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 其他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均请参见谢怀栻：《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及后记，载《谢怀栻法学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页，342页。[⑥] 参见谢怀栻：《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及后记，载《谢怀栻法学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⑦] 参见李胜渝：《北洋政府票据立法论略》，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⑧] 民国七年建制，此前先后为法典编纂会和法律编查会。
[⑨] 在民初的两三年之间，北洋政府迅速完成了二十多部法律法规的起草和颁布。朱勇先生称之为“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的立法高潮”。
参见朱勇：《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序言》，载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⑩]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为此呈文建议速颁票据法。
参见奔文第四部分。 1949年春天江庸北上时，曾专门写信向毛泽东推荐许藻熔。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12] 参见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4页以下。
[13] 王凤瀛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学士，时任修订法律馆纂修；李炘乃教育部选派留日专攻商法的法学学士，时任修订法律馆调查员。其中，王凤瀛在民国法学界颇有地位。
还在民初的时候，他就是著名法学刊物《法学会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从《法学会杂志》第一期至第十期（民国十年到十一年出版），王每期都有一篇以上文章发表，前后共发表了二十九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吴经熊编《法学文选》，即收录了王氏所撰《说研究法律之方法》一文。民国十三年（1924年）二月到三月，《法律评论》周刊第33—39期连载了王凤瀛《起草票据法之管见》一文。
这是民国时期关于票据立法的扛鼎之作。发表后不久就为王氏母校东吴大学《法学季刊》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卷第一期转载。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银行周报社编《票据法研究续编》（民国十四年）也收录了该文。本文参考《法学季刊》本。
[14] 王凤瀛：《起草票据法之管见》，载《法学季刊》1924年第二卷第一期，第1页。[15] 参见李胜渝：《北洋政府票据立法论略》，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
[16] 以后各案（包括正式颁布的票据法）基本上都是沿袭了共同案的立法思想和编制。参见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编）：《工商法规辑览》绪言，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页以下。
[17] 参见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编）：《工商法规辑览》绪言，中华书局， 1930年版，第7页。 [18] 这七个特点是：
（1）无一定之款式。各地不同，同地之间各庄也不同。而且形式简单，易于造假。这些都阻碍了票据的流通。
（2）无确定之种类。流通最广的本票有庄票、期票、存票、红票信票、凭票等名目。支票也有划条、拨条、计条、执帖、上单、便条等名目。种类不定，性质无由辨别，权利义务也难以判断。
（3）无背书制度。中国票据仅仅以交付为转让，让受人仅将让与人的姓名记入帐簿，以为他日求偿。这当是票据不能流通的最大原因。
（4）无承受（即承兑——引者注）制度。我国的照票，或曰见票，或曰对票，或曰注票。
含义模糊，无从判明。但是《上海银行业规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照票只是为验票之真伪、有无纠葛及曾否挂失。
可见照票非承受也无疑。
（5）票据非信用证券，仅仅是代替异地之间输送现金的工具，没有背书、承受等制度，受款人也很少以之辗转流通或请求贴现。本票初具信用的作用，但是上海要求“汇划”，天津要求“面生讨保”。
如果不是熟悉之人持票，仍旧不能立即兑现。所以本票也难以算得上是纯粹的信用证券。
（6）票据非抽象证券。我国的票据虽然没有法国那样的“对价”字样，但是如果有纠纷发生，发行人即可以停止付款。资本关系与票据关系并没有分离。
（7）无拒绝付款之救济。执票人只能将原票退还让与人。
换言之，只能和前手有关系，对其他人则没有求偿权。票据流通越多，安全越没有保证。
这与现代的票据制度恰好背道而驰。请参阅立法院：《票据法草案说明书》，载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编）：《工商法规辑览》，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页以下；王凤瀛：《起草票据法之管见》，载《法学季刊》1924年第二卷第一期，第8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