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关键词]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新史学；史学研究
20世纪初，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之后迅速崛起，并在30年代前后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一热潮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以其精湛的史学研究，出色的史学成就，雄居史坛，为20世纪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拟就此对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作一总结，探求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中的重要地位。
一、新历史考证学对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新历史考证学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开辟并发展了历史地理学、宗教史、民族史、文献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在宗教史方面，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等人皆有筚路蓝缕之功。王国维根据敦煌卷子中发现的《摩尼教经》，撰成《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总结了唐宋时期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概况。胡适对于禅宗的兴趣一直没有中断，相关成果主要有《荷泽大师神会传》、《跋曹溪大师别传》、《〈楞伽师资记〉序》、《跋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楞伽宗考》等。到了晚年，他又撰写了《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并根据敦煌写本校订了《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和《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等。陈垣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缜密的史学考证，对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究，其考证研究的范围包括元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火袄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由此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界中颇受关注的宗教史料考证学派。陈寅恪国学功底深厚，且曾留学多国，精通数门外语，还熟识梵文和不少西域古代语言。其宗教史研究涉及到中国佛教源流、敦煌宗教文献和摩尼教经典考证，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宗教的分析探究等。
在民族史方面，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既继承了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又接受和运用了进化论等西方追求“科学”的史学观点，因而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著作数量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如王国维的《古胡服考》、《鬼方昆夷狁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黑车子室韦考》、《辽金时蒙古考》、《蒙鞑备录笺证》、《鞑靼考》等，皆是民族史方面的精到之作。陈寅恪对蒙古史的研究很有成就，解决了蒙古史上一些长期疑难未决的问题。如《元代汉人译名考》，广引汉、蒙、波斯等多种史料，考得陶宗仪《辍耕录》“氏族条”所列举的八种汉人名称即当时对契丹、高丽等地区内汉人的称呼。《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则是利用中外史料考证蒙古民族起源问题的佳作。陈垣在民族史领域耕耘多年，写出了《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耶律楚材之生卒年》、《耶律楚材父子信仰的异趣》、《萨都剌的疑年》等论文和久负盛名的专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其中，《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影响甚大，白寿彝称赞道：“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9
此外，新历史考证学者在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及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元史等断代史领域，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研究成为“五四”时期以及此后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其他历史撰述的基础。
二、新历史考证学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
中国古代史学有着悠久的训诂考据传统，这是新历史考证学出现的重要基础。但是，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主要表现在其科学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这些方法带来了史料学领域的革命，是新历史考证学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证。
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灵活而独特，主要表现在：一是发挥宋代司马光开创的“长编考异之法”，并运用于历史研究当中，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等，皆准“长编考异之法”而写成。[5]99二是诗史互证。前人虽有以诗证史的先例，但以笺诗和证史会通却是陈氏的重要贡献，如在《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中，他一面以史家手段笺证诗文，一面又按史学准绳利用诗文，以补充史传载记的不足。三是利用各种外文资料证史。由于他通晓多种语言，所以能运用各种外文资料与汉文资料进行对照，从而大大扩充了史料范围。
陈垣注意总结前人在历史文献学工作上的经验，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进而总结出文献学工作的法则。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校勘四法”，这是校勘学史上全面而精辟的总结。陈垣在许多著作中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即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材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6]86如《元典章校补释例》将选取的材料分类部居，加以疏解，为例五十。《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是属于校勘性质的专书，全书5卷，收录材料194条，为例一十。“类例法”有举一端以例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在文献整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新历史考证学对史学研究范式的探索
新历史考证学家因得力于时代所提供的种种条件，不仅在运用大量新史料和汇通中西考证方法上超过传统考证学，而且在研究范式上树立了新的坐标，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研究范式是王国维等人在长期的史学探索和考证训练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法，从而形成新历史考证学的总特征和总传统，并为其发展确定了总方向。
至“五四”时期，西方近代新学理大量涌入，“科学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追求史学的科学化，更成为兼具扎实考证功力与革新意识的史家自觉努力的方向。与许多卓有成就的史家所擅长的研究领域有别，他们的学术风格各异，所提出的理论主张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推动学术的不断创新却是他们共同的动力，这就是治史者应革除主观臆测、迷信盲从，或以琐屑、排比材料自限的旧习，向着史学科学化的目标努力，以求揭示历史的真相。许多新历史考证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西学背景，他们都尝试汇通中西考证方法，为推进史学的科学化做出贡献。其中，胡适反复阐发的实验主义方法，顾颉刚倡导“打破偶像”，傅斯年强调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陈垣为推动建立现代文献学学科所作的努力，都以各具特点的风格反映了追求科学化这一共同的时代取向。可以说，“科学主义”史学发展到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那里，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方面得到了比前人更为独到的理解。正因为“科学主义”史学倡导实证性、客观性、科学性而迎合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播，使得新历史考证学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繁荣。
2.“现代主义”研究范式。较之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新历史考证学在研究范式上的另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已经接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路数，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以史学为中心。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新历史考证学者便不同了。他们的考证中心已转向史学，诚如吴其昌在描述王国维学术转变时所言：“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8]181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与王氏一样，胡适、陈寅恪、陈垣等人的考证研究的中心也在于史学领域。
其次，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但新历史考证学者已开始大量吸取新事物。这些新事物，除了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外，主要包括“取地下的实物”、“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等新史料、新理论和新方法，而这些新事物，恰恰是转移一时史学之风气，引领传统历史考证学走向“新”、走向“现代”的主要助力，也是“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9]247。
3.“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史学所以经世。20世纪前半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迫切要求史学界把精密的考证成果升华到理论高度，从而帮助政治家们揭示现代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之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反映当时的史学动态说：“以前所谓史学只达到事实的表面，现在应该探求它的核心了”。与此相联系，新历史考证学的选题和研究动机与现实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已经开始摆脱旧考证学的案臼，既有观点上的依托和支持，也有努力避免脱离现实和繁琐考证的偏向，其求真求实、重视材料、讲求“科学方法”的特征，都是突破旧史学、走向新史学的必备条件。历史考证缘于自身的方法局限，不可能囊括史学研究的全部，难以做到对历史的宏观性的理论归纳，但也不宜将考证与理论完全对立起来，没有考证的观点缺乏根基，没有观点的考证缺乏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