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景气，似乎已经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文社科形势一派大好，理由是“主旋律”得到了高度弘扬。对此，我们不加辩解。也有人抱怨，人文社科的学者太差劲，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为什么板子偏要打到学者身上呢？无庸讳言，学者有自身的问题，然而，体制和管理难道就没有责任？再进一步，即使是学者真的差劲，那么，你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优秀的学者却偏偏要喜欢那些南郭先生呢？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管理上的要求、方法、内容、措施都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当局对人文社科的管理不注意这些特点，而是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对付人文社科，恰恰是造成这种不景气的根源之一。本文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因素，也不讨论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只是就人文社科的体制和管理中的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计划和学术的关系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包括具体的项目计划到整体的长远规划，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计划往往距学术较远，而距政治或现实需要较近。官方所关切的，学术界不一定关切；学术界关切的，官方却不一定重视；而以官方为主体制定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计划或规划，虽然是学术界要“项目”的对象，却往往不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对象（看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的“课题指南”，这种毛病一目了然）。学术界对计划有一种“非学术”的或“官方”的感觉，由此而导致了一种现象：许多计划和规划中的重大内容，学术界不觉其重大；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大的研究课题，又与计划和规划无缘。
计划之所以距学术较远，在于计划的制定依据主要是官方的政策。在计划的制定中，虽然也有专家参与，但是，参与的专家往往是有选择的。坐“冷板凳”的专家一般都进入不了制定计划的圈子，即使他们有制定计划的建议权，其建议也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而学术上的创新，多数是“冷板凳”专家的事情。另外，参与制定计划的专家，一般都是“权威”级人物，而学术权威（即使是胸襟十分开阔的权威），由于长期的学科浸淫，会不自觉地畛域自封，对计划制定造成相应影响。各种学术计划和规划的偏差，往往与此有关。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管理的本质在于规范。创新往往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如果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它的学术意义就已经在消隐，而社会意义在凸显。计划和规划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对于创新往往不予支持，这是造成计划与学术脱节的一个内在因素。
计划的制定如何能够与学术进展合拍，值得探讨。在学术研究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十分多见。即使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领域，这种现象亦非例外。美国自发形成的硅谷红红火火，而日本政府规划的筑波科技城则冷冷清清，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各级各类社科规划的制定，应该汲取这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二、项目和成果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存在着项目与成果的内在矛盾。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各项评价指标都比较重视项目，而这种重视，也存在一定问题。正如一个学者所言：对项目的评价，就像一个对刚刚怀孕的妇女评判她是否能生出一个天才一样难。
项目往往是“官方”的，主旋律的，因而，项目的成果，在官方的支持下，部头大，印制好，加上足够的宣传，往往规模宏大，先声夺人。但问题在于，项目成果的本身，有许多只能根据“官方口径”，政策含量偏大，学术含量不足，外表的辉煌下面是思想的贫乏，学术界也对这种项目成果并不十分看重。
真正在学术上有影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成果，却往往进不了所谓的项目，从研究到出成果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有例外，部分“功成名就”的学者，可以进入项目，也可以结合项目的完成，出一些高质量、有品位的成果。但是，那些开拓性极强、极富新意的课题，本身在学术界也有较大争议，要进入官方的项目则更为困难，只有已经获得了突破，取得了“圈内”的承认，才有可能立项。而一旦取得“圈内”的承认，其学术思想的最辉煌部分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以后的项目，则属于“锦上添花”性质而非“雪中送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中的一大弊端，是过份重视项目。在导向上鼓励争项目，争经费，然而成果评价跟不上，致使不少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出一些平庸之作完成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则又为主持人争取新的项目奠定了基础，以后争取项目更为有利，形成项目成果学术质量锐降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