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三岁的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去世，距今已经一年了。
作为毕生探索真实世界经济规律的学者，科斯以其在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影响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
与不少著作等身的经济学者不同，科斯的论著为数不多且短小精辟，统共才十万多字，但两篇代表论文《公司的性质》（1937年）与《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却足以让他在一九九一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中对产权、制度、契约、市场、企业、价格体系等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产权明晰”的思想，更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古典经济学与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年代，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未成为理论的主要论域，而交易活动的成本概念，也未曾被引入对（被视为供求关系表现的）市场与（被视为生产函数的）企业的研究中去。但无论是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纳什指出的“囚徒困境”，抑或奥尔森笔下的“集体行动逻辑”，都绕不开对交易费用的分析。而在《公司的性质》一文中，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科斯便尝试以市场成本论与组织成本论，来回答“为什么企业会存在”和“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这两个从未有人深究过的问题。
如今我们常提及的“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由经济思想史大师斯蒂格勒在自己的《价格理论》教科书中创造出来的。事实上，对思想精妙、形浅实深的“科斯定理”的表述存在着让人眼花缭乱的诸多版本，但科斯本人从未声称自己提出了这一定理。不过，如果必须要以某个所谓的“定理”来概括科斯的产权经济思想，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第一种表述可以在科斯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论文（1959年）中找到。科斯在这篇论文中得到的结论简洁有力：“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这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埃奇沃思等人早就提出了交换定理，但他们所描述的约束条件是不完全的，而科斯虽然不是这一定理的最早提出者，但是他的贡献正在于详尽说明了交换理论发挥作用所必须服从的约束条件―交易费用。即只有在零交易费用的条件下，该定律才成立。
第二种表述可以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推导出来，也被称作是不变性定理，即：如果产权被清楚地界定，而且所有的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不管谁拥有产权，资源的运作都相同。换言之，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
第三种表述则是：如果产权被清晰地界定而且交易费用为零，就会满足帕累托最优。不过，这很明显地只是在完全理想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情况。而且按照张五常的观点，交易费用为零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关键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最有利于在信息费用或者交易费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或者说，需要服从怎样的约束条件才能最大化所使用的资源总价值。
按照科斯的观点，市场的前提是清楚界定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权利界定与安排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内涵以及社会规范的范围。从上面的各种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存在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的完美情况下，产权不管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是由分散决策的个人来支配，资源最终都会实现最优配置。但这种完美假设无法实现时的后果，也就是说无法忽略的信息费用与交易费用，才是直面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最为关注的议题，而结论我们已不陌生：如果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不具有排他性的产权，它将会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而过度地、低效率地消耗公共领域的经济租金;相反，只有把国家手里的产权重新赋予拥有排他产权、可以分散决策、可以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运用资源的独立主体，才能最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独立主体本身不能是国家，因为国家必须委托其他代理人间接使用排他权力，这样无疑会产生新的委托代理效率损失问题。
市场的运行依赖于价格机制，而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是否能取得成功则依赖于他们是否能尽可能减少信息费用与交易费用，是否能拥有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稀少珍贵的知识、信息、洞见与创新。前苏联的中央计划者需要跟踪与规定二千四百万种生产原料与商品的价格，其间所需要汇总、整理和应用的庞大信息量早已超出人类的能力所及。而在由价格调节的经济体中，没有人需要知道千百万消费者对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和偏好，也不用知道生产几千万种产品的投入应如何分配与使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虽然领导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对经济学几乎一窍不通”;他曾向撒切尔夫人提问：您是怎样保证人们都能得到食物的？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很简洁：这都是价格机制的作用。高效而自洽的市场，无疑比参与其中的最精明的个体都还要精明。
科斯一辈子都未曾踏足中国，但他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他曾说过：“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至关重要。” 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更是在他去世前不久才刚刚出版了中文版。
《变革中国》英文版的原书名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科斯自己承认这是对张五常在一九八一年所写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文的回应与后续。在那篇长文里，张五常推断 “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产的经济相同……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会授予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地。”
二○○八年七月，科斯牵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中国的经济转型”研讨会。科斯在发言中承认，虽然自己是当时极少几个同意张五常的学者之一，但自己原本认为中国崛起至少需要一百至两百年的时间，而非短短二三十年。在研讨会后，在曾发表了张五常那篇长文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的邀请下，科斯才决定与自己的助手王宁博士合写一本书，力图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作出分析和总结。
虽然身在外国，但两位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丝毫不显半点无力之感，寥寥数言却能系统、客观而中肯地把三十多年来的画卷铺展开来。作者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犀利而深刻，但绝不是一概抹杀，而是指出那个时代的经济遗产―地方分权以及社队企业为后来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同样地，在华国锋推动下，执政党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一承上启下的人物也不应当被刻意地忽略与遗忘。 在芝大研讨会上，张五常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是政府设计、计划与控制的结果。科斯与王宁并不否认这一过程的“伟大”，但与这种传统观点不同，他们进一步指出，导致中国转型的一系列事件事实上都不是预先“计划”（programmed）的，而最终的结果也完全是意料之外的，这恰恰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行为的非意图结果”（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科斯肯定了中国政府为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但是也没有忽视改革步伐的反复。更重要的是，他本着双重视角与二元逻辑，将中国转型与变革历程中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自发的改革（“边缘革命”）这两种基本构建力量进行了区分：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要把中国变成“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重提高对国有企业的激励;而“边缘革命”所包含的底层行动和地方举措，则给中国带回了曾经的私人创业精神和市场力量。
科斯明确指出，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制度变化“并不是政府精心计划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根据设定好的蓝图或者沿着产权经济学所指定的常规道路前行，而是由草根发起的改革与政府领导的政策试验共同推进所带来的意外惊喜。下层草根自发的探索积跬步至千里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推动各级政府在形势倒逼下虽然踌躇但最终妥协，认可既有实践和推广地方检验。周其仁所阐述的“双线并行”的土地入市的制度演进（一条线起于“国有土地率先合法入市”，并通过多种多样试验性的政策工具，把部分集体土地引入合法交易的框架;另一条线则是在基层农村组织和部分地方法规的容许下，身处“法外世界”的集体土地顽强地争取“同地同权”），也可为科斯这一精准与正确的判断提供实例。
科斯认为，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绝不能简单归于“中国全能的政府力量”。相反，他对政府垄断的潜在危险性感到忧虑，注意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政府所有制的压力之下，大多远离法治”，而当拥有巨额资产的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时，将不可避免地诱发公权私用，公产私分，“腐败的政治产生了掠夺和不公正，种下了社会不安定和政治混乱的种子”。正因如此，科斯一再强调，“将权利界定和产权转移或重新分配一起完成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简便和快速，从而加快了把市场引进中国经济的速度”，但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并没有否定明晰的产权是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法律基础。
科斯特别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同时缺乏民主政治和思想市场”的危险性，因为这样会给社会强加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削弱和妨害了社会的包容度、多样化、创新性以及风险吸收能力，同时也阻碍了决策者获得有效的信息。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什么比活跃的思想市场更能解放人们的思想”。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本身就建立在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这两个重要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
科斯提出，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各地随处可见的重复投资及其造成的资本投资的低利用率，在阴差阳错之间推动了产业化发展，并通过学习机制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在现代制造业的爆炸式增长。类似地，一旦中国的思想市场崛起，将指向“一条平缓、可行而又直接的政治改革之路”，同时“将更好地激发蕴藏在中国人民中的创业精神，降低市场体制的运行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
科斯曾经对王宁说：“能够使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产权系统就是好的产权系统。我认为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权系统，至于其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不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终止的状态”，其本质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正如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临时的、推测性的、时时可以修正补充的”，因而任何思想与知识都不可能完美、终极、单一到足以一统天下地描绘多维度、多面向的现实。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如果不能建立真正自由的“思想市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为精彩之处。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最后写下这么一句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有力量。事实上，正是这些思想在统治着世界。”科斯虽然已离开人世，但其思想无疑将继续深刻地影响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
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经济体系对中国最有利？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和体系？如何让这样的制度与体系保持活力与成长性？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建构者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参与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用行动对这样一位关心中国的睿智老人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议题报以尊重、予以正视并加以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