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究竟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关于学前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自从事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来，认定学前教育既要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又要将儿童发展纳入社会所需要的轨道，两者并行不悖。
将“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
问题放在何处
上世纪80年代，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提出了“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DAP）的声明，在“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上曾招来学界和幼教实践工作者的广泛质疑。
我国30多年前开始进行的幼儿教育改革在理念上具有明显的“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的倾向，这样的理念在今天看来尽管是有失偏颇的，在实践中也是难以操作的，但它针对的是当时幼儿教育普遍存在的种种弊端，有“矫枉过正”的意义。应该看到，这样的理念必然会引发“文化适宜性”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笔者在国外访学，曾深受“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理念的影响，回国后也曾尝试过在幼儿教育实践中体现这种理念，但当时就深感阻力重重。90年代初，笔者开始受西方一些曾反对DAP，或曾支持过DAP、后又对DAP的“文化适宜性”问题进行过反思的学者们的影响，特别是逐渐受批判主义学者从人类学、生态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角度批评DAP的影响；同时，笔者也从“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理念在我国幼儿教育实践中运用并不成功的经验反思中，逐渐认识到“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的局限性以及“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
为此，二三十年来，在我国“学前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的“主流”声音中，笔者曾在多个时段、从多种角度提出过“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虽然很多时候被很多人视为“不合时宜”，但是，因为这一问题涉及教育的本质问题，涉及的是文化传承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应该搞清楚的，因此，将“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放在怎样的位置去思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笔者的基本观点
两年多前，笔者应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稿约，选取了本人近三十年来发表过的部分文章，编辑成了《黄绿相间的银杏叶――朱家雄学前教育文选》（二册）。这套书的第一部分“学前教育的两个基本问题”共两章，第一章就是“文化背景中的学前教育”，收录了十余篇文章。其他各部分的章节，涉及学前教育政策、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课程与教师等方面的内容，也多有关于“文化适宜性”问题的讨论。在第一章的导读中，笔者陈述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文化是人类社会各种环境的集合，也是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社区等运作的基础。世界上不存在脱离生存环境的人以及人的发展和教育，因此，在“普遍意义”上“去背景”地研究人的发展和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2.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保护和传承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对文化多元的强调甚为必要，如若以所谓的“科学性”取代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地域性，则有可能陷入一种“文化殖民”或“文化自殖民”的泥淖之中。
3.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好的能适合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所有儿童的幼儿教育理念和方案，各种不同的幼儿园教育理念和方案能分别适合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儿童。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各种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活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的人群，尽管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但是，与他们生活休戚相关的所有一切，都是与其所处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教育应该是与其所处文化相应的，是与其所处文化的基本价值相一致的。
因此，每所幼儿教育机构、每个幼儿园教师都需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思考幼儿教育的问题，学会自如地面对种族、文化、性别、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多元地思考、发展、实施和评估幼儿教育，而不可脱离文化背景，简单地运用所谓“科学的”或“客观的”标准去实施和评估幼儿教育。
所谓“先进理念”的
文化适宜性问题
著名的教育人类学家托宾曾为笔者主编的《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一书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从民族志研究视角看学前教育的质量”的文章。在这篇八年前写就的文章中，托宾十分尖锐地指出：“教育被用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由来已久。殖民者往往会为被殖民者引入整套的教育模式，这在殖民者看来是他们的慈善之举，而在被殖民者眼里则是权力丧失的象征。教育成为了殖民者灌输其价值观的一种策略。近来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研究清楚地揭示出，当一种教育理念和实践通过殖民主义的全球霸权势力介绍给弱势国家时，弱势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两难局面。为了赢得全球霸权的认可（并确保能从银行得到贷款），这些国家不得不对他们的教育系统加以改革，采纳外来的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国家的学者和官员们已经认同了中心国家的世界观，倾向于将这些改革举措视为对其人民和政府施加的有益的压力。”托宾还说道：“我们最近在中国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现象。中国政府也正力图通过改革学前教育体系，来培养新一批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劳动力。无疑，许多美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很高兴在中国的幼儿园中推广建构主义、活动区角、自我表达、方案教学。但作为一个教育人类学者，我担心这些教学法将如何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中，以及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如何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关键的是他们需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尊重其本土文化的方式来展开变革。”托宾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指出：“幼儿保育和教育中的文化传统应当受到尊重和重视（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应该受到批判和发生改变），学前教育实践中的国家差异和文化差异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应被当作是某种缺陷。如若不然，则会表现出殖民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学术地方主义的倾向。”
托宾的这些话对于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事关学前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事关究竟要将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陈鹤琴先生早年在论及他提出的“活教育”的目的论时就明确指出，“活教育”是要教育儿童“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的中国人”。陈一鸣（陈鹤琴先生长子）在世时，笔者曾多次与他交流，他一再关照笔者一定要将他的话带给我国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那就是他的父亲生于中国，根在中国，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虽然受过洋人的影响，但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把孩子培养成真正的中国人！
笔者曾在2007年撰写的一篇讨论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文章中，反思了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已经走过的路，思考了正在走的路，展望了以后要走的路。笔者在文章中提出：“从宏观的层面思考以后要走的路，那么也许我们要多去想想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怎样更多地去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将一些源于西方文化的思想都当作‘先进理念’。”“从宏观的层面思考以后要走的路，那么也许我们要多去想想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怎样更多地去关注教育公平的问题，去关注弱势群体的问题，而不是太多地去关注如何在最大的地域范围内推行所谓的‘先进理念’。”
应该指出的是，八年前笔者所指的“先进理念”，就是那些源于西方文化的、与西方人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所谓普适性的教育理念，与“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DAP）早年版本的理念相似（注：新版本的“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已经作了很多修正）。
应该指出的是，当今我国幼儿园教育从理念到实践，从评估到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所谓的“先进理念”的影响，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出现了与中国文化不相适宜的问题，甚至是完全相悖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9日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时说，他“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他的话在宏观层面上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