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派遣一批共产党人到陕甘边界地区，先后组织和发动几十次兵变。他们有的胜利打入敌人内部，有的成功策动士兵哗变，有的则将部队拉入红军游击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为陕甘共产党人进行兵运工作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由于兵变后受“左”的错误影响急于求成，没有注意联合可能联合的力量，没有及时而坚决地清除不可靠、不坚定分子，没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原因，这些兵变大多失败了，但为此后党做兵运工作积累了经验，对在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中瓦解敌军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陕甘地区;兵变;历史经验;教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在西北地区，陕甘共产党人领导的创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其中，发动兵变是其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特点。本文立足于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界地区领导兵变的过程，主要以典型的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耀县起义等为例来剖析兵变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一、陕甘地区进行兵变的有利条件
大革命时期，西北的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在陕西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即陕北井岳秀部的石谦旅和国民党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等。此外，陕西作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省份之一，关中的绝大部分县、陕北的相当部分县及陕南的少数县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述地区纷纷成立农民自卫武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之下，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人民军队的斗争。然而，这些起义很快遭到冯玉祥和井岳秀等老牌军阀部队优势兵力的镇压而失败，党所掌握的军事武装力量被打散。为策应渭华起义，陕西党组织还领导了三原、礼泉、旬邑、淳化、咸（阳）长（安）、永寿等地的农民起义，都因遭到周边反动民团的镇压而失败。尽管创建人民军队之路屡遭失败，西北共产党人仍不气馁。中共六大之后，中共陕西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精神，改变策略，决定以兵运工作为主开展武装斗争，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到兵营、士兵中从事兵运工作，争取国民党士兵起义、兵变，从而培养革命的军事基础，“借水养鱼”来发展党的武装力量。
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兵运工作有着较为便利的条件。陕甘边区远离陕西、甘肃两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西安、兰州，虽在两省管辖之下，但都鞭长莫及。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特别是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军队退出陕甘地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和一些地方军阀形成割据：关中成为杨虎城的势力范围;陕北、宁夏被井岳秀、马鸿逵统治，其余地方则有一些小的军阀和民团等。这些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各保实力，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这就为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从事兵运、进行兵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陕甘地区兵变积累的经验
第一，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带兵权，为进行兵变创造尽可能大的活动空间。
进行兵变工作的前提是能够接近和融入士兵群体，进而对士兵进行各种政治思想工作，最直接和主要的途径是共产党人到军阀部队中去。一个方法是共产党员个人通过直接当兵进入军阀部队，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所倡导和普遍实行的;另一个方法是共产党人由上层军官引荐进入军阀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上层路线”、“官长路线”。如前面所提到的，驻扎在陕甘地区的杂牌军队之间矛盾重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在进行兵运之初，就主张利用各种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起义。[4]311他们充分利用人情社会重视关系的特点，运用自身优势和当地人脉关系，广泛结交和联系中上层军官，为发动兵变创造较为有利的环境。
第二，逐步接近和亲近士兵，赢得他们的信任，为进行兵变打下坚实基础。
联络和争取部队上层军官打开兵运工作缺口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很快发现，上层军官联络共产党人只是借力打力、抵御其他军阀力量的临时举措，并无进行革命的坚定理想信念和实际行动。此后，他们及时调整将兵运工作放在上层的思路，将重心和基础转向部队的基层，积极争取下级军官和士兵。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陕甘共产党人并没有像中共陕西省委所指示的“组织士兵罢岗罢操，公开上街游行示威、搞飞行集会”等，而是利用传统和革命的几种形式，结合军队中的实际多做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群众斗争，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赢得士兵的信任，为兵变打下良好的社会关系基础。 陕甘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灵活利用各种身份和传统关系，逐步接近士兵。一是利用同乡同里关系，联络感情。前面提到，军阀部队中多是陕甘本地人，同为陕甘人，在重视地缘关系的乡土社会进行活动就具备很大的操作空间。二是采取传统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紧密的私人关系。此外，陕甘共产党人多是受过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跟身边文化水平低的士兵相比，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在军阀部队中相对容易在文体方面取得优势地位，进而借助这种优势地位取得班长、副班长职位。在靖远兵变之前，很多党员都成为了所在部队的班长、副班长职位。[2]24他们在管理士兵的过程中，在教士兵学唱歌、学文化、记口令、唠家常、帮助士兵写家信中联络和加强与士兵的感情。因此，士兵们大多喜欢和中共党人接近。
第三，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系统。
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各种组织中开展工作的领导核心。陕甘共产党人重视在所在部队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形成骨干力量，启发士兵觉悟，有重点地发展党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增强党对广大士兵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为进行兵变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
兵变的目的是将或多或少的士兵队伍从军阀部队中拉出来，使其投入到工农革命队伍。为了能将部队拉出来，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在陕甘地区，西华池等兵变后能够将部队成功拉出来，主要在于陕甘共产党人精心酝酿和创造的好时机。
时机之二――兵变的地点远离反动军阀部队驻地。兵变后，将队伍拉出来时，所在军阀部队往往派遣军事力量追击，试图将兵变的士兵截回。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兵变的地点要尽量选择远离驻军的地方，或者离开驻军一段距离。这样，敌方一旦发现兵变发生，即使紧追不舍，也会因为路程原因难以得逞。西华池兵变之所以选择在西华池，而不是庆阳或合水，就是因为庆阳驻有兵变所在部队的旅部和一个团，合水驻有另一个团，反动军事力量强大，而西华池则恰好相反，参与兵变的高鹏飞所在的一连人枪齐全，相较同在此地的二连战斗力更强，兵变时能完全控制局面;相较庆阳和合水二地而言，兵变部队居于防区前沿突出部位，距离二者几十公里，此外再无其他军阀部队。由于此地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兵变之后，军阀部队即便发现后立即追击，也只能望尘莫及。
三、陕甘地区兵变的失败教训
陕甘地区的共产党人在领导兵变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考察两当兵变、耀县起义、靖远兵变等可以发现，共产党人能够成功鼓动士兵发动兵变，兵变后却在带领部队转战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溃散，由此留下的遗憾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受“左”的错误影响急于求成。1930年代初，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残余还继续发生着影响，军事上急于求成，往往在对兵变的主客观条件缺乏细致分析和研究的情况下，就盲目作出兵变可能成功的判断。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催生”兵变，即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举行兵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
二是转战过程中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够。从实际情况来看，兵变部队毕竟是一支刚从敌军中哗变出来的部队，其中的大多数士兵对于革命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更谈不上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在转战游击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比如，由于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下党组织和红军的接应，部队缺乏粮食、衣物和弹药，日夜行军，广大士兵筋疲力尽;后有追兵，前有民团、土匪阻击，部队缺乏明确的战斗计划，只能被动迎敌。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士兵容易思想涣散，军官满腹牢骚。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部队的党组织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两当兵变中，党组织在组织活动方面经验丰富，但是缺乏战斗经验，面对行军中士兵思想涣散，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沿途被动迎敌，盲目冲打，遭遇到敌人强大正规部队时被迫改变计划，终因走进大土匪的巢穴而失败。
第四，兵变之后没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兵变中，一些兵变部队能够比较多和完整的保存下来，比如西华池兵变，是因为兵变地点距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近，兵变后部队能够很快投入红军或者游击队的活动区域。而有些兵变，在拉出队伍后，距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较远，却依然坚持寻找和投靠红军，以至踏上艰难的转战之路。在寻找红军的长途奔袭中，部队身处陕甘地区沟壑纵横的地理环境，后有追兵、前有土匪，敌方军事力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处于优势地位，本身力量就不大的兵变部队因而很快就失去战斗力，走向溃散。例如两当兵变后，部队从甘肃两当县向陕甘边区转战的过程中，由于前期准备工作严重不足，连一张较详细的行军地图都没有，只能凭着东南西北的大方向瞎撞;沿途情况完全不了解，没有取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红军的接应，完全是孤军作战，行军和作战异常艰苦。过渭河后，屡遭匪团、国民党军的袭击，缺少地下党组织和红军的支援，部队官兵疲惫不堪，终因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而失去战斗能力。
综上所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兵变虽然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为此后的兵运工作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对在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中瓦解敌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10月，习仲勋成功策划和组织驻扎在陕西横山的国民党军5000余人起义，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兵运工作一个光辉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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