边的朋友还是都劝他放弃。他一位研究法学的朋友还画了张中外法庭建制差异对比图，跟他解释：《十二怒汉》好在拍的是西方陪审团制度，中国又没有陪审团制度，你拍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团”
“有些民族更善于好好谈，有些民族更容易一说就急起来。”徐昂说。
拍摄《十二公民》，徐昂就是想要展现当下中国“一说就急”的这样一种状态。徐昂说，他的本意并非是要批判，而是希望人们都能通过此片看到自身那些无法克服、甚至无法意识到的先入之见。“从保卫成见到拥抱理性，最终达成共识”，是这么一个过程。
可他发现，在中国，找不到一种规则和秩序可以让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
“笑脸是一种促成坐下来谈的办法，但是得有一方先闭嘴。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妻之间，举案齐眉太难，大部分是一方发言，另一方因为某种枷锁才闭起嘴来。”而此时编剧李玉娇的一个关于检察官故事的电视剧剧本给了徐昂很好的启发，他的团队开始考虑将这个检察官故事与《十二怒汉》结合起来。 经过几番修改，于是就有了《十二公民》的剧本：一桩满带争议与疑问的“富二代”弑父案，移交到一名叫陆刚的检察官手里，因为案件疑点颇多，检察院作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引起社会关注，还引发各大媒体和法学界的热烈讨论。
此时陆刚儿子所在的政法大学里，未通过英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学生迎来了补考。按照学校规定，作为补考生家长之一，陆刚需要协助儿子完成补考题目，而孩子的补考内容，恰好就是以模拟西方法庭的方式“审理”当下社会饱受争议的“富二代”弑父案。10个学生家长，外加一名学校保安和一位小卖店老板，组成陪审团，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听取学生模拟法庭审理后，对案件作出最终一致的“判决”。作为一名公诉人，陆刚不但需要在虚拟法庭中隐瞒自己身份，还要在同其他人紧张激烈的辩论中坚持客观公正。
徐昂等人的改编既保留了原著“疑罪从无”的精神内核，又举重若轻地突破了司法程序上的束缚，解决了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此外，因为是将一名检察官与十一个毫无联系、代表着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人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影片也多了一层“普法”的含义。
徐昂有意将涉嫌杀人的孩子设置为一个“富二代”，他认为这个元素的插入可以更好地影响和展现一个人所要做出的判断。他觉得中国现阶段最需要讨论的就是贫富分化问题，这也是不同人群之间形成偏见的重要原因。而那12位“陪审团成员”，则分别代表一部分人群的生存状态，他们有出租车司机、冷傲的房地产商、追求上进的河南小保安、急诊科医生、北京土著居民、保险推销员、沉默孤单的老人等。因为角色的关系，讨论过程中也就自然引入了“北京人与外地人”、“房地产商与女大学生”、“空巢老人”等热点话题。
12副不同的面孔
《十二公民》影片的脉络和《十二怒汉》有相似之处，听完学生的庭审后，陪审团中除了何冰扮演的8号陪审员陆刚以外，其他人都倾向于认为被告人有罪。陆刚不想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草草决定嫌疑人的“生死”，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探寻事件的究竟，可是其他11人都明确表示了不耐烦，每个人都忙着嚷嚷自己的事情，没有谁愿意谈论问题本身。
韩童生扮演的3号陪审员是一名北京出租车司机，他着急回去拉活儿，就张罗着大家赶紧投票走人，并说：“学校太不是东西了。你说多好的孩子，被这么变着法地折磨。你说这学西法不是有病吗，西法西法，能往咱东方人身上用吗？学了半天到最后不及格，还影响将来咱们孩子在中国工作，这有逻辑吗？”刘辉饰演的12号陪审员作为保险推销员，则忙着从一小撮人里转到另一小撮人里宣传业务，不停给别人递名片;头抹发蜡的地产老板不满意地拍着桌子嫌人“仇富”;“天生”就否定一切“富二代”的烦躁小卖部店主更是一边递着烟一边表示“杀人就要偿命”。
这个勉强拼凑的中国式“陪审团”在讨论起来的时候混乱又无序，你说东时他说西，谁也不听谁的话，有时举手投个票，仅仅是代表个人抒发不满的情绪，而非讨论的内容――这显然违背了陪审团制度的常理。可这正是徐昂想要展现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真正懂法的只是少数人，很多人都缺失法律的精神。
在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辩论和讨伐中，当下人们浮躁且暴烈的脾性毕现。就像人们平日目睹的网络上对热点事件的“口水战”，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至少是部分地掌握着真理，这使得私念和偏见在言语交锋时不断涌现，身份歧视、地域歧视、仇富等问题不一而足。
徐昂认为，盲目迫切的表达欲很容易将理性的思考埋没。所以，在电影中，12种情绪一起宣泄出来的时候，如野火般蔓延，是很有张力的画面。
在陆刚的努力下，人们慢慢发生转变。电影最后也交出了一个温暖的结局，人们最终意识到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只有转化为探讨真相的一致行动，才有纾解的可能。影片最后，12个人对被告人终于作出了无罪的判定。
徐昂表示，他更多的是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看到一种可能性，“在影片构造的讨论环境里看出我们在通识、常识上的缺乏，从而暴露我们的偏见以及看到别人的真诚和美好”。
“就像是一场催眠，我们带着观众去做一场催眠，并且在催眠的过程中塞入一些片段，然后达成原本可能需要十年或者二十年才能达成的目标。”徐昂说。
在争辩中学会包容和宽恕
《十二公民》是一场男人群戏，它和其他版本的《十二怒汉》最大的不同是电影场景的单一，整部戏是在一个废弃体育馆里拍完。那是一间大而单调的场馆，房间正中摆放着长桌与椅子，还零零碎碎放着消防栓和一些体育用品。桌子上放着铅笔、便签本和烟灰缸，四围放着12把椅子，旁边有饮水机、纸杯和一个废纸篓。
在这样简单的场景里，《十二公民》以“富二代弑父案”这样的议题来考验“陪审团”对于真相的探究能力，在没有强烈的动作戏更没利用高超影像技术手段的前提下，影片的张力全赖剧本的推动和演员对人物的把握，可见技巧之高。
熟悉美版《十二怒汉》的人都知道，影片除亨利・方达饰演的8号陪审员给人留下理性公正的深刻印象之外，更精彩的角色是由李・科布扮演的3号陪审员。整个辩论过程中，3号陪审员可谓是所有愤怒的化身，无论他的结论是否牢固，他总是咆哮着要判处被告人有罪，是最后一个还坚持被告人有罪的人。后经影片交代，他之所以如此憎恨被告人的原因，是因为有着一段痛苦的过去，他的儿子在未成年时和他打架并离家出走，他一方面不愿意承担自己粗暴性格犯下的错误，另一方面将对儿子深深的恨意“移情”到被告人身上。当影片最后，他在其他11人的逼视下由咆哮到啜泣着说出“无罪”之时，不仅给这次漫长的辩论一个结局，也给了自己对儿子爱恨交织的情感一个了结。
而在《十二公民》里，徐昂将3号陪审员这个角色交到了老戏骨韩童生手上，他也是12个陪审员之中，最能具体深入地诠释一种偏见产生的背景的角色。
韩童生饰演的3号陪审员，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出租车司机，整日骂骂咧咧，对生活不满意。因为是地道的北京人，他会说许多“片汤话”，语言上透着一种懒散和玩世不恭。急了的时候，他会犯北京的“三青子”，辩论的时候，他对其他人提出的疑点熟视无睹，沉浸在易怒的性格缺陷中，在认为可以攻击的时候，会毫不留情地攻击。
韩童生也知道这个角色是剧中冲突的核心人物，很难演。他了解到，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平时坐驾驶位，系安全带，形体上非常受束缚，而参加陪审团的辩论，是难得的放松的机会，所以一旦离开车，他就会在形体上找各种使自己舒服的姿势。而开出租又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他察言观色的本领特别强，眼神十分灵活。
韩童生认为，之所以这部戏所有人的愤怒，甚至整个社会的愤怒，都集中到这个出租车司机身上，来源于他自己最大的不幸，或者说是他最大的愤怒，那就是他始终不能理解，他从小养大的孩子，仅仅是“推了他一下”，就可以离家出走，6年都不回来。父子离散，他将内心的歉疚和伤痛掩盖，而在模拟法庭上要为一个杀自己父亲的儿子辩论，对他而言就成了一个“揭伤疤”的过程，所以他十分恼怒。
“坏人是极少数的”，韩童生对这个人物寄予了很多同情，他既要表现他愤怒偏执的一面，也要暴露他的卑微可怜以及他偏执背后的软弱。3号陪审员最后的哭泣让人印象深刻，“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扯开的裂痕中冲出来一样”，让人想到包容和宽恕。
其实不止出租车司机，所有的角色都有类似的安排。就像徐昂所说，他拍摄《十二公民》并非是要批判，而是让人思考，为什么会愤怒，这愤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徐昂很喜欢的一个场景是电影结尾处，结束这场激烈的讨论之后，12位“陪审员”走出辩论室，大家一起朝着生活里走，渐渐远离了这一次对自己偏见的窥看。“他们走得慢极了，好像有点儿不愿意回到现实里。我挺喜欢这个场景。有时候我看完电影，灯光亮起，走出电影院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徐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