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避讳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所特有的现象，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代书籍，为历史研究带来诸多不便。然而，利用避讳学则可对古书中的年代、人物、地名、官名、书名等进行考证，解决古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避讳；避讳学；考史价值
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1]1避讳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起于西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绝于民国，绵延两千余年。早在孔子作《春秋》时，就“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当时只是对其生平事迹隐而不谈，后来逐渐演变成对所尊者的名字也加以避讳，即凡遇与所尊者名字相同的字或者读音相同的字时，须用改字、空字、缺笔等方法来避讳。避讳由最初的对他人表示敬畏之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专制特权。我国古代的避讳主要有国讳和家讳两种，国讳是针对历代帝王的，适用于全国范围；家讳是适用于个人家庭内部的。避讳所涉及的范围及其广泛，不仅是人名、地名、官名，甚至是日常生活用语、物品、人的行为，均需要对所尊者的名字加以避讳。因此，古人在写书或者校注前代书籍时，为避国讳和家讳而对书中的人名、封号、谥号、年号、干支、地名、书名、官名、物名等进行改写。从而造成了古代书籍内容的混乱，有的书甚至被改得面目全非，为后世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
因各朝避讳的字不同，则书中避不避此字就成为了一种考史线索。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线索对古代书籍进行校正、考证史实。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1]1避讳学不仅是历史文献学的一门专学，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把利器。如果能掌握好避讳学知识，不但可以解决读书时的障碍、解释古书中的疑问，而且还能对历史进行考证、还原历史真相。
一、运用避讳学考证年代
中国古代的纪年方法主要有干支纪年和年号纪年两种方式。如果干支、年号中有与所尊者的名讳相同的字时，也是需要通过改干支、年号来避讳的。我们在读古书时有时会看到“景午”、“景申”等词语，如果不懂得这是因避讳而更改的干支，就会产生诸多疑惑，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为了避讳而更改干支、年号，为历史纪年、断定年代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然而，我们可以用避讳学知识进行考证。
唐高祖的父亲为李，故唐人把与“”同音的“丙”字改为“景”字以示避讳。修于唐代的《晋书》、《梁书》、《陈书》、《隋书》等八部正史中，凡遇“丙”字，皆改作“景”字，又因丙为天干之一，故对后人读书治史带来了不便。虽然我们现在的点校本已进行回改，但也有回改未尽之处。例如，在《陈书・高祖纪》中有“景午，崩于璇玑殿”、“景申，葬万安陵”的记载。《陈书》修编于唐朝，所以“景午”应为“丙午”、“景申”应为“丙申”。点校之前的《北史》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帝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庚午，合三百七载。”翻阅史书可以得知，开皇六年（586）是丙午年，距离太康元年（280）正好是307年。书中的“庚午”本作“景午”，后人不知是避讳，而以“景”与“庚”读音类似故而改作“庚午”。现行点校本已经改回，即：“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帝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2]1177《文苑英华》卷839中，有“维神龙二年，岁次景午，夏四月甲戌朔二十三日景申”句。神龙是唐中宗的年号，从避讳学出发，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景午”应当是“丙午”的改写。五代梁太祖朱温为避其曾祖（茂琳）的名讳，而将干支中的“戊”改作“武”，在后世的书籍中也多有遗留。1851年是辛亥年，太平天国初立，认为“亥”音不吉，改为“辛开”；1853年是癸丑年，改为“癸好”。
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年号也为治史者校正年代造成了很多不便。在《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中有“晋崇宁起居注十卷”，然通考晋代，无此年号。钱大昕从避讳学的角度进行考证：唐玄宗讳隆，改东晋年号隆安为“崇安”，唐肃宗因厌恶安禄山而对与安名字相同的字词避而不谈，遂改“崇安”为“崇宁”，所以，新唐书中的晋崇宁应为晋朝年号隆安。宋人为避仁宗赵祯名讳，而将唐太宗贞观年号改为真观或是正观，将唐德宗年号贞元改为正元或是将“贞”字缺其末笔。
不通避讳学，在读史书时如遇到这类问题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掌握了避讳学的知识，便可以用来考证史书中的年代，解答一些疑问。
二、运用避讳学考证人物
历代史书中，因避讳而对历史人物的姓氏、名字、封号、谥号加以更改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在史书中会出现一人一史前后异名、一人异史异名、一人数名等问题，为治史工作带来诸多麻烦。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子某最长，纯厚仁慈，请建以为太子。”[3]420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故而写史时须避先帝名讳，因而，此处的“某”是指汉文帝的太子刘启。《隋书・贺若弼传》中记载：“陈将鲁达、周智安、任蛮奴……以劲兵拒战。”[4]1344而在《陈书》记载中，率兵抗隋的则是鲁广达、周智安、任忠。用避讳学考证可知，鲁广达和鲁达是同一个人，任忠和任蛮奴是同一人，“广”和“忠”是隋朝的国讳，故这一现象是避讳导致的。韩擒虎是隋朝著名的大将，然而在《隋书》、《北史》中却找不到关于他的记载，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一个叫韩擒（或作韩禽、韩擒武）的人。考其事迹可知，他们是同一人，即韩擒虎。魏征、房玄龄等人在修史时为避唐代先祖李虎的名讳，将“虎”改“武”，或是将“虎”省略空一格写为“韩擒”，后世在翻刻时不知空格是代指“虎”字，而去掉了空格，与下文连成一片，就成了“韩擒”。《隋书・经籍志》载：“史记音义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4]953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则记为“史记音义十二卷徐广撰”[5]1988，《宋书》中记载的也是徐广撰。徐广字野民，避隋炀帝名讳而在《隋书》中以字行，称徐野民，而唐人为避唐太宗的名讳而将徐野民回改为“徐广”或者是被不明就里的人写做了“徐野人”。
三、运用避讳学考证地名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地名的准确与否会严重影响到历史研究。然而，史书中有许多地名是记载不清楚的，留给我们许多疑惑。
《后汉书・张奂传》记载：“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渊〕泉人也。”）下有小注：“酒泉县名，地多泉水。今（阳）〔沙〕州晋昌县东北。”[7]2138此处不免让人生疑，酒泉是与敦煌平级的“河西四郡”之一郡，而此处却说是在敦煌统辖下的一个县。阅读《汉志》，敦煌郡下面是设有渊泉县的，但唐人为了避讳而在《晋志》中将“渊泉县”记作“深泉”。
《隋书・地理志》中有“宣城郡下绥安县”的记载，注释为“梁末立大梁郡，又改为陈留，平陈，废郡，省大德、故鄣、安吉、原乡四县入焉。”[4]877《陈书・高祖纪》则记为“永定二年，以广梁郡为陈留郡……割故鄣、广德置广梁郡”。永定二年已是梁末，两条史料的时间是吻合的，但是地名却不尽一致。从避讳学可知，大梁郡原为广梁郡、大德县原为广德县，均是为了避隋炀帝名讳。
《宋史・仁宗纪》：“景二年正月，置迩英、延二阁。”[8]199而在同书卷85地理志中则写作“延羲阁”。延羲阁实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而改，《宋史》中凡遇“”字皆须改避，但在今点校本中均进行回改。地理志中出现“延羲阁”，是后人回改未尽所致。因而，我们在读现行版本的史书时，一定要注意书中有没有回改未尽的现象。
四、运用避讳学考证官名
因避讳而改官名最早见于《左传》：桓公六年，鲁桓公为太子取名时向大臣申征求意见，申答曰：“名不以官，以官则废职。”后世因为避讳而更改官职名称的现象更加常见。
三公自周设立以来，均指太师、太傅、太保，至晋朝时，则改三公为太宰、太傅、太保。“师”是晋武帝的伯父司马师的名讳，故而改“太师”为“太宰”。治书侍御史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官职，史载：“汉宣帝幸宣室，齐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谓之治书侍御史，盖其史也。”[9]738而在《汉书》中出现更多的是持书侍御史，而少有治书侍御史一职，仅在《汉书・百官三》中有“治书侍御史二人”[10]3599的记载。后世流传下来的《汉书》是李贤校注的，所以书中必有许多避唐代名讳的地方。李贤的父皇讳名治，故凡遇治字皆进行避忌，将“治书侍御史”改成“持书侍御史”。《汉书・百官志》是南朝梁刘昭所注，不须避唐讳而更改，因此保留了原貌。
三省六部制是隋唐重要的官制，三省之一的中书省在隋朝时称内史省，是为了避隋祖（杨忠）名讳。隋朝时，六部是吏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而到唐朝，民部销声匿迹。《北史・程骏传》：“祖父肇，吕光人部尚书。”[2]1450人部尚书是何官职无从考知。然而，在《魏书・程骏传》中有“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11]1345的记载。可推知，《南史》中的“人部”实为“民部”。李延寿编修史书时，为避李世民名讳将“民部”改为“人部”。我们现在熟知的户部，就是为避唐太宗名讳而将民部更改而形成的。
五、运用避讳学考证古书名
因避讳而改书名之例屡见不鲜，如《隋书・经籍志》因避唐讳而将《白虎通》写作《白武通》；《旧唐书・经籍志》为避唐太宗名讳而将皇甫谧的《帝王世记》改为《帝王代记》。幸得现行校本已经改回，不然，会带来很多不便。
因避讳而改书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对《春秋》的更改。东晋简文帝的母亲郑太后讳名阿春，故将《春秋》改作《阳秋》。《晋书》中便有“《阳秋》之义，母以子贵”、“依《阳秋》二汉孝怀皇帝故事”[9]980的记载。“春秋”在古代是“史”的一种别称，那么记载某朝历史的史书应叫“某春秋”才是。而东晋孙盛所著的记载晋朝历史的史书却取名《晋阳秋》，令人费解。然而，联系到郑太后的讳名便可知晓。之后，南朝刘宋时期的檀道鸾写书时将其书名取为《续晋阳秋》，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不明就里的进行了套用。
《宋史・艺文志》经类中记载颜师古曾撰“刊谬正俗八卷”，儒林传中则是“纠谬正俗八卷”，翻阅前代书籍未发现有这两本书。查颜师古本传，则可知颜曾撰《匡谬正俗》一书。那么，这三本书之间有何联系呢？从避讳学角度入手，可见《宋史》中的“刊”和“纠”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讳，又因当时未对所避之字做统一要求，所以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现象。
六、运用避讳学考辨真伪
避讳学所涉及的领域几乎是无所不包，只要触犯避讳，即使是日常用品、口头语言也要更改。汉代吕后名雉，故以“野鸡”来代替“雉”；吴越国国主名钱，故称“石榴”为“金樱”；南宋某地方官员名田登，令全城百姓称“灯”为“火”，后演化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掌握了基本的避讳学知识，则可辨别古物真伪、澄清一些历史真相。
据《史》记载，南宋嘉定年间，有人携一“断纹鳞，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的古琴叫卖，琴上有两处铭文“大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斫”、“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岳珂一看便指出琴是赝品，因为琴上的“贞”字是按照宋人缺其末笔的方法书写的。雷氏生活的时代比仁宗朝早二百余年，不可能预测到二百年后的“贞”字会是仁宗赵祯的嫌名讳，而缺其末笔。[13]91
运用避讳学的知识，我们可以更加迅速而准确地鉴别古物真伪、考证事物的真实情况，便于治史。
小结
避讳学做为历史文献学的一门专学，在考证历史年代、人物、地名、官名、书名、辨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14]80而掌握了避讳学知识并能运用于历史考证中，对现在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