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外的发展趋势来看，教育需求和供给的多样化、个性化将来只会进一步加强
无法等待传统学校摆脱束缚，一些家长选择用脚投票，离开传统的教育体系，为孩子谋求更具可能性的发展。国际教育是航线之一，更多新鲜的、体制外的教育探索也崭露头角，从幼儿园到初中，不乏家长亲自上手为孩子提供教育，“在家上学”来到了中国，部分以机构形式存在。
有专家感慨，最有活力的教育或许来自体制外的，尚未获得合法身份的教育实践，而对传统学校，除了人们以往关注的公平和质量，是否具有发展活力，也应成为评价它的新标尺。
2017年12月下旬，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期间，《财经》记者分别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明远教育书院院长石中英，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他们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新的教育选择诞生的动因，以及面对挑战，未来的学校改革应该向何处发力等问题。 新鲜教育实践的来历
《财经》：近年来，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国际学校、课外辅导机构等让家长挑花了眼，更为新鲜的“在家上学”也不乏追捧者，如何看待这些教育选择上的变化，它们缘何出现，趋势如何？
石中英：从教育需求来看，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家长对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什么是高|量的教育的看法，已经不完全相同了。
有些家长可能认为让孩子上一个好大学就是好教育；有的可能认为满足孩子个性发展需求的教育才是好教育；有的可能认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孩子终身有益；还有一些家长则认为学习传统的国学对孩子有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当前不同社会阶层家长的教育需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呈现出多样化甚至多元化的趋势。
从教育供给来看，传统上政府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教育提供者，而且提供的是整齐划一的教育。
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居住在什么样的区域、拥有什么样的个人愿望，所有的孩子都在同一个学制系统中学习，在相同的年龄，经历相同的学习阶段，学习同样的内容，甚至是按照同样的教学进度来学习，最后接受统一的中考或高考。这种模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但是，随着不同阶层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传统模式显然不能满足需求，这就催生了教育供给主体和教育服务形式出现多样化的状况。在公办学校以外，还有了民办学校、国际学校；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国际学校之间还存在很多混合制的学校。此外，还有一些课外辅导机构和家长自发创办的带有私塾性质的学校。
从国内外的发展趋势来看，教育需求和供给的多样化、个性化将来只会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这种教育格局本身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创造新型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进一步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减轻政府的财政和制度压力。
周洪宇：过去很多家长希望孩子能接受多样化的教育，但没有经济条件，不可能实现。今天不再只有愿望，还有物质基础，在此条件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组织，包括家长创建的机构。
另外，中国与国外的交流和联系越来越密切，人们看到了国外在教育方面的诸多探索，也看到了国外教育的一些长处，中国的家长、学生也希望能够接受一些更加宽松、更加自由、更加多样化的教育。
《财经》：一些新的教育形式刚刚诞生，还没有具备合法性，政府对这类新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石中英：新的教育形式，比如在家上学，是一种国际性的教育现象。美国的许多州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来保护学生在家上学的权利，但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条件和要求，对父母的教师资质、“在家上学”的学习课程、在家上学的学习质量评价、在家上学学生转入公立或私立学校以及升学等进行明确规定。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功能和价值追求是不同的，家庭教育更多侧重儿童身心的养育、基本习惯的形成以及良好品格的培养，学校教育则更多侧重于学生历史文化的学习、个体智慧的建构、社会性发展和思想道德教育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对象是重合的，目的是一致的，内容则是相互补充的。
在家上学作为一种教育选择方式应该得到重视，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制度保障。最根本的制度考量是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不能损害儿童的受教育权。
这就需要对申请在家上学父母的教育资质以及相关条件进行明确和严格的审查，以保障儿童在家上学期间能够完成《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教育与学习任务，达到相等或相近的发展水平。
特别重要的是，儿童不仅是属于家庭的，而且也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是未来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因此在家上学从内容上说，必须明确将国家的历史、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基础性的文化素养等作为在家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家上学绝不是说家长可以为所欲为地对待儿童的学习和发展。 如何催化有活力的教育
《财经》：公办学校过去提供的主要是划一的教育，这种状况是否会改变？
石中英：公办学校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相似，其价值取向是要为社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成员，所以在教育方针的制定、教育目的的厘定、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教育阶段的划分和教育评价的标准上，确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中国近一二十年来也提出，要促进教育的特色发展和多样发展，一些学校也在特色发展方面进行了探索，体现在学校定位、课程特色、教学模式、评价方式以及学校文化等各方面。但是，受制于高考和中考的统一性，这种办学特色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总的来说，目前庞大的公办学校体系仍然延续了过去的传统，所谓特色发展、多样化发展都显得步履维艰。
《财经》：民办学校往往被认为更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但有人担心如果过度发展，会破坏教育的公平性。
石中英：与西方教育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聚集在公办教育系统内。不过，近些年稍微有些改变，民办教育系统也初步聚集了一些优质教育资源，不过总量上还是不能与公办教育资源相比。2017年9月，《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民办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民办教育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 理想地说，作为国民教育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办教育系统和民办教育系统分享共同的教育理想、责任和使命担当，应该协调发展，拥有良好的竞争关系。
我是赞成并支持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这一方面能够增加整个社会的教育投入，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倒逼公办教育深化改革，提高教育效益和质量，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当然，对于一些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发展民办教育的做法，也应当依据有关的法律要求，加强规范和引导，防止出现教育领域“民进公退”的现象。
周洪宇：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公办学校并不必然比民办学校更加呆板，民办学校也并不必然比公办学校更加灵活，对两者，我们都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最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发展学生个性、创办适合学生的教育方面，近年来不少学校都比较注意，做得比较好，其中也有一些是公办学校，在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这点很明显。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各自的长处和不足，同时也要观察它们的发展分别处于什么阶段，还要看到中国和西方一些以私立学校为教育主体的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存在不同。
比如美国教育强调个人主义，强大的私人教育传统沿袭自英国；而英国更是到相当晚的时候才由国家来推动义务教育，早期把义务教育当作民间社会的责任，由教会承担，或是由其他社团办学，由此形成了私立学校强大、富有经验、培养大量人才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是什么？从西周开始，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战国，学术下移，尽管孔子办私学、培养人才，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官学，宋元以后明清时代民间办的书院也逐步官学化，教育适应并服务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发生了本质变化，教育为人民服务，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没有处理好，清末和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及其教育传统没有被继承下来。当时还有不少外国教会举办的学校也由此被撤销合并到公立教育体系中，中华大学等中国人自己所办的私立教育也被合并到公立大学里，官办教育传统由此进一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现了问题，仅仅只有公办的学校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和满足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和国际接轨，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在1949年到1978年间中断，改革开放后重新起步，至今40年，中国教育仍深受2000余年强大的官办教育传统的影响。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民办教育在总体发展程度和办学水平、教育质量上还是落后于公办教育。
《财经》：现实中有的学校整体具有办学活力，有的则缺乏动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石中英：根据我的调研，不管是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也不管是优质校还是薄弱校，许多学校都有缺乏活力或活力不足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举办者或办学者没有认识到教育的内在目的即立德树人，或者说，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追求上不够清晰、坚定，从而导致自觉不自觉地把学校当成是谋取某种外在功利、个人声誉的地方。基于这种认识，学校的资源配置、工作重心、改革发展自然不会聚焦在学生发展上，也不会聚焦在教师发展上，从而丧失活力。
第二是没有尊重教育规律，尊重教育本性，这只会让学校越来越被一些外在的、功利的和短视的目标所支配，只会让校长、教师和学生遗忘他们本来的责任和使命。比如，有限的资源应当首先用在教师的教学、科研和培训上，但有一些学校优先将资源用在使用率较低的硬件设施的改进上，甚至用在学校大门、围墙的装饰和校长个人声望的宣传和打造上。
第三是没有处理好学校的社会关系。一所学校与社区的关系越友好，得到社会的尊重、信任和支持越丰富，学校的活力就越强。现在很多学校搞什么关门办学、封闭式管理，把学校搞成个禁地。这样的学校，表面上是为了学生的安全，但实质上却把学校建成了社区中的孤岛。教育是社会的事业，政府、企业、社区、家庭，有很多组织很多人关心学校的工作，把这些外部的力量引入到学校里来，能够极大地改善学校和社区的关系，增强学校的活力。
周洪宇：对于教育改革，社会的参与，包括家长和其他力量的参与，是必须的、必然的。在发达国家，社会的参与比较广泛。但在学校里，对于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东西，比如开设的课程，什么内容讲，什么不讲，讲多讲少，什么时候讲，用什么方式讲，最后应该听专家的意见。
某个家长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但要考虑到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局部正确，放到整个课程体系中可能就不正确了。专业问题要听取专业意见，这和吸收社会的智慧、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并不矛盾。这是一个尺度的问题，不是是非的问题，是如何做的问题。 距离更好的学校，还差几步？
《财经》：要让学校发展得更好，现在缺乏什么条件？
石中英：第一恐怕还是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教育不发达地区或者是对薄弱学校的财政投入。公办教育也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和类型，少数优质校的办学条件很好，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学校相媲美，但是大部分学校办学条件一般，少数学校的办学条件还比较艰苦，存在资金不足、人力不足、教学资源不足、政府和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
第二是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校组织的根本特性就是教育性，以学生的有价值发展为己任，因此，应该由教育家来办学。具体来说，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把教育的事权下放给学校的老师和校L。这些年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也不断强调这点，但从一线校长们的反馈来说，一些地方的行政部门对学校管得过多、控得过死、问得过细的情况还是大量存在。
第三， 从学校内部来说，就是要努力建设民主的学校。民主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对多样性的保护，只有民主才能够激发活力。有一些学校的民主管理做得不错，学校的党政联席会议、教职工代表大会、学代会都开得比较正常，老师和学生充分参与到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当中，他们的责任心、积极性和创造力都被激发出来了。但也有一些学校民主氛围比较差，关起门来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经常是一意孤行。这类学校从管理的理念和方式上来说比较传统，校长和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乃至教师与教师之间“上下尊卑”比较明显，关系紧张，活力受到压抑。从这个角度说，建设更加民主的学校，应当是释放学校活力的一种制度和文化保障。 周洪宇：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各自都具有优势与不足之处。比如，有些民办学校办学理念先进新颖，管理严格规范，经费充足，条件很好，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声誉。但不是每所民办学校都有充足的经费来源，一些民办学校最初都是“两手空空”办出来的，如今很多民办学校还在筹措经费。
发达地区公立学校钱可能不再是主要问题，但是缺政策环境。很多时候，学校没有被当成独立、具有专业性质的教育机构，而是当成某些上级部门的下属单位，一有什么事就往下“灌”，逼得校长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办学当中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人格的健康成长、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等。
要让公办学校释放活力，必须提供宽松的办学环境和政策条件，把学校真正当作教育单位而不是行政单位，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强调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教育家办学不靠恩赐，靠法律。
《财经》：伴随着教育领域的各类创新和发展，您认为未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周洪宇：教育改革重点可被概括为“一个中心、四大方面和四大保障”。
“一个中心”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四大方面”的首项是办学体制的改革，即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以实现公办民办两翼齐飞。第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种现代学校组织，使学校具有现代性，比如在中小学里建立家长委员会、家校合作委员会，在大学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第三是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这是教育改革的牛鼻子。第四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这是改革的核心，也是难点所在。
完成这些改革，必须要有前提条件，这主要指四大保障，包括：领导保障，即需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教育，建立教育领导小组，协调处理相关问题；经费保障，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改革不是无成本的买卖，好的改革往往需要花大价钱作保障；师资保障，改革的具体实施主要靠教师，所以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法律保障，任何教育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依法进行。
其中，教师队伍的问题最为突出。我去中部的一些省份山区考察，发现学校基础设施很好，但很少老师来，或者来了又走。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时，乡村教师的问题还不太大？这是因为当年还有中师毕业生可以作保障。但后来中师在90年代末被一刀砍了，于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失去了补充师资的来源，学生读了本科、硕士后很少会往基层跑了，博士就更不会了。这也是我近年呼吁应该从实际出发，在若干国家级贫困县适当恢复点中师、培养能够扎根基层的乡村教师的原因。
石中英：如何让教育改革更为行之有效？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千万不能陷入“为改革而改革”“只要改了就好”的认识和实践误区，更不能借领导指示或改革之名瞎折腾、翻煎饼。现在教育界有一种“改革疲劳”现象，值得关注：不管上面如何改，一线校长和老师依然是按照以前的习惯和魍彻ぷ鳎对于改革比较被动甚至有抵触情绪，对于改革的成效也不抱什么希望。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 根本上可能还是一线校长老师从以往改革中的真正获得比较少，因此对于新改革也不积极。判断一种教育改革有没有成效，最终标准是校长的办学积极性、教师的教育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积极性有没有提高，整个学校甚至教育系统的活力有没有被激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