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
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当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时，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
诗人辛笛说钱钟书有“誉妻癖”，钟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钟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导演黄蜀芹要把《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几句话给她，那就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钟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他说，觉得这个概括“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和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