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耶稣会；史学东渐
19世纪是世界历史动荡的时期，也是交流的时期，而位于东方的清朝廷还处于大国迷梦之中，传教士作为西方各国的先驱首先来到中国，打破中国封闭的坚冰。这个世纪前期，传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动主要集中在澳门、香港、广州和南洋一带
（1），西方史学也就在这样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开始了艰难的东来之路。
一、西方史学传播的方式及原因
这一时期，传教士传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引进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译书籍、举办医疗慈善事业、办报刊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并传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学传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
刘耕华在《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本土回应》中讲到，从万历年间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康熙初80年多年间，是以认同儒士身份在社会行为上遵循儒士礼仪习俗，在传教著述中认可儒学思想并借助欧洲的科技来佐证西方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取得中国士人的心理认可为特征的“附会期”，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占优势情况下，不可避免采用附会中国文化为主，辅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纪初西方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国，但受“文化传教”传统的影响，仍采用办印刷所、译书、办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潜在的仍是附会中国文化的传教心理。
另外，来华传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传教法”不仅仅受来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强大的排外群体，他们自身知识储备积极的反应，可以说传教士同时拥有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其行为不可避免有一种超越宗教传播即文化传播的倾向。
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华夷之辨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用夏变夷”的沾沾自喜心态，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教，为中国之子民，既当尊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
（2）而矛盾的是，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思想界经世思潮盛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接触西方的知识，了解西方的情况来拯救中国。于是出现颇为戏剧的一幕，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却又接受传教士的西学，在这一夹缝中以“知识传教法”传教是传教士的不二之选。
二、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内容
（1）《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编，为最早较系统介绍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简述美国地理疆域、历史、居民、人口、自然状况、经济、政治、宗教、语言、风俗、国防等。《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是这一阶段传入的史学著作中最为系统的一部。
（3）《贸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页，附一海图。郭实腊编译。叙述商业史、世界各地商业现状以及与贸易有关之交通运输、货币信用、关税制度、契约等。
郭氏另有《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万国地图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译著，出版后均几经修订重印。
三、西方史学反映的主要史学思想
以上的历史著作既非专门史学理论著作，也不是体现西方主流史学理论观点的典型作品，但作品成书于西方史学最辉煌的19世纪，经过传教士翻译修改，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的史学观念主要有：
首先，极力宣扬宗教神意史观，如慕维廉在《大英国志》中便一再宣扬：“做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开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又以之所以盛衰开降之源于上帝。上帝之手布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时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
（3）这类著作中出现的神学史观与西方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史学观念极不协调，传教士认为万事皆决于上帝，这与中世纪的史观很相似。
其次，西方与东方平等论。这一时期史学作品多以叙述介绍性质为主，目的让中国了解西方，消除排外意识。1833年6月，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4851）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创刊计划书》中写道：应通过出版物的宣传，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以“消除他们高傲的排外思想”
（4），次年11月广州成立的有传教士参加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也设想以这种方式，使中国人在“智力炮弹前让步”
（5）。但是这一时期传到中国的史著水平不高，基本上是对历史泛泛介绍的作品，史学理论介绍涉及较少。
四、中国人对西方史学的回应
19世纪前半期传教士对西方史学的介绍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从中国史学发展角度看，它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大量传入的序曲，给中国史学反省与重建提供了机会。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他更是为国人敲响救亡图存的警钟，开阔了知识分子眼界。
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历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
（6）。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国史地研究都处于发展阶段，西方史学的传入推动这些史学研究活动的开展。道咸年间，研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的，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姚莹的《康纪行》等。
这一时期清王朝还处于“天朝大国”迷梦之中，对国内外危机束手无策，史学传播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由传教士进行的，它不仅带有基督教文化传教的传统特点，又由于时代特征及历史文化的传播特点而区别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